谈谈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研究

昨日,一栋把一篇《法哲学、思想史与语境敏感性》的习作发给我,请我提提意见。我当时在外面,立即端起手机阅读。昨天断断续续地想了一段时间,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又想了一些时间。他讨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不好回答,既然让我提点意见,我就凭借自己的一些粗鄙见识也来谈谈这个问题。严格说来,这不算是合格的批评:我对他的核心议题把握得并不好,也并未直接回应他的论证。我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决定不要那么做,毕竟许多问题我暂时还没想好。

一栋在文中关注在法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组紧张关系:注重哲学研究的人可能会因为哲学问题的普遍性而忽略其语境特殊性;注重思想史研究的人可能过于注重特殊的文本而忽略普遍的哲学问题。由此他认为,无论是做思想史研究还是做哲学研究,在坚持问题的普遍性乃至永恒性的同时必须敏感于思想史文本和哲学问题的语境,而既然要做到这一点,又不能太过分强调语境,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中,过分考虑思想史人物在理论之外的“隐微教诲”、时代环境乃至人格心理等等,以至于走上了专注“理论之外”问题的研究道路了。

1.思想史研究

我确实同意在法哲学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组紧张关系。实际上,他也已经指出,这本来就是当代哲学(广义上的)研究中的两条基本的路线:一是注重经典文本和人物的解释和重构,二是注重概念分析和论证结构的重建和发展。粗略地说,当代欧陆哲学和当代英美哲学就表现出这样研究风格的对比。在这两种哲学研究风格中,以思想史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活动背后是这样一幅图景:哲学问题是有可能在一些哲学家那里获得完整解决的,哲学伟人的解决方案不是后来人轻易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哲学史或更宽泛地说在思想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座高峰,对于后来人来说,他们所谓哲学研究其实只是“哲学学习”,没有几个人能够逃脱做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的命运。在一次研读古希腊哲学文本的课上,丁耘感慨,纵观哲学史,只有两个人算哲学家,其他的都是哲学史家;这两个哲学家分别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像丁耘这样浸润在欧陆哲学传统中的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没什么奇怪的,放眼欧陆哲学谱系中的大大小小的研究实践,大到哲学派系、哲学著作,小到哲学课堂、哲学史八卦,无不使人联想到上面描述的那副图景:历史上的一小拨人创造了为数不多的高峰,绝大大多数人在用毕生精力攀登这些高峰。(还可以补充一个材料,我还在豆瓣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书目下看到这样的评论,大意是,阅读黑格尔,才感觉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幼稚园的孩子。)

这副图景很可能是真实的,即使是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实践者也不否认,如果不是说漠不关心的话。

到现在我一直说的似乎是哲学史而不是思想史。本来我们很难将哲学家和思想家分开的。但说到思想史研究,我首先想到的是斯金纳、伯林、施特劳斯这些人;此外还想到的是我自己接受的那些学术训练,比如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卢梭、罗尔斯那些人的研究。我自己的学术(如果它配得上如此称呼的话)旅程就是从思想史研究开始上道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我将如何开始,也不能想象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无法设想,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其他人可以完全避开这条道路。

把眼光放远点,我就发现,在中国的大学中,思想史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都是主流,大大小小的人物沉浸在对“先哲”思想的阅读、解释、重构和引用中,无论这些“先哲”是传统观念中公认的哲学家还是某个学科局部领域中的前辈,都被后来人乐此不疲的引用或者重构,并把他们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说,当做是对于自己的论证和结论重要证据:以前人说过什么,那不仅是我们现在结论的证据,甚至是我们现在的观点本身。总而言之,以前人说了什么,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在许多研究者那里,以前人,不管他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欧洲中世纪人还是先秦人,不管他使用的语言是古希腊语、拉丁语、还是古汉语,也不管我们是怎么从这些异域或古代古语言得到当前所看到的一段段现代汉语的,引证就是了:柏拉图讨论过“正义”,西塞罗研究过“自然法”、阿奎那研究过“理性”,孟子说过“义利之辨”,他们说的都有部分道理,有道理的那部分就是我们当前结论的论证组成部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副景象太普遍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发出类似下面这样的感慨:一个黑格尔究竟养活了多少人。

