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不论是在影视作品里还是在史书中，现代人都常常为昏君耿耿于怀。当为古代君主惋惜时，那感觉就好像我们自己如果做了君主，听取贤良大臣的意见一定轻而易举。

听取他人意见真的很容易吗？实际上，我们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就非常容易沦为昏君乃至暴君。拥有一定知识、地位和权力的人，都有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小世界。一些人单单只是因为自然年龄的增长，思想就逐渐封闭，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年轻的时候，我们读书，就总想从中寻找回响。我们在文本中寻章摘句，寻找那些能够回应我们既有想法的文字，而不是关心作者的观点和论证。我们常常抑制不住带入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单纯看看作者到底说了什么。很奇怪，为什么作者说了什么，一定要与自己是怎么想的有关联？

随着知识、地位、权力、年龄、资历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喜欢听到自己知道的，自己同意的。在我们熟悉的领域内，我们可能已经有了一套熟悉的见解。对于什么是优质什么是低劣的观点，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我们不想在低劣的观点上浪费时间。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节约扩大到了那些我们不喜欢、不赞同的观点上，以至于，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低劣观点和对立观点的差别。的确，越是有判断力的人，越是倾向于将自己不赞同的看作低劣的。

想一想我们与其他人交流的真实情况吧。可能我们在学生时代还有一种求教于人的姿态，但是当走出了学校，当逐渐成为一方领域的资深人员、专家学者，我们的姿态就变成了教授于人。教师写论文，想从学界那里获得赞同。如果写不出来文章，就通过教学从学生那里获得赞同。

这么简单说吧，**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我们与人交流，只是为了寻求赞同，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回响**，而不是至少同时从他人那里获得新知或反驳。如果不小心发生了争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会成为本能的行动。

再想一想我们阅读的真实情况吧。我们对每个我们可能碰到的材料先做一番资格审查。如果某些材料的作者与我们的立场对立，如果某些材料的标签或主义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会在翻看它们之前就判断它们是错误的。

比如，如果我们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当我们越过防火长城，我们可能**拒绝**阅读恨国党写的东西。

再比如，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学派倾向，我们可能**拒绝**阅读反对派别的文本。

无论是阅读还是与人交流，都有意无意寻找内心回响和赞成，这种姿态会逐渐使我们与那些我们讨厌的和讨厌我们、我们反对的和反对我们的、我们鄙夷的和鄙夷我们的、我们陌生的和对我们陌生的，隔离开来。

我们就像那光着身子但被说衣服好看的皇帝，变成一个自己世界的昏君。

的确，成年人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外壳来保护自己。获取赞成不只根源于虚荣心，也意味着生计。所以，苛刻一个成年人卸下防备，像一个初入学堂的孩子，对一切充满敬意和好奇，是不现实的。获取赞成本身也是一种进步的动力，那些对别人的赞成或反对无动于衷的人，可能最终也就是一个平庸愚昧之人。

两相考虑，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为了获得赞成，我们不断努力提升自己，当我们的能力到了一定阶段，获得赞成就会反噬我们。

那么，如何避免成为自己世界的昏君呢？方法很简单：尝试接触自己陌生的领域，耐心与自己不赞成或不赞成自己的人交流，尤其对于学者而言，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自己不喜欢或不赞成的立场或派别的文本。这些方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尝试冲破一昧获取赞成、获得回响的牢笼。尽管这说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并不简单。与人交流或阅读书籍是为了获取赞成、获得回响，这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正因为其平凡，当反思这个事情时，会有一点点的惊讶。


与人交流或阅读书籍是为了获取赞成、获得回响，这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正因为其平凡，当反思这个事情时，会有一点点的惊讶。

如何避免成为自己世界的昏君？


对当代英美法哲学，从踌躇满志到心如死灰，这个过程大概也就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虽然必须承认，我从像哈特、德沃金这样的当代英美作家那里中获益匪浅，但愈发觉得，自从拉兹流行之后，当代英美法哲学已经走上了与法律无关的歧途，已经变得精致而贫瘠。这条道路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会消耗年轻人的精力和智力，但却是无花的果实。

国内的当代英美法哲学研究群体可能是国内法学研究者中最自负的一批人了。他们或许是最聪明的，最自以为明澈的，实际上却是最为迷失的。他们自己根本发不出文章了，然后努力在做审稿人时阻止别人发表。他们二手文献读的确实很努力，什么马默、夏皮罗、莱特如数家珍，但仅此而言。有时候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比研究德国法哲学的人还可笑：他们比后者还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国内的欧陆哲学界，如果对康德这些人高山仰止，倒还情有可原，但对马默、夏皮罗、莱特这些坑洼泥淖景行景止，太滑稽了。整个当代英美法哲学界已经被漆黑一片的天空给遮盖。

看看国内几个顶尖的英美法哲学研究者，这些年轻有为者，就会发现，即使是他们，所能达到的程度也就如此。

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穷尽一生的时间，做英美人这些智力游戏的应声虫？

如今国内英美法哲学的环境已经可以用绝境来形容了：所有人经盯着几个英美二流学者的二手文献，在这些巨人面前觉得自己和别人如同蝼蚁，也看不上其他蝼蚁对巨人的任何观察。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发文章时，其他蝼蚁作为审稿人就会突然巨人附身，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确定这些蝼蚁没有看到巨人的伟岸身影；然后，当他们自己试图发文章时，其他蝼蚁对他们如法炮制。

离开这个圈子，有一点或许令人唏嘘：承认自己的无能。当代英美法哲学的这场游戏，总会有人甘之如饴。当你痛斥它是无花果，别人只会笑你是无能狂怒。

或许，我们必须看到，世间有很多游戏，他们与真善美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整个人世间就是名利场。那些说看透了厌倦了这一切的人，就必须承受游戏中人对其失败无能的鄙夷。

我如今孑然一人，没有一个朋友。我仍希望所有人都过好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抱负；希望他们不要想到我，不要注意到我。由于一些因缘际会，有些人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好像我的人格和志向的延伸，成为我过去努力的动机。现在，我更加要希望这些人不要注意到我，希望他们功成名就。

