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的新归纳之谜(续)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梳理了古德曼论证上的一个难点,即他提出的grue谓词。在那里我说,在归纳中引入grue谓词是动机不明的,由grue谓词的引入展现的归纳难题的根源在于它以一种反事实性问题的面目出现,而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还自己设计了一个我认为是实践中的类似grue那样的谓词是如何被引入的一个场景(也就是昆虫的“变态”);因而我认为,古德曼所说的那种归纳难题似乎是他自己有意制造的,而休谟关于归纳推理的论述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但是,我错了。我没有很准确地理解grue在整个论证中地性质和地位,尽管古德曼自己要为这种错误负一点责任,因为至少在3F这本书里,他只是想展现其中的问题,而不是给出方案。

为了说明grue谓词的引入的反事实性,我曾总结说:

在事物A实际发生事情t之前,事情t不会成为真正困扰我们如何看待事物A的东西;而在t发生之后,去问一个在此之前如何看待事物A的问题,t并不会被消除,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问一个反事实性问题没有意义,世界已经迈出新的步伐。

加上我后面举出的关于“变态”昆虫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确实经验过grue谓词所指示的那种情况之前,我们没有动机引入这个谓词,就像在人类发现某些昆虫的变态性质之前,没有人有动机引入“变态”这个谓词。这里说没有动机而不是说没有理由,我的意思是,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引入类似的谓词,例如在我的那个例子中,生物学家很可以发挥其想象力,那样的生物不难想象;并且如果他对这个想象认真起来,以致把它上升到一个假说,则尽可以去作进一步的观察来验证它。我只是说一般而言我们缺乏这样的动机。

休谟对归纳推断的论证中所强调的一点是,心灵是依据过往经验中展现的规则性建立起一种习惯的;如果只是一种随意的想象,缺乏经验的支持,那么心灵虽然可能想到那样一种可能,也会缺乏信心,以至于不能建立起习惯来。如果有人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即使我们已经经历了某事物的一亿次重复,那么第一亿零一次的结果仍是不确定的,就是说,之后仍有可能是中断重复的。这个意见如果仅仅是说,心灵在建立起该事物将继续重复的可能的预期之外,还承认那样一种可能,这没有问题;如果它要进一步提出,后面那样一种可能,在逻辑上是没有障碍的,就是错误的。在后一种意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所谓逻辑的真和形而上学的真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的模态逻辑的发展的一个成果。可是我们要注意休谟所说的逻辑的性质:在当前的问题中,逻辑是由心灵的习惯来说明的,而不是相反,习惯是由逻辑来说明的;这就是说,逻辑的根源并不神秘,也不超出经验,凡是能够凭借经验而在心灵中建立起习惯的事物,心灵就认为那些事物是合于逻辑的,逻辑的根源不是概然性,而是概然性的强度,而这种强度是由心灵保证的。

我原先一度想到的是,grue这样的谓词只是根据那种对逻辑的错误理解而提出的。如果仅仅在概然性的基础上谈论逻辑,就会没有什么不可能;因而我当时所解的古德曼所谓新归纳之谜想要提出的问题就在于,他认为休谟对于我们在归纳推断中所凭借的那种规则性没有提出准确的说明,为什么凭借过往的经验,对一种概然性的预期大大增强了,而另一种概然性则不是;进一步地,为什么事物的一种性质被提出来,另一种性质没有被提出来,比如说袋子中的玻璃球是绿色或蓝色的性质被提出来,而它们是grue的性质没有被提出来。古德曼不否认休谟论证的总体方向,他仅仅是不明白在“心灵依据过往经验的规则性”中发生的事情详细情况是怎样的,所以他才抱怨说,仅仅是说有规则性但又没详细说明是怎样的规则性,这种说明是空洞的,就如同向我们报告说只有一种几何图形的面积等于底乘以高,而并不说这是什么图形是空洞的一样。

我当时对古德曼的批评是,他提出的问题是恰好是反事实性的,问我们在t时刻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grue这样的谓词,或者即使想到了为什么仍然选择投射其他谓词,并且假设此时我们并没有经验过t时刻之后的事情,而实际上我们已经经验过;在我的例子中,这就等于去问那个已经发现变态昆虫的生物学家,在他发现之前为什么没有提出昆虫有那种性质,或者为什么即使提出了但却坚持对这些昆虫给予“毛毛虫”、“飞蛾”的投射。这是故意刁难,如果我们理解休谟对归纳推断的论证,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个假问题。