怎么看待这些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呢?要我说,就真理而言,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实践制造的只有垃圾,毫无价值,只是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堆堆的胡扯八道的废纸。这也算的上是人类历史中的足够奇葩的现象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说和写自己根本不清楚的废话,并且这些废话还养活了他们,使他们成名,并据说指导了实践。如果休谟走进复旦江湾图书馆,并且如果他会现代汉语,他照样毫不犹豫地想把这绝大多数法学理论相关的书都给付之一炬。

我们不必气馁,一栋的眼光里可能根本就没有上面说的那些人,他说到思想史研究时,心理想到的也不是这些寄生于伟大理论中的“理论消费者”。他说的是那些严肃、真诚、有水平的“真正的”思想史研究者。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研究?我如果说,那应当是接近哲学研究的思想史研究,他应该不会反对。光只是了解到理论家说了什么,也许不够,重要的还有他们为什么那么说,即一栋所说的,他们那样说的理由。正如一栋所指出的,研究他们为什么那么说,大概有两种可能的路线,一种就其理论论述本身,即研究思想史上的理论家的著作本身所提供的论述;一种是外在于理论论述本身的,即他们的时代环境、人格心理等等。施派之后,似乎没有人再这么简单以为,先哲们说的都是大白话,都可以被翻译成一个个的陈述句乃至命题,正像有些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分析哲学家所做的那样。

老实说,我对这些高水平的思想史研究涉猎并不多,特别是最近一年来,我已经暂停了思想史研究。在我正式进入有关哲学研究的讨论前,请允许我预先声明,我无法在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因为我没有清晰的而且是其他人也能接受的有关思想史和哲学的本体论,而且我相信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本体论。另外,在此之前,我要总结一下我对思想史研究看法。

首先,我们这些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都多多少是从思想史研究启程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一定是先了解前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为何那样说,才有了自己想法的,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内涵。其次,就严肃、真诚和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而言,思想史的学习给我们提供的也无非是语词的联想,不论我们是通过多少道手续得到的那些理论词汇,我们所获得成果最多也就是把这些来源各异的词汇归类到我们自己语言中某个或某些词汇下,然后当我们想到比如“正义”时,所有在思想史材料中的出现的“正义”一词都成为我们联想的支点。如果把目光投向那些专研思想史的理论家(分析哲学家愿意称这些人是历史学家),他们所能做的大部分工作依然是靠着语词联想,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就需要单独讨论,但将远超本文的主题了。

顺便说点题外话。我们靠着语词联想,以为在谈论思想,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再用这些混乱的语词命名这些实践,然后反证我们的思想。我们在思想和实践之间分不清彼此了。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不会感到特别的断裂,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那样一种政治制度,为什么我们走过的历史是如此那般的而不是别的样子的,这些问题可能在一瞬间击中我们的良心,但我们很快就进行防卫:如果说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那社会为什么还在这样多少有序地运转?我自己就时常有这个困惑,我确定大多属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都在胡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得很好。我于是可能关心,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还做得很好”。我们成功了吗?!谁说的?是我们的理论告诉我们的。一笑。

2.哲学研究

现在来谈一下当代哲学研究的问题。一栋在文中指出,当代分析哲学路向的研究偏重对概念的分析、论证结构的训练、重构、拓展。确实,他们不太注重经典本文,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就已经算古代哲学家了,此外就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这些人,更多引证的还是同时代的同行们的论文。随便翻开分析哲学风格的教材和论著,你可能会发现一串串前面被数字标记的命题和逻辑表达式。甚至也几乎没什么引证,通篇都在谈论对于某些概念的区别和概括,对于某些命题的重构和拓展。正如一栋所指出的,分析哲学传统认为哲学可以像科学那样累进成果,最新的文献都旨在在重构以往命题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正、拓展从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惜这幅图景他描绘得还不够使我满意,我担心有些读者未必能够明白他的深意。