我要努力做好一枝杂草。

2023 年 1 月 5 日


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穷尽一生的时间，做英美人这些智力游戏的应声虫？

无题

这种理论化试图将整个实践视为一种对象或实体，然后探究影响或决定它的其他对象或实体，换言之，这种理论化工作的立场处于实践之外，而不可能是实践内部所发生的事情。

“哲学病”与两种理论化方向

总的来说，如未来无重大变化或回归，当代英美法哲学已经人畜无害、倒行逆施、闭门造车。

当代英美法哲学可能已与法律无关

关于图像有助于学术思考的两个例子。

图像：思想的关键

在这个系列文章中，我提出了读、想、写一体的做哲学的方法。

读与写的教训——为何做哲学、如何做哲学


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最适合读康德？这个问题关系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看书就是坐不住呢？许多人把看书坐不住视为自己性情问题，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内心浮躁导致的。这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误把一个**生理**问题当成了**性情**问题；把阅读带来的**生理**不适，当成是一个纯粹的**心理**不适。

不是每个人都读过康德，但许多人钻研过数学题，或看过其他任何烧脑的理论书，即使这些都没有看过，至少看过书吧。

请回想一下，当初你翻开康德、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的著作，哪怕只是一本普通的理论书时，是怎么样一种状态？你是不是感觉每个人字都认识，但合成一句话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你是否昏昏欲睡，是否焦躁难耐，最终你是否觉得自己不适合读书，因为你性情浮躁，看不进去，坐不下来？

那么，请设想一下，当你翻开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或者打开任何一本抽象的理论书，你的身体处于怎样一种状态：首先，不像拥有华丽富饶辞藻的文学，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的词汇，都是一些平常可见的词汇，但却被用来表达极为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在现实中没有现成的对应物，需要把神思引向宇宙深处来设想它们的样子和彼此的关系；其次，面对这样一些抽象的语词，你必须以某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在头脑中建立一些图像，这些图像是对这些语词表达的事物的示意，你的想象需要不断地在这些词模糊关联的现实事物和宇宙深处的某种神秘存在之间来回切换；最后，你的头脑中还需要不断联系已经熟悉的哲学文本所牵涉的种种意象。

我说它是一种身体状态，是因为，以上在你思想中发生的事情，都需要你的大脑保持高速运转。这比一般的身体和精神活动都要更严重地消耗你的能量。这么直白的说吧，高强度的智力活动与高强度的体力活动一样，都需要以最佳的身体状态来进行。运动员要想高效率训练，并最终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需要最佳状态。专业运动比赛是人类追求卓越的一种努力。研读哲学，解答数学，钻研理论，也是人类追求卓越的努力；它们和专业运动一样，需要一个人在身体获得最佳状态下进行。

那么，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是最佳状态？你刚从充足的睡眠中醒来，不饱也不饿，周围环境安静，头顶没有战斗机飞过，身体没有重大疾病，此时你可以最佳状态翻开康德了。然后即使这样，你很可能会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后耗散积蓄已久的最佳状态。此时你需要短暂的休息，转移下注意力，并尝试再次回到康德。这时候，你的阅读就不再像一开始那样高效。

一天之中满足这样的条件的时间并不多，最多只有一两次，且每次持续不超过两个小时。然而如果你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打开电脑，点开 B 站，看起视频，即使你饥肠辘辘、整天没有休息，也仍能保持较好的状态。

阅读这项重体力劳动对身体状态的需要被大大低估了。假如你昨晚从十二点睡到今天早上八点，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能一天不休息，持续地在公司写文案、回邮件、见客户、开会，并在晚上九点之后回到家中而只是稍显疲乏。但是，假如你以这样的状态来看康德，你在上午最多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保持最佳状态，剩下时间会是十分低效的次级时间。如果午饭之后不短暂休息，你将迎来更差的垃圾时间。最后，到了晚饭之后，如果你还不短暂休息，你将迎来昏昏欲睡，翻不动康德的无效时间。

即使你每天都保持最佳状态，即使你每天只利用上午或者对你而言最佳的时间段来看康德，你仍然不能连续几个月看康德，除非你只看不想，而如果是这样，你根本没有看康德。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阅读是一项重体力劳动**。它对身体状态而不只是精神状态的要求之高不仅表现在，你需要总量上充足的睡眠，而且需要每隔半天(也就是一个作息时间段)短暂休息，比如在午饭后短暂休息，在晚饭后短暂休息，才能避免下午和晚上成为阅读康德的次级乃至垃圾时间。如果你的睡眠时间总量充足，比如昨晚睡了十小时，且差不多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是如此，你可以作为一个忙碌的律师或期货交易员从早上九点保持工作效率到晚上九点而不甚疲乏，但你不能作为一个康德阅读者这样保持阅读效率。如果没有在每一个时间段辅以额外的短暂休息，特别是如果你在饭后就直接端起康德，我知道你很有毅力，特别勤奋，但很抱歉，那是垃圾时间。没有一个举重运动员会觉得把自己午饭后的消化时间也利用上有助于提高成绩。

我从自己这些年的阅读中经验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我昨晚的睡眠有多充分，如果不是刚刚从睡眠中醒来开始看理论书，我必定会在十分钟之内头脑昏沉，此时，如果我不趴在桌子上进行短暂的休息，而是为珍惜宝贵时间缘故坚持阅读，这种昏沉的感觉就会持续折磨大脑，直到一到两个小时之后消散。

我一直在思考这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按照我的推测：首先，阅读理论书，大脑需要极佳的状态，而没有比刚从充足的睡眠中醒来这个条件更重要的了；其次，阅读理论书，和其他体力和手脑并用的轻脑力劳动相比，需要激活的大脑区域是不同的；再次，每次身体从活动状态进入安静状态，然后转入抽象思维状态，为了激活特定的大脑区域，实现兴奋区域的切换，需要十分钟左右的短暂睡眠；最会，如果抗拒大脑的这种生理要求，那么迎来的就是持续昏沉的精神状态。

对应办法是：在每个作息时间段开始前，**主动休息**。应该不是有很多人像我那样体会到，在每个时间段准备看书前，从短暂的睡眠中清醒后再投入阅读，是多么“神清气爽”。我将维持至少三个小时的高效阅读状态，可以工作到很晚；副作用是，次级时间和垃圾时间被推到很晚，以至于常常导致熬夜。

