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重要吗?

我在上一篇文章的写作中遇到许多困惑。有些是关于我自己为那个题目所做的工作本身的,有些则是在这个工作内部遇到。我到现在还不能弄清楚这些疑惑,所以除非为了表面上的完整,我没有必要把他们连贯地写出来。

1 逻辑问题重要吗?

在我所做的那个略显滑稽的模仿的逻辑分析里,我意识到这方面工作有肤浅和无聊的危险。但我们如果把“恶法非法”或“恶法亦法”看作是关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的争论,逻辑问题就很重要。我们是怎么谈论事物的?对于这个问题,“谈论”和“事物”都重要。从逻辑的观点看,如果“恶法非法”陈述了一个命题,并且这个命题是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有关,我们总要问对象的问题。这个命题里的对象是什么?是“法”吗?“法”是什么样的对象?我们已经有很多逻辑工具有助于处理这个问题。“法”的所指在我们逻辑分析中决不是一个理想的对象。

下面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改革。我们可能坚持认为,一个单独词项(撇开变元不说)从不允许以单词(a single word)形式存在,除非它以“妈妈”、“水”这类形式通过学习复合单独词项之前的原初条件反射而习得的;所有其他单独词项(除了变元)都是作为复合词来表达,并且是以反映它们如何被学到的方式来表达的。(《语词与对象》中文版,第178页)

不少哲学家在争论如何消除单独词项、单称摹状词、属性、内涵对象等等。他们期望得到采用标准记法表达的原子句,这种“句子不包含句子为其部分的那些语句,每一个都由一个普遍词词项组成,它们没有可识别的内在结构,处于由一个或多个变元来补足的谓词的位置。就是说,原子句具有‘Fx’、‘Fxy’等形式,其他语句则通过真值函项、量词、或许还有其他语言手段由原子语句组成”。(《语词与对象》中文版,第184页)

在我们的问题里,关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如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的千万个类似的问题那样,必须得到足够深层的分析,直到我们看到“法律”这个词被还原到更接近我们的感觉对象上来。不是说没有法律这种东西,而是我们必须描述清楚我们说一种东西时究竟在说什么。

与之相对,恶法非法话语似乎把这个清晰的主张扭曲成了:在法律特别不正义的时候,法律不再是法律。 它先在概念层面把法律与守法义务相绑定,然后通过反复诠释法律来回答守法义务问题。(《恶法非法?》)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法律”、“遵守”、“正义”以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到的诸如“政府”、“政治”、“公共强制”、“道德”“、“规范”等等等等都不是彼此独立的单独词项。如果在我的“法律”概念里,包含了“实际被遵守的”要素,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当我们在谈论上述所有语词的所指的关系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地上颜色各异的玻璃弹球,其中一个被一竿子捅到之后如何相互碰撞而改变位置的问题;在后面这个情形中,每一个玻璃弹球碰到别的玻璃弹球都会挤开它,因为所有的玻璃弹球在被送入熔炉之前都不再可能彼此共享任何成分,它们已经是确定的对象,而且是感觉对象;但是,在我们当前的问题里,上述所有的词项的所指都不是这样的。

2 重要的是他们说那句话的实质关注?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是一栋在那篇文章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态度。当我看到他将问题定位到守法问题上时,我甚至感到一阵别样的钦佩。这正是智识敏锐的表象。我同样明白这也是他思考问题时一贯的刻意取向:既抽离于日常的话语(广义上包括人们平常的理论讨论),又不想离得太远。那种失去常识感和现实感的研究在他看来也许只是头脑简单的人自我满足的概念游戏。

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就是你和我,以及所有其他人,当我们观察、思考、言说、写作甚至行动,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明白自己的“意向”(我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指的是,我们意识的内容)的?当立法者起草一份法律文件时,他是在何种意义上明白或者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不能说这只是整体和细节、框架和局部这样的程度问题,甚至不是个记忆问题。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杰斐逊写下《独立宣言》。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吗?什么样的事实?在什么意义上的事实?什么是事实?当杰斐逊写下“自由”、“美利坚”等等任何一个语词时,他那聪明的大脑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自己的确切意思是什么?有“杰斐逊写下《独立宣言》时的意向”这样的事实吗?如果有时间机器,我很想亲自问问那年那月那日那时那刻的杰斐逊本人。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自然而然地观察和思考着我们关注的一切。我们想为那些纠缠于“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人指明一条探寻真理的道路,我们想告诉他们,你们谈论这些语词的时候,你们想到实质问题是某某问题,你们真正的关注是什么东西。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里一些人在试图解释另一些人的意向。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明确的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我们并不确切清楚自己所想,同样,他人也并不确切清楚他们所想;我们对他人所想的解释是以模糊对待模糊的事情。真理在思考自己和解释他人的时候像幽灵一样突然缠身一晃而过,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设想它。

3 害怕被提供对我们的话语的唯一正确分析吗?

或者说,担心碰到一心想要告诉我们“经我分析,你的想法实际上只能是这样的”的傻*吗?

我马上想到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提到文艺作品的解释问题时说,文艺作品的作者有时会接受其他人对其创作意图的解释,尽管他承认在其创作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我认为,当我们确实认识到,我们对自己在任何时刻的所思都不会有完全清楚明白的观念(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找个什么词放在这个位置)这一事实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德沃金的意思。我们并不完全明白我们自己,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我在某时某刻的所思”那样的事实;这个所谓的“事实”是由任何思考它的人的观念提供的,而它最终仍然是一个观念。

尽管有这样的现实,我们从未放弃也从未实际停止过观察、思考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所思、他人的信念、那些不被人为可以思想的物。解释是持续不断的,但它一直是创造性的。我们仍可以对那些争论是否“恶法非法”的人说,你们的实质关注其实是什么某某问题,理由是,你们其实是这样想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解释后会是怎样的反应的。有些人停下来仔细考虑我们的建议,考虑我们对他们的思想的重述更……更正确?更合适?更有用?更真实?“你真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

对任何话语的重释(rephrase)在表面看起来是对该话语的改写,它是更会讲道理的人(包括那些哲学家)对别人的话语的重构。哲学家向他的客户兜售他改写后的结果,这一改写也许显示了原始话语没有成功组织起来的结构,没有明确提到的对象,以及为了说明整个话语的意思而必须借助但没有借助的其他话语。

无论哲学家的客户怎么回应,这都不是说,哲学家对他的话语的意义提供了一份拷贝。对此应有自知之明,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话语的改写,是因为发现它对当前的目的而言更有用。我们应该明白,不止有一种可被接受的改写方案,在不同的场合或时机(在可能世界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他的客户,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改写方案上盖上“最佳”、“完全正确”这样的印鉴。

“认为不能给别人指定意义”,这是对的;“但认为在说话者的心中有一种固定的、可说明的却尚未说明的意义则毫无根据。真正的问题在于,说话者就是对于在目前语境下用S’(我们为说话者的话语S提供的改写)代替S是否令他满意地促进其当前的或将来的活动计划做出判断的人”。“没有必要将S’和S看作是同义语。S’和S的关系仅仅在于,说话人在那个场合正试图借助于S去做的某件事,完全可以通过S’而不是S达到其目的。他如果愿意,甚至可以让他进行这种替换时修改其目的。”(《语词与对象》,156,157)

2019/08/28
南坪

@2019-08-28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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