我们知道,当代西方哲学有两大支流,一个是欧陆的现象学传统,一个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后者本来也有两大支流,即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进路。此外,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融合,此间还分化出许多特别专门的哲学研究,比如语言哲学、数理逻辑、形式语义学等等,他们都已高度专门化。就大的方面而言,还可以看到自然主义(或者说物理主义、物质主义,尽管这些名称所指示的思想观念不尽相同)和心灵主义的对抗,前者站在拒绝欧陆现象学的立场上继续沿着弗雷格、罗素等人开辟的理想语言进路发展现代逻辑,并发展出自己一套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方案,后者逐渐从单纯地分析哲学中分化出来,籍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成果来回应欧陆现象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比如“意向性”问题、内涵问题、心灵的本质问题、心身关系问题等等。

这幅轮廓过于粗略。不过我想重点指出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以后的当代哲学,无论是欧陆现象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都是哲学的认识论转型之后的研究类型,只是路线不同而已。认识论转型,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勃兴而对哲学活动本身提出更高更新要求的必然结果。对笛卡尔、休谟等人来说,信念的可靠性是第一哲学最为关心的问题,单就这一点来说,难道就不足以使我们醒悟,哲学研究对于我们的任何理论研究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吗?在19世纪,天才的皮尔士认真研究了笛卡尔的怀疑主义,贝克莱、洛克、休谟的经验论,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之后发出这样的呼吁:澄清我们的信念。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信念,如何明白我们自己的谈论,这成了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这些我暂时不能太过深入探讨。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当代分析哲学。当代分析哲学的基础仍然是经验论的。贝克莱、洛克和休谟等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把经验作为我们知识和信念的基础。休谟发展出的一套关于“印象”和“观念”的体系足够的简单,但又足够的强大,催生了人们对发展出一套足够清晰的逻辑学的信心。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出一点,即在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中已经有了语言哲学和现代逻辑的先声。休谟在谈到抽象对象时称赞贝克莱关于语词和对象的一个观点是“近年来哲学研究中最伟大的发现”,这就是,人们最初把一些观念赋予某个名称,然后把这个名称传达给别人,此后人们只是按照类比继续把其他相似对象归到这个名称下,以至于它被看作是抽象概念——后来人逐渐忘了这个名称最初所表示的只不过是一批具体的对象。贝克莱的这个发现,包括休谟后来的发挥,即起初是获得印象,然后变成观念,观念获得一个语词,然后人们根据印象或观念之间的相似性做归纳,以至于使得这一语词的内涵逐渐丰富,能够适用于这个语词所在的某个逻辑规则的对象越来越多,我们的认识活动就这样被一定程度上清晰确定起来了。说它清晰是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归纳的,它并不预设任何的整全“一”,不预设任何本质存在;任何对象,不管它多么复杂或者看起来多么抽象,都是归纳的结果。这个体系的简单性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但可以说,它至今都未被主流分析哲学家们偏离,只不过是后者对印象或观念以及类比推理的研究大大扩展了,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现代逻辑,尤以弗雷格开创的谓词逻辑为代表。

密尔的逻辑体系就是直接受休谟哲学启发的产物。我认为,这个体系已经足够日常所用,我们这些不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本应当重视他的体系。然而密尔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传统逻辑学许多框架,并且被当时的许多前卫的哲学家斥为心理主义的。心理主义的逻辑学最大的弱点是把逻辑原则寄托在无法控制的联想之上,没有摆脱暗箱般的心灵。皮尔士自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的实用主义恰恰是要避开心灵这个暗箱,从可见的外在行为来评估信念。不仅如此,当时的许多人,德摩根、布尔等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数学来说明逻辑规则,这给了许多哲学家以强烈的启发。皮尔士对发生在欧陆的这些新动向很熟悉,他自己还尝试发展出了一套符号学和逻辑系统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弗雷格和罗素。他们当时独立开展如下研究:用逻辑还原算术,而所使用的逻辑技术则是集合论的。尽管他们后来发现把算术完全还原为逻辑并不可行,但却鼓舞了他们将已经取得地成果应用到一般哲学问题上。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讨论的太多,有许多哲学家已经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比如达米特的《分析哲学的起源》和艾耶尔的《二十世纪哲学》,还有大大小小的哲学史文献。