我希望通过我的这点个人的经验，对那些想要阅读康德，想要解答数学题或想要钻研理论的人有所帮助。**没有什么比睡眠对一个人读书人更重要的了。睡眠是一个读书人一天中最重要的战斗。**一天有 24 小时，满打满算，高效阅读的时间很难超过 5 个小时，大量的时间用来睡眠、吃饭、运动和短暂休息，而这一切为的只是在 5 小时能够看得进去书。

我的书架和硬盘上有很多书，这些是我精挑细选的。我很想读它们，但我的精力有限，良好的大脑状态在一天中是很难建立和维持的。我猜测每个读书人对此深有体会。越是艰深的著作，对于大脑状态的要求越高。想要维持这样的转态来阅读它们，我们不得不极其努力。但是，休息的一个特征是，它不完全是意志行为。我可以在意志的控制下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但我不能想睡多少就睡多少，想什么时候睡着就什么时候睡着。

也正是由于这样，休息成了读书人每天最重要的“斗争”，表面上超过了阅读。我们在各种外部环境和内部状态的变化下努力维持良好的休息状态，探索适合自己的休息策略。然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到的。对于读书人来说，我相信，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只是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读不好书，觉得自己“静不下心”，“看不下去”的人， 应当好好想想，也许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休息对于阅读的头等重要性，或者即使认识到了，却没有能够维持一个好的休息状态，建立一个好的休息策略。


读书为什么坐不住？人们很这可能是误把一个生理问题当成了性情问题，错过了想要当哲学家的机会，或者错过了想要当学霸的机会。

阅读是项重体力劳动

这仍然可能是一个想继续做好学徒而不得的时代。

继续做好西方人的学徒？


## 认真读好手边的书

在即将开始的一个读书会的宣传文章中，组织者 Q 在结尾这样说：

> 读书会的基本原则是，问题-论证主导。不要过多讨论背景知识，除非缺乏这些知识会导致我们难以理解相关内容。不要动辄怀疑作者的深层理论预设，除非能具体说明这些预设对作者当前的论证造成了何种糟糕影响。不要结合现实问题。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关切必须以细致的、专业化的思考为中介，太过直接的关切只会产出陈词滥调。有必要把那些关切悬置起来，先认真读好手边的书。

这一原则有些陌生，甚至怪异。这与一般人对读书会的设想和期待有很大距离。在微信群里，Q 发了一条消息：

> 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熟悉我们读书会的模式。我们就是很朴素地一段段读，然后做段落总结、梳理论证线索。本质上和中学阅读理解是一回事，比较基础，没有很高级的东西。

这一条不动声色的信息，我想，甚至不太会让人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也会被以为是谦虚之辞。

我很早受教于 Q，并在 Q 领读的读书会上得到诸多教训，受益匪浅。写一篇文章，系统整理下这些教训，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

## 为什么要读书会？

读书会是一种有别于课堂的学习形式，尤其受到哲学社会科学人的喜爱。不同于课堂，读书会聚焦于特定的文本，精读并讨论。读书会是一个小团体，亲密和自由，人们只因相同的兴趣而聚在一起，既可以认真读书，也可以结交同好。

哲学社会科学经典文本一般都相当难读，众说纷纭，聚讼不已。自己读，与别人一起读，两者不可相互替代。

首先，自己读的时候，以为自己读懂了，但这种解读是否准确，是否有道理，如果不与别人交流，常常很难发现。其次，听取别人的解读，并与自己的解读比照，特别能够激发思考。此外，面对面的交流，常使我们获得强烈的激情，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我们要迅速、准确而简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要随时准备接受其他人的批评，并迅速和准确地理解其他人的批评，然后与之辩论，这种“智力对抗”，绝不是仅自己读所能获得的。

当然，读书会的教益不仅在于，从与他人交流中增益对文本本身的理解，还在于，感受和学习其他人阅读经典文本的方式、态度和原则。这可能为许多人所忽略。

在读书上，我们可能发现，有的人经常表示自己不理解、 有疑问，但又不能说清，不理解在哪里，疑问是什么；有的人发表观点时，总是漫无边际、浮想联翩、没有止境；有的人与他人辩论，虽然热烈，但总是得到别人“你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的答复；有的人习惯说，“这使得我想起某某著作和作家曾说过”，然后发些感慨；有的人对文本的注意力仅在于某些重点语句或段落，若问他这一段和上一段的之间的关系，这整个一节所论述的观点及其论据是什么，这一章的几节之间的论证关系是什么，则支支吾吾，不知所言，甚至对这些问题不以为然，认为把读书会搞成了语文阅读理解课堂。

很少有人会仔细思考，上面那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败坏了读书会，反而对一种不那么有趣，甚至略显枯燥的读书会形式不以为然，而这种读书会形式，就是 Q 所倡导的“阅读理解式的读书会形式”。

通过读书会，我们不仅能够深化对文本的理解，还能学习别人的治学方法，也许，这就是对“为什么要读书会”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一个好的读书会，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志向，受益终生，而且，它很可能是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

## 读书会：不同人的不同动机

读书会是一群有着不同阅历，带着不同动机的人聚在一起实现的。

有的人是本来就对阅读文本就有深入和系统的理解，想在读书会上将自己的主张传达出去。这些人往往就是读书会的组织者。当然不是所有的读书会组织者都这个动机，即使有，其教育愿望的强度也有差别。有的组织者纯粹是想为其他人提供一个读书交流的亲密场合。有的组织者更多的是将读书会作为一个示范，引导参与者学会阅读经典文本的正确方法。这类人我称之为“教育者”。

同前面一种人类似，有的人对阅读文本也有深入或系统的理解，所不同的是，他们只是想要向别人展示，有时期待批评，尤其是高水平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批评。这类人我称之为“展示者”。

有的人对文本并不熟悉，或者以前只是粗略读过，现在希望能够通过读书会激发细致阅读和激烈思考的激情和动力，从而使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达到新高度。这类人我称之为“学习者”。