古德曼真的错了吗?在这里,我错误地以为,在我们的归纳过程中,“某物”(something)是确定的,正因为我们能够把握它以及其他事物,我们才会说它的重复或与其他事物的附随现象,并在这些基础上总结规则并得出归纳推断。古德曼的疑惑在于,他觉得这并不真实。对于“某物”的把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不断变化的;“某物”是什么,与“某物在重复”,这两个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它们也是不确定的。这就回答了动机问题。动机问题的责难是,在我们一向观察到“某物”的出现,并展现某种性质时,我们有什么动机要提出别的性质。

如果在归纳推断中,事物及其重复是变动的,那么我们将怎样整理我们的归纳活动的规则呢?古德曼想要探求的是有效归纳和无效归纳的区别。他的解决方案是从演绎推理那里借鉴而来的。在演绎推理中,有效的推理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个规则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我们常见的证明公式,比如p→q,这样有效的一个演绎推理就是,如果认定a是p集合的一个成员,则按照p→q这个证明公式,必然有在q集合中的一个成员与之对应。有效性并不保证真,即使前提为真;最终的真由p→q这个公式的真予以保证。

古德曼想要做的是,归纳推理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可接受的规则,并且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进行归纳,那就能区别有效的归纳和无效的归纳。他把两种推理模式结合起来考虑是有道理的,实际上,p→q这个公式并不是先验的,它所以被人认同,是因为我们在经验中建立了p和q所指示的那些事物的关系。在古德曼把归纳难题重定向为“确证”(confirmation)难题之后,事情就变成,任何一个证据语句但凡只出现一次,就足够我们建立一个假说,而这个假说就表示为p→q那样的形式,比如证据语句S1的出现使得我们建立一个假说,S1→S2(想象这么一个情形,我第一次被人打了一巴掌感到疼,我不需要像AI那样需要等别人打它一百次甚至意一千次才会建立这样一种预期,我会马上建立一个预期,被人打一巴掌是疼的),以后,我们还会有无数的证据语句,它们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假说也或者是被确证,或者被否证。这样看来,演绎推理就被纳入到归纳推理中,作为探究归纳推理过程的工具。

我们会在后续观察到一系列的证据依据,诸如:S3→S4,S5→S6,S7→S8,…。问题就在于,这些语句的前件和后面能否最后被确证为像p→q这样的形式表达的假说,这样,所有证据语句的前件S1,S3,S5,S6…被归入假说的前件p中,后件S2,S4,S6,S8…被纳入假说的后见q中。古德曼尽力展现我们在建立起由一系列证据语句向假说确证的规则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p→q这个假说被确证之前,像S1→S2这样形式的语句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建立已经隐约引用了p→q,而后者恰巧是它们要确证的。古德曼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表明,S1→S2,S3→S4,S5→S6,S7→S8这样的语句自身的依据是双重的:它们预设了一条隐含的规则p→q,但又要依靠别的假说的支撑,而这些假说又与p→q发生联系。

这样,有两点就可以提出予以注意:第一,S1→S2,S3→S4,S5→S6,S7→S8所依靠的别的假说(它们也许各自依靠不同的别的假说,或者共同依靠某些相同的别的假说)必须是与p→q融贯的;第二,S1→S2,S3→S4,S5→S6,S7→S8各自依靠不同的别的假说的情况意味着,我们所经验的世界有着无法忽视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些假说本身同样需要获得类似的确证。这里所说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说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归纳推断中“某物”是不确定的事实。

观察“同样”的现象,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不同的事物;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按照古德曼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Ways of Worldmaking)的说法,是因为我们所依据不同的参照系统,以各种方式构造不同的世界。组合与分解、强调、排序、删除与增补以及变形是我们构造世界的不同手段,其对象是各种正确样式(right patterns)。我们由此形成的各种世界同样真实,并且不能被相互还原。

这里不会详细说明2W这本书中的论证,不过可以讨论下该书第七章“论转释的正确性”第4节“真实性与有效性”一节的一些论证,那里专门就3F的论证做了了许多非常简洁的说明。在说明了归纳的正确性不等于其真理性,也不等于其有效性之后,他说:

归纳的正确性要求证据陈述和这个假设都必须说“非人造的”或“自然的”种类的语言——或者用我所使用的术语,是像“绿”和“蓝”那样的可投射谓词,而不是像“绿蓝”(grue)和“蓝绿”(bleen)那样的不可投射性谓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限定,我们总是发现这些正确的归纳论证会得出无数相互冲突的结论:所有的翡翠都是绿色的、都是蓝绿的、都是绿红的(gred)的等等。(《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中文版,第131页,原文第127页)

在这里,古德曼直截了当地说像grue这样的谓词是不可投射的,他在3F中可没有这么说,而是详细地探讨了green和grue各自可投射或不可投射的各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很容易想象,像grue这样的谓词为什么是不可投射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带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向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投射,无论从袋子中拿出的小球的颜色如何变化,我们过去总是把个别的玻璃球的颜色作为原始谓词,并根据实际情况组合我们对袋中所有小球的描述,比如我们不会说袋子中小球都是grue的,而说除了一个球是蓝色之外,其他球都是绿色,我们没有引入时刻这个项,也不会引入grue这样的奇怪的谓词。

但是,我们在变态昆虫的例子中就会那样做,在那里,我们会将前后变化着的两个现象所表征的对象(毛毛虫和飞蛾)合并成一种生物,并给予它一个单一谓词。我们为什么这么做?部分解释是,我们已经根据生物的某些其他要素决定它们是一种生物,比如根据其有相同的DNA信息这个事实,或者就是凭借我们在持续观察中看到它们脱壳的过程的事实就决定它们是同一种生物。可是,这些被依据的事实本身是如何被决定的呢?它们也要依靠其他某个或某些假说(命题)来做出决定。

古德曼接着说:

关于归纳的任何切实可行的证明,都必须说明是这些推理规则指导了归纳实践,也就是说,必须在规则和实践之间实现一个相互调适,而且必须把可投射性谓词或正确的归纳范畴与其他谓词或范畴区分开来。(第131页)

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重要的结论呢?

(1)我们的任何特定归纳活动,绝不是在任何情况都依据确定的“某物”及其重复出现展开的。

(2)在归纳过程中,“事物”是什么,高度依赖于其他假说(或者说某个更大的体系),我们在那些假说或更大的体系中如何做的,虽然远离当前的问题,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它们,相同的问题也会显现。

(3)要决定我们当前的归纳推理的正确性,就必须将当前归纳所试图建立的假说与过往的实践进行参照,我们过往的实践约束了当前归纳活动的边界,比如,如果我们从未投射过grue这样的谓词,我们就最好不要把当前的归纳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尽管它也是一种相当有道理的(或者相当有可能的?)组织当前事物的方式。

(4)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古德曼在3F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当要到实践中寻找归纳的规则,并将我们试图建立的规则与我们的实践相互参照,两相调试。

为什么过去的实践对于真理及正确性如此重要?古德曼认为,可以说我们的所有实践(包括科学实践)都与艺术实践类似。不但有指谓、表征、象征、隐喻世界中已经被确定或隐约之中被探寻的某物的的艺术作品,还有本身并不指谓、表征、象征或隐喻某物的作品,但作为一种例证,一旦出现就使得当前的世界改变了,在这里,不是什么东西被发现了,而是什么东西被发明了。不但是在艺术中,在我们的科学实践中,在任何其他日常实践中,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我们实际决定了存在某种事物,世界就由于这个事实而被改变了,就像一棵树长出了新的分岔,这个整棵树就不一样了,新的可能也就产生了。正如古德曼在2W中对3F的一个粗略说明所说的那样:

可投射性的一个首要因素就是习惯;在同样完全有效的假设发生冲突的地方,我们通常会选择拥有更牢靠谓词的那一个假设。显然,我们必须为进步留出余地,为那些新颖的组织——它们做出了或解释了新的重要联系和区别——的引入流出余地。……归纳的正确性要求所投射谓词的正确性,它会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132~133)

所以,就我们当下研究的任何问题而言,考虑到什么是事实或现实的时候,“相互对抗着的惯性和创造性”这两种因素都会被反映。也许我们能说有一种对我们漠然的(indifferent)基础世界,但不能说有一个标准现实世界,等待我们去“发现”。我们既是努力做出适合(fit)某个世界(那是我们当前认识体系的相对稳定状态所呈现的世界)的认知和实践,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世界。

2019年7月24日
江湾

@2019-07-24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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