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第一,当代分析哲学是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特别是弗雷格等人发展出的谓词逻辑,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当代分析哲学家才有可能把哲学研究变成一个积累性进步的事业,如有些哲学家所承认的那样,是一种“零敲碎打”的工作;第二,当代分析哲学的基础是经验论的,离开经验谈论我们的信念和知识一般来说会被认为是无意义的,除非你有能耐证明自己并没有脱离经验。(这必然也是遵循休谟的教诲的,即我们尽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任何事物,但我们的心灵是有充分地现实感的,因为从未被我们感知的对象与曾被我们感知到的对象带给我们的印象或观念给心灵的感觉(feeling)毕竟不一样。)

由于当代分析哲学紧紧依靠现代逻辑,而现代逻辑与数学(包括数论和集合论)紧密相关,使得哲学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研究变得更加暧昧。对数学真理的推崇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而据说柏拉图应该也是毕达哥拉斯的死忠。更不用说在近代科学勃兴的过程中,在伽利略、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科学研究中数学发挥的无可比拟的作用了。在罗素和弗雷格活着的时候,哲学所呈现的总体倾向是以现代逻辑改造自然语言,以至于可以进行自然演绎。对自然语言的轻蔑是有目共睹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维特根斯坦在早期也加入到打造理想语言努力之中。哲学的语言转向骤然兴起,那时候的精神就是全面审视我们的自然语言,用现代逻辑来改写它们,以评估它们的论证和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转向,以下这一点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和悖论是以对语言的错误和混乱的使用而产生的伪问题和无意义的花哨;通过对语言的使用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消除这些问题而解决它们。目前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外国思想史研究中,有多少问题是因为翻译和用语的错误、混乱本身导致的虚假问题?我斗胆猜测,应该占绝大多数。

澄清我们的信念和分析我们的语言,可以认为这是经验论哲学提出的一个总要求的一体两面。理论毕竟是想对事物有所言说,但理论本身是以语言来承载的。研究观念最恰当的途径就是我们的语言。在这一点上我忍不住要吐槽,纵观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多少人还在英美人一百年前语言哲学转向之前的那种理念下从事理论研究的?几乎全部。如果你是一个了解语言哲学在这方面的一些成果的人,了解到那些对于英美理论研究者来说已然是耳濡目染的常识,你能有什么信心指望这帮人把社会科学做好?他们还停留在,不管什么语词,总要有所指称,语词和事物完全混沌未开的阶段。他们也还停留在这样的阶段,比如当讨论“正义”这个问题时,把罗尔斯的《正义论》看作是古今中外对就在宇宙中那儿的(甭说“它”有多复杂,也甭说它是不是看得见摸得着,反正是以某种方式“就在那儿”,不可能在宇宙之外)那个我们汉族人叫做“正义”、他们英美人叫做“justice”的东西的诸多相互竞争的著作之一种。扯淡的还有那帮子搞计量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就跟没听懂主子的话就忙着去跑路的奴才一样的傻*,学点三脚猫的理论大杂烩就要去做所谓的实证研究,笑死个人。

当你到处看到人们天天在一本正经地说什么“思维”、“分析”、“方法”、“概念”、“逻辑”、“经验”、“理论”、“实践”,却根本又说不清楚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时,也就说,他们根本就说不明白自己所谓的研究活动本身,还指望他们能依靠这些活动捕捉到什么事物来?我们的要求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太便宜那些做社会科学理论的人了,使他们未受任何当代哲学训练就赤膊上阵,妄图空手套白狼。