还有一些人，他们没什么阅历，但有一腔热情或者模糊的兴趣，希望在读书会上遇到“大佬”。这类人我称之为“初学者”。

最后一批人，之所以参加读书会，只是想凑个热闹，或者结交朋友。这类人我称之为“围观者”。

## “教”与“学”的矛盾

总的来说，读书会的一般宗旨当然是平等交流，但其中仍有“教”与“学”的需求。读书会的成员阅历和动机有异，导致读书会特有的“教”与“学”矛盾。

由于读书会不是课堂，不存在教师-学生这样的两级均质结构。在课堂上，拥有知识和经验优势的是老师，而学生的阅历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双方倒是可以很好把握“教与学”的关系。但在读书会上，“教育者”如果过分致力于传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使“展示者”不悦，但却使“初学者”和“围观者”开心。“展示者”和“学习者”通常喜欢相当专业的对话和批评，这可能使“初学者”感到困难。此外，“展示者”和“学习者”常常否认读书中存在教学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这很容易使得读书会沦为“群魔乱舞”的表演。至于“初学者”，常常要么由于跟不上“展示者”和“学习者”的节奏而焦虑，要么对“展示者”和“学习者”克制的解读兴趣索然。

“教育者”、“展示者”和“学习者”，作为读书会的核心成员，应当有意识的协调不同成员之间因阅历和动机差异产生的冲突。

把读书会搞得严格和专业，不做扩展性评论，这对于核心成员来说，当然是适当的，但对于“初学者”，甚至包括某些核心成员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一种阅读理解风格的读书会，相当克制，把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限制在当前文本范围之内。所谓的扩展性评论，就是引用当前文本所没有提及的作家和文本，来对之解读和评论。坚持阅读理解风格的读书会成员厌恶无边无际的扩展性评论，但这对于开阔“初学者”的眼界反而十分有益。

## 阅读理解与学术阅读

有的读书会，纯粹就是发发感慨，圈圈重点。他们围绕重点语句和段落，想到什么就说到什么。比如当前文本中提到了“美德”，那么各个成员就发动联想，凡是自己所知道的曾经讨论过“美德”的作家和著作，都拿出来讲一下。这样一阵讨论下去，表面上好像丰富了见识，实际上对于阅读文本没什么益处。

一般而言，阅读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所要秉持的原则之一是，**在文本之内来解决我们的疑惑，尽量不要到文本之外的作家和著作中寻求支援**。这有两个主要的理由。

第一，好的文本当然会尽力把重要的问题在当前文本的范围内解决。有的作家会希望读者能够预先了解他在其他作品中就某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最好先阅读那个作品。不过，一旦我们进入到当前文本，那么我们就需要尽量在当前本文的范围内来处理所有重要的问题。当然，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的确是当前文本的问题，但由于不能在当前本文内得到解决，就不是重要的问题，起码不是核心的问题。

第二，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表面上讨论相同概念，其语境和内涵很可能千差万别，根本无法简单拿来参照。学术研究不是名言警句和重点语句集锦。漫无边际地联想，只会败坏阅读。

一个好的读书会，研读方式是极为朴素的，实际上，它跟我们从前的阅读理解训练没什么实质差别。中学时，我们不厌其烦地将文章划分层次、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这些基本的语文训练，不应学完就扔，而应该成为我们后来阅读的基本方法。

许多人所以学问做不好，所以显得浮夸乃至肤浅，部分原因真地就在于，中学时阅读理解技能没有学好或用好。他们拿到一个文本，粗读一番，就只是在寻找触动较大的段落和语句，然后摘抄。他们也可能对这些段落和语句苦苦思考，看看其中的意思和问题是什么，却很少愿意老老实实地做一项基本阅读理解工作，以思考，比如说，如下基本问题：

1. 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要点是什么？
2. 这一段与相邻段落之间，在论证和行文上有什么联系？
3. 这一节论述的要点是什么，这些要点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4. 这一章的论点和论据是什么，在具体的小节中是如何展开的？
5. 这一章与相近章，在论证和行文上有什么联系？
6. 这一本书的主要论点和论据是什么，在具体的章节中是如何展开的？

在我们以最朴素的方法，老老实实地把文章的骨骼框架理清楚之后，接下来才是开展评论的正确时机。理解总是批评的前提。我们的批评也不外乎追问如下基本问题：

1. 作者说了什么？
2. 作者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
3.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哪里是我信服的，哪里有疑问？
4. 如果没有说服我，到底是为什么？
5. 我是否有比作者有更好的论点和论据？
6. 作者的论点和论据，除了当前文本所展示的之外，是否有其他可以援引和参考的资源？

实际上，我们在读书会上不可能有大量时间**评论**文本，读书会首先是**阅读**会。我们的目标是解读而不是评论。一方面是在于，解读已经很难，另一方面在于，评论常常流于泛泛。

尽量在当前文本内部解决我们的问题，具体而言：

1. 如果当前文本就某个问题没有引用(或者没有证据表明作者暗中引用)某些其他作家和文本，那么我们应和作者一样，也不要提及它们。
2. 如果一个问题不是当前文本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没有证据表明作者暗中涉及)，那么这个问题就当前文本而言，对于我们和对于作者一样，暂时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3. 如果我们发现当前文本明确引用(或有证据表明暗中引用)了某些作家或文本，而如果作者仅仅是给出了简单引用提示，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无需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这些作家和文本上，因为作者的行文已经向我们表明，就当前文本的目标而言，这样粗略的了解已经足够。
4. 只有当我们在前一种情况下，不重点讨论所援引的作家或文本，就无法获得顺畅的理解时，才有必要考虑扩展性讨论。

须谨记，读书会的首要目标是精读文本，泛泛而论，既失去了精读当前文本的机会，也无助于深入理解扩展性讨论所涉及的那些作家和文本。

## 表达见解、听取意见和提出批评

恶劣读书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员们没有良好的交流原则和方法。这可能表现在：

首先，**表达见解**方面，会前没有做好准确，所做的概括、总结，所提出的疑问，多是临场组织和发挥。这些人一面说自己有想法或疑问，一面又支支吾吾、罗里吧嗦，不知所云。

再者，**听取意见**和**提出批评**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1. 一心想要表现自己，在别人发表意见时，急于表达异议。
2. 当不理解别人的话时，下意识地要么忽略，要么反对。
3. 直接在他人说完后发表评论，而不是先试图对其重述乃至重构，并就重述或重构征询对方意见后，在双方共识框架内的分歧上，展开评论。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听取意见和提出批评上最典型、最致命的三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导致交流失败，如果成为习惯，还会毁灭一个人的学术品格。

对于第一点，许多人跟别人说话，单纯就是为了告诉别人点什么。此外，他们与人交流居然只是为了表明“我是对”的。这个乍一看朴素的交流态度实则令人震惊。虽然交流中，把自己懂的东西主动传达出去，有助于使原有的认识更加清晰和精炼，这就是所谓的“通过教而学”，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从交流中获得别人的宝贵见解同样重要：认真听取别人的见解，我们已拥有的不会减少，但却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这是一件幸事。

对于第二点，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不理解对方观点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基本情况有二。第一，对方确实错了，以至于他如此坚持这个错误的观点，的确使我不能理解。第二，对方并没有错，而是我们错了，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识还无法达到那一层次，的确也不能理解，这其中好包括，许多人非常喜欢言简意赅地陈述自己相当珍视的观点，却不喜欢做背景介绍和论证。

由此，我建议，当我们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时，不妨先放一放。**使我们不理解的观点，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其中可能蕴藏着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认知真正无能为力之处的暗示**。越是起初对一个人的观点感到匪夷所思，越是要这样特别提醒自己。现在不理解的事情，今后可能会理解，现在不同意的观点，今后可能会同意。自己不理解和不同意，不自然就是对“对方错了”的证明（但这恰恰是许多人的下意识）。

对于第三点，导致我们在日常讨论中各说各话，越说越脸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不懂得有序地批评。先搞清楚是不是，再问为什么。有的人听完别人的话之后，上来就提出批评，结果是，这些批评所针对的观点和问题，并非为对方所坚持。为此，我的建议是“批评的三步走”：

第一，**重构**。先尽可能理解对方的观点，并用自己的话重述一遍。理解是批评的前提，批评也不是为了让人难堪。

第二，**询问**。向对方征询，得到肯定答复后再展开后续对话，否则，重复第一步。

第三，**批评**。在得到认可后，提出批评。在批评得到对方的回应之后，重复这三个步骤。

以上三个步骤也许会使得对话平淡无奇，但的确为有序和深度对话所需。它们对于读书和思考也有普遍意义。为了避免在与人的交流中自说自话，为了避免在与自己的读书中闭门造车，重复这三个步骤是有益的。

## 观点、问题和后续思考

一个好的读书会，不是一场临时会话，也就是说，会上所表达的观点，提出的问题，不应**只是**临时组织和发挥的。好的读书会，端赖于其成员事前的精心准备。所谓精心准备，其实也就是一些非常朴素的“课前预习”而已，比如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写下对章节段落的要点，梳理论点和论据；

第二，写下自己在上述过程中产生的疑问。

避免支支吾吾、罗里吧嗦，而是顺畅、准确和清晰地把自己的理解和问题说出来。**把自己的观点和问题说清楚，而不是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这是一种美德**。

此外，在会后，持续的回顾和思考，也是相当重要的。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如果还没有解决，当然要持续思考。鉴于后续思考的重要性，一个好的读书会应当有两个策略，一个是像上面所建议的，严格遵循文本，一个是在上面工作完成之后，留出相对随意讨论的空间。

我认为，严格遵循文本也有问题，其中之一是：**对文本的论点、论据和行文有一致的概括，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有相同或类似的理解**。这是可以想象的：理解是需要语境或者背景材料的，每个人的语境和背景材料又千差万别。“阅读理解”虽是根本的原则，但不是绝对和全部的原则。我们的阅读目标绝不是，对文本达成相同**表述**，而是尽可能达成相同的**理解**。

尽管如上述，我对严格遵循文本的读书会的最大疑虑是：**达成相同或相似理解是否可能，以及，我们有必要达成相同或相似理解**。我对如下问题保持开放态度：也许一个现实中最好的读书会，对于每个成员来说，也只是达到了“**相同表述，但各自理解**”的效果。因此，所谓“在共识的框架下就其中的分歧展开批评和对话”，只是读书会的一个理想。


为何参加读书会？如何参加读书会？介绍一种“阅读理解式的”读书会。

读书会：原则、动机和方法


中午在豆瓣看到 NYU 的 Z 兄在上海的消息，没有当即想到，而是在下午快六点时下决心联系了他。我们是在哈特读书会认识的，之前未曾谋面。他回复我说只是在此转机，明日便飞走了。

我们约在南京东路见面。路上我规划着谈话的内容，主要包括他的生活近况，他最近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思路等等。为了更好地交流我的博士论文思路，我在地铁上还努力捋了下思路。

他先到了一会儿，并在附近一家星巴克等我。使我有点意外的是，他先点了咖啡(我到的时候已经快喝完了)，并且只给自己点了一份。其实我本来想请他吃饭的，但联系他时，他已在吃了。我想，与人交往要有耐心，当即不再多想。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Z 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谈话的一开始，他就连绵不断地主动叙说，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主要是在聆听。不需要我主动询问，便从他那里得知他的许多生活信息，包括他之前在上海工作过一年，与许多其他学人的交往，在 NYU 攻读 PhD 的情况等等。

后来我主动谈了几个话题，包括对规范性和理由的想法等等，这些主要还是围绕我们都熟悉的哈特开展的。他也简单谈到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 value 和 reason 关系的问题。他的主题背景是当代实践哲学，而这块我现在不那么感兴趣，且没什么阅历，就没有怎么深入谈下去。现在想来，有些可惜。

我也没有好好地讨论我的博士论文思路。本来，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征询下他的建议，看看这个思路是否经得起同行“乍一看”的检验。我只是更多地谈论了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发生学或者说谱系学的视角下，规则观念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并没有很详细地指出，这个问题的发生学要点，而只是从功能解释的角度来试图引导他理解我的关注点。