哲学当然重要,而且无比重要。在此我愿意表明我坚定的立场,也是一栋所教诲的,即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者都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对于特别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比如我们的法理学研究者),他们本身就应该努力做哲学,对他们来说,哲学不是与他们自己的学科分庭抗礼的一门学科而已,而是他们智识活动的日常。我们不是对哲学研究强调得太过分了,而是强调得远远不够。当强调得不够时,就容易使许多人只是在思想史研究的一段走马观花的过程中以为自己掌握了理论。思想史研究理论家说了什么,但问题就在于,没有哲学,我们恰恰不知道如何确定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哲学决不万能,甚至作用有限,但没有哲学的社会理论研究者只能永远在学术殿堂大门之外徘徊,连门儿都摸不到。

按照我上面对当代分析哲学的一点勾勒,我想我对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关系多少也可以谈论一些吧。在此之前,我预先声明的一点是,我决不认为当代分析哲学能够代表真正的哲学研究活动,何况本来就没有关于什么是哲学的公认的本体论。我也不是说,非经验论的哲学就是歪门邪道。在哲学理念上,允许我们有所偏爱,也许这只是风格的问题。我不看黑格尔照样可以研究法哲学,但我如果不看德沃金,却会感觉特别遗憾;我也不觉得《法哲学原理》比《法律帝国》更重要。

我们前面说过,一般来说,思想史研究最大的做用是给我们提供语词进行联想。思想史研究不是哲学研究,更不能代替哲学研究。如果你偏爱分析哲学进路的哲学,就会更加赞同这一点。由于分析哲学的经验论取向,像黑格尔那样的哲学研究,以及许多其他思想史的论述都因为没有经验可供检验而变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研究哲学的技术和风格也与思想史大不相同,现代逻辑研究并不是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纯形式的,正如他们在不懂什么是“形式”和“意义”的情况下误以为数学是纯形式的并且可以是无意义的,而是特别注意我们是如何谈论这个世界的;而与之相应的语言哲学,特别注意区分语词和事物,小心提醒我们研究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如何谈论世界的问题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转变为形而上学和方法论,但它后面有数学作为支撑和最终的检验场,而在不远处就是科学的主峰与之相望。这些都不是一般来说的思想史所能很好地提供给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当代分析哲学带给我们的勇气,即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问题本身,直接思考事物本身,而无需去管别人是怎么说的。当代分析哲学的写作风格一向是,说我自己想明白的话,别人说什么一般来说关我屁事。可以说,对于智识不高的人来说,从事分析进路的哲学研究,可以带给他足够的智识快感,因为他被允许写出自己真正想明白的问题,而不是如履薄冰地把先哲的话反复掂量,一定要使那些话成为自己的信念一部分。

我们有前人一样的感官,有我们自己正在发生的实践,有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靠着这些直面问题本身,那样得来的理论,能够真正得到检验。我们的抱负没那么大,即写出多数人看不懂的东西,反而是尽可能写出其他人都能看懂的东西,然后等待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而他们的批评是足够现代的,因为我们都是共同处于这个时代的。

3.未尽的话

关于哲学普遍问题、语境和一栋所说的罗尔斯的例子,我还没有说些什么。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倒是在前面说过一些,尽管不是很多,但已经足够表明我的主要观点了。说到哲学普遍问题,我想到的是在一个整全理论中所蕴含的本质性问题,但它们所以被认为是本质性的,也只是因为它们是被那个整全理论所蕴含。任何问题,只要是真问题,只要被恰当地提出来,就已经同时有了答案,因为一个真问题,一个被恰当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整全理论中得到说明和回答的。有一点我必须指出的是,谈论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或者一个单独的语句是否错误是没有意义的,任何问题或语句的恰当性和正确性必须要由蕴涵它的理论来回答。这就是为什么说,轻易谈论理论家说了什么是不靠谱的,我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最多是创造性的解释,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说明。至于语境,我马上想到的是语言。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态度,即我认为语言是我们所说的语境最天然的边界。不同的语言对我们的世界可能有一套不同的谓述方案,或者人们喜欢说的概念图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自然会怀疑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但只是这样想还是不够,但限于篇幅我现在也只想谈到这里了。要继续探讨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特别具体的哲学问题,我想,这应该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2019/9/30
江湾

@2019-09-30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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