星巴克关门后，他本来要走，当时已经十点，但我希望再多聊一会儿。于是我们便在步行街来回走了几圈。说来此时的步行街堪比重庆解放碑，精致的女生遍地都是，可以尽情“打望”。我本想继续讨论规则观念的问题，进而讨论下我博士论文的发生学构想，但他又把话题转到了学术界和学术交流这些外围话题上，我便没有开口。

由于我错过了地铁末班车(他倒是没有)，我只好打车回来，车窗紧闭导致我上来就因缺氧而晕车。十二点半回来后“艰难”洗漱后，就躺在了床上。

在床上，虽然有些恶心，但脑袋却不停地思考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我感到思路开阔了很多。就这样，我一直躺到了三点半还没有睡意，大脑还属于亢奋状态。我想到了 LK，或者前段时间认识不久的 S，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促使我进一步打开博士论文的思路。

虽然每次与学友交流学术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没有按照预想，从对方那里学习到更多，而是更多地通过诉说自己的问题而推动了思考(将自己模糊的想法与人交流之后，必定会清楚很多)，但这次交流还是令人印象深刻。我在之前的文章也谈到，与人交流主要有两个功能，从别人那里学习以及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想法，后者可能会极大扩展和深化自己对原有的思考，这种效果可以说是有些匪夷所思的，大概是“费曼学习法”的一个效应吧。

做学术需要激情，对于我来说，与活人交流能够获得比与书本交流更大的激情。激情使我陷入“燃烧”的状态，持续不断地思考问题。多数情况下，与学友交流完问题之后，我都可能整夜未眠，不停思考，甚至在梦中也是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经验对于一个研究者的成长是相当宝贵乃至必要的。也许每个研究者应该努力寻求这样一种经验。


做学术需要激情，对于我来说，与活人交流能够获得比与书本交流更大的激情。激情使我陷入“燃烧”的状态，持续不断地思考问题。

与NYU的朋友会面


休息对于阅读具有头等重要性，正如不是要等到渴了才喝水，对于读书人来说，也不是要等到困了才休息。

如果要给我的日常生活项目的重要性排一个序，那么我会说：休息第一，吃饭第二，而学习第三。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休息是我的头等大事。

注重休息，大概受到初中学校强制午睡的影响。那时候每天中午不允许学生留在宿舍，都要在教室午睡，老师会在讲台看着学生睡。没有严明的纪律，这件困难的事情不可能成功。

在以后的岁月中，午休成了我一天中的必经阶段，可以说雷打不动，无论学习和工作有多忙，我都努力午睡。记得本科时考研，有一段时间我睡到十二点才起来，吃完午饭我还是要睡一个小时才下来开始学习。

后来，在如下我未经严格查证的知识的引导下，即饭后肠胃忙于消化而不适宜动脑，我不但午饭后休息，而且在晚饭后休息。记得当年二战考研时，在淮南的城中村出租房中，我每次晚饭后躺在床上睡个半小时左右才起来开始学习。

午休和晚休后学习，真的是神清气爽。相反，如果没有休息就投入学习，则总感觉脑袋被淤塞了一般，思维缓慢。

在我身上有一个规律，我不知道是否其他人也有，那就是，一天中的每一个工作时段(一般为每个半天)，要开始工作，就得事先休息片刻，无论昨晚睡眠如何充沛。我曾长期在图书馆学习，晚饭后在座位上玩一会儿手机后，就会觉得疲乏，然后在桌子上趴一会儿。这一套自然的流程，让我很是受用。不需要闹钟，胳膊会在二三十分钟自然酸疼，进而使我醒来。接下来就是神清气爽地投入阅读和写作。

如果我不在阅读之前主动休息，那么在我开始看一小会儿的书后，就会自然产生睡意。这非常奇妙。我觉得大脑仿佛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睡眠切换工作状态(切换它的工作区域)。我觉得，大脑处理阅读和处理其他任何任务不同。无论是娱乐、休闲还是写作，只要有肌肉动作，如果之前的休息充分，就不至于在工作开始不久自然产生困意。阅读不同，特别是阅读抽象的书，似乎总得经历这样一个“状态切换”的过程。如果我坚持不休息，那种昏沉的睡意就会持续折磨着大脑，可能要持续一两个小时才能缓解和消除。我相信这是大脑的某些生理状态的表现。

我发现多数人在饭后就直接阅读。我也看到一些人在阅读时哈欠连连。我询问过一些人，问为什么他们困却不休息。他们的回答是，怕耽误时间。我也尝试向个别的人建议：开始看书不久必然会产生睡意，似乎这是一个规律，此时应当顺应这个睡意而稍微休息一下。

对于我来说，那些白天从不休息，特别是饭后直接开干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在我的生活圈子中，多数人安静阅读，特别是长期从事抽象文本阅读的人是很少的。我曾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在图书馆上自习。他一个小时内喝了 1000 毫升的水，期间不停地上厕所，每次拿起书本都不超过五分钟，就得往肚子里灌水，并在五分钟后去厕所。

如果大脑“状态切换”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么也难怪多数人无法坚持长时间阅读抽象文本了。

我相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睡眠的需要有显著的差异。如果我昨晚已经睡了八个小时，如果我白天从事体力劳动，包括像一般公司职员那样收发邮件、打电话、开会、写材料等等，那么一般而言，一整天的工作状态会很好，特别是，不会经历大脑“状态切换”的过程。但是，即使我昨晚睡了八小时，甚至十小时，如果一整天的工作是阅读，那么我就总是需要在每个工作时段之前休息片刻；如果没有主动休息，那么在开始阅读之后的十几分钟后，大脑就会自动产生睡意，以实现“状态切换”。

脑力劳动远比体力劳动需要更高的休息质量。休息不好，勉强可以进行体力劳动，但脑力劳动则常常难以进行，特别是对于需要高强度思考的阅读和写作工作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以来，休息对于我而言是日常头等大事。在感到困的任何场合和时刻，只要情况允许，我就会睡觉。我在课堂上睡觉，在火车上休息(在漫长的旅程中，我可能超过六成的时间反复睡觉，即使是“睡吐了”)，在聚餐后的公交车或地铁上，在上课前的课桌前……无论是躺着、坐着、仰着、趴着还是站着，无论是在什么场合，我都能主动且能够睡着。当然，我不但在感到困的时候睡觉，而且有计划地，甚至强制地主动睡觉，即使我当时并不困，目的只是为了为后面的阅读做好准备。只要我当天需要阅读，休息就是我的第一要务。

由于我的休息策略，许多年了，我都没有再能体会真正的困而特别想睡觉的感觉了。也是由于这个策略，我的生物钟被塑造得很奇怪：我特别能熬夜，有时甚至到了夜晚不再需要睡觉的程度。即使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也能够常年保持夜晚三四点睡觉的节奏，并且不感到疲乏。

我的书架和硬盘上有很多书，这些是我精挑细选的。我很想读它们，但我的精力有限。我所谓的精力有限，主要指的是良好的大脑状态在一天中是很难建立和维持的。我猜测每个读书人对此深有体会。越是艰深的著作，对于大脑状态的要去越高。想要维持这样的转态来阅读它们，我们不得不极其努力。但是，休息的一个特征是，它不完全是意志行为。我可以在意志的控制下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但我不能想睡多少就睡多少，想什么时候睡着就什么时候睡着。

也正是由于这样，休息成为了每天最重要的“斗争”，表面上超过了阅读。我们不断地在各种外部环境和内部状态的变化下努力维持良好的休息状态，探索适合自己的休息策略。然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到的。对于读书人来说，我相信，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只是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也许那些读不好书，觉得自己“静不下心”、“看不下去”的人， 应当好好想想，也许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休息对于阅读的头等重要性，或者即使认识到了，却没有能够维持一个好的休息状态，建立一个好的休息策略。


为什么一看书就犯困？是大脑在切换“工作状态”！

休息对阅读有多重要？


写在前面：

我写这些纯粹私人性的东西有什么用呢？也许，将来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读到了会心有戚戚焉。做学问，尤其是做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修行，要不断寻找正确的方法，要同时改正自身的坏毛病。每一个能够做好学问的人，都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处境和状况，这种过程，犹如机体维持内稳态一样必需，为的是抵抗随时陷入混乱和崩溃的趋势。

前几天终于收到期刊的退稿信。等了足足两个月。编辑回信里说我的论文没有价值。我倒不是很难过，而是很绝望。之所以绝望，是因为现在我终于坦诚，自从我搞了点哲学研究，如 Q 所说的，犯了**哲学病**，喜欢以别人陌生的话语或理论来讨论大家熟悉的主题。这两三年来，我用自己学到的点皮毛哲学强行解读法哲学，现在开始尝到苦果。

其实和 LK 的交流中就能看到我的致命问题。他指出，我有个毛病，就是“爱拍脑袋决定问题”，换言之，喜欢闭门造车、胡思乱想。我和 LK 是在哈特读书会上结识的。当时我和读书会的主持人 Q 开展了很多哲学辩论。Q 的基本反应是，这些哲学问题本身很有价值，但与当前文本的关系不大。LK 则几次小心向我指出，我过于急迫地将哲学用于法哲学的思考和讨论中了。

我后来和 LK 当面交流，一直感慨说，我很肯定自己对哈特所做的解读是目前我所了解的所有作家都不曾有过的。我告诉他，我对此很清醒，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创举，但也可能是因为我彻底的愚蠢。LK 虽然对我的观点没有做出批评，但仍然不断提示我，需要与更多人交流，以防走偏了。

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结识了 S。此人是中国政法 F 老师的学生。我很早就听 Q 说过，F 老师的学生是大陆少有的经过系统分析法哲学训练的一批人。我之前的豆瓣账号就关注过他，从他的言论可以感觉此人是一个温和稳健的人。这次认识不久，S 写了两篇文章，极其热情地邀请我提出批评。后来，我们又在腾讯会议上交流了两三个小时，主题是规范性。他想在我这里了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主要是匹兹堡学派）对于他的实践哲学研究能够有啥帮助。

在交流中我发现，我提出的几乎每个想法，他都有相应的对应。并且，使我有些错愕地是，我的许多自认为特别的哲学处理，已经被那些哲学家们使用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我关于规范性的思考，可能就没有触及当代实践哲学，因为我一直以来思考的规范性，是认识上的规范性，而这与实践上的规范性不同。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区分，但的确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这场对话使我更坦诚自己一直在闭门造车，它使我想起自己一系列做学问的毛病，无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被别人提醒的。我阅读量小的可怜，但思考却泛滥成灾。我学了点哲学，就不愿意用大白话思考和说话了。我思维跳跃，没有秩序，不懂得问题的层次。我不够真诚，说自己没有查证没有确证的话。我还其实很懒惰，每天第一关注是休息而不是读书。我还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了身体的纵欲上。这其中许多都是 Q 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指出过的。对于这些批评，我尽可能反省，但有的因为无法领悟而不以为然。

我不打算修改这篇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文章。我放弃它，就像放弃之前的那几篇文章一样。不免有一阵绝望感袭上心头。三年多了，除了发表了一篇与当代英美法哲学无关的文章之外，我一篇文章也没有弄出来。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似乎已经厌恶了英美法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我觉得这是些西方资产阶级消遣的游戏。能否弄清楚那些问题有那么重要吗？它们所以被人们关心和研究，无非是它们的这套游戏吸引人，而这套游戏之所以吸引人，无非是当代世界是被盎格鲁-萨克逊人主导的。

导师给了我毕业论文初稿的最后期限。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发现自己，做学问有致命的毛病，到现在连一篇论文也弄不出来，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热情大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生了一场病。病愈之后，不想干活，没有力气，心灰意懒。

现在，我的情绪稍微缓和。无论如何，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要坚持走下去。我开始筹划博士论文的写作提纲，同时构思小论文的写作。这一次，我不再沾沾自喜地将我的那些哲学知识用于法哲学，也不再试图向被人展示我真正的新思考。我只是努力用人们都熟悉的语言，写一篇人们能够读得懂的小文章。我要直面我的现实：到现在也没有能够真正写一篇合格的论文。我希望这些考验最终使我浴火重生。

2021.9.7


做学问，尤其是做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修行。

苍茫时刻


我是一个藉藉无名、不善混圈的研究者。虽然无人问津，但我清醒地认识到，与人交流对于做学问至关重要。最近几个月有了两段与人交流的经历，着实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

## 与书交流 vs 与人交流

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书本永远不能开口反驳读者。通过与他人交流，我们对书的解读会受到质疑和批评。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往往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旦与人交流，当即会被揭穿。

多数经典文本，需要认真读反复读，一般而言，这些书本来就不适宜一个人读。

我常常想，成功的学者常常是在与同行的思想碰撞中推进研究的。他需要倾听者、批评者和温和的建议者。伟大的思想需要伟大的时代和环境，其中，有许多可深入交流的人，至关重要。持续不断地解读和批评他人，与持续不断地被他人解读和批评，对于学术进步都是必要的。

当与人展开直接的学术交流时，我们的大脑会高速运转。平常费力才能想清楚的问题，或者不愿意去想的问题，现在则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推进。这是与书交流所不能取代的。

我时常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做好学术，为什么某个时期或地域产生了卓越的学者或理论？我概括了下几个方面：

1. 个人需要一个学术团体。
2. 这个团体由一群学术志趣、方法和观点相似的人组成。
3. 这个团体中有个别极为有影响力的人物，所谓学术领袖。如果他不是一开始就有外部影响力，至少有内部影响力。学术领袖的作用不仅在于带动其他人推进研究，还在于在众人陷入纷争时提供权威的决断。
4. 在这个学术团体内，人们彼此之间进行密切、深入的面对面交流。
5. 这个学术团体有自己的媒介。人们通过它开展正式对话，面向内部或者外部。
6. 这个学术团体有自己的听众。这些听众是这个学术团体旨在影响的群体，其中也包含了未来要发展的年轻人。

如果学者们各自为政，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学科或领域，不大可能产生卓越的人物或思想。百家争鸣不完全是百家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百家的原因。儒家和墨家在相互争辩中被彼此塑造。同样的，古希腊哲学的繁荣也依赖频繁、持续、大规模的哲学辩论的风尚和传统。

## 学习还是展示？

与人交流到底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展示，这是一个问题。若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们可能会更多地听别人说，围绕别人熟悉和擅长的话题。若是抱着展示的态度，情况则相反。

在平等交流而不是教学之中，总是保持学习的态度是很难的。我们不能一味地听取别人的观点，如果是这样，对方可能会停止交流，甚至一开始就不会有交流。

即使我们的目标是学习，但在刚刚建立关系，或者与对方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时，我们需要展示自己的见识，以赢得别人的重视。对话的建立和展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些傲慢的学者的心声是：“和我交流？得让我知道你配！”

尽管如此，在任何对话中都不由自主地试图展现自己而不是学习他人，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根深蒂固的坏毛病。这主要表现为：

1. 主动发起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而不管对方是否熟悉或感兴趣；
2. 在谈话中把话题引向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领域；
3. 在遭到对方的反驳后本能地辩护，有时不惜以自己没把握、不相信的东西来反驳，甚至不惜撒谎。

对话就只是为了证明“我是正确的”。这既平常又令人震惊。

## 承认错误很难吗？

确实很难。承认错误未必会赢得好感，反而收到鄙视，甚至可能会终结对话。

我最近几个月与本校哲学系的一位同学见了几次面。他是研究康德的，但出于机缘参加了哈特读书会。我们之间的交流几乎可以说暴露了我所有恶劣的交流习惯：

1. 持续不断地说，而不是间断地听；
2. 围绕自己熟悉的话题，绕开别人熟悉的话题；
3. 对自己不熟悉的话题，甚至于信口雌黄；(关于这点，我有一个解释 )
4.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不等于实际没有）。

针对最后一点，我想做个解释。上一次见面之后，我回来继续修改自己的论文，用 DeepL 把几段沾沾自喜的文字翻译成英文，发给了他。第二天早上他说自己也不太懂其中涉及的分析哲学的东西，就发给懂的人看了。很快他将自己收到的反馈转发给我。我的第一句是“The truth value of a proposition is a thing or object (hereafter only “object”), and the truth value of a propositional attitude is a belief about an object. ”得到的反馈指出，命题的真值只有真和假，并且指出命题态度的真值问题似乎是不存在的。

我得到这个反馈之后，开始气急败坏。我当即解释说这是我从自己的文章段落中翻译过来玩儿的。“命题的真值”应当是“命题的真值条件”，只是在我修改时弄错了。确实，那天晚上以前版本，原文还是“命题的真值条件”。我请求加那个人好友，被拒绝。对方建议我先把黄敏的《分析哲学导论》看一下。

我感到自己正遭到极大的蔑视，这种蔑视来自于他，也来自于他的那位友人。我把这件事看成，他因为对方的一个否定而把我整个否定了，而我可是废了好大力气，才建立起起码的信任，使对方愿意与我深入交流。由于这个错误，我觉得我被认为完全不懂、闭门造车、混乱扯淡。

我犯了错误吗？是的，是一个极其低劣的错误。

我真的完全不懂分析哲学吗？也不是。公正地说，我当然知道这二者的差别。

这暴露了我治学不严吗？是的。暴露了太多的毛病。

还记得我当时解释说我发那个只是为了好玩，其实是我正想让他误以为是外国人写的，在收到他的赞赏或疑问后道出是我写的而已。

当时我想通过这个表明，许多时候，我们的确是先看**人**，再读**文**的。要让一个人仔细阅读自己的论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往往抱着谦逊的学习态度阅读作家，而抱着鄙夷的批评态度阅读同行。二者的关键差别是，阅读作家产生疑问，自然认为自己没读懂而不是作者没写清楚；相反，阅读同行产生疑问，直觉认为是作者没写清楚。

当时我的情绪很激动，急需安慰。找了以前认识的另一位哲学系的同学，为了向**自己**证明我说的“命题态度”不是完全扯淡的问题。最后竟然将以前读过的形式语义学的读书笔记截图给他看。我就像一个在努力证明自己确实上过小学的人，可笑又可怜。

也许读者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承认自己有错那么难吗？我害怕的不是因承认错误而丢脸，而是因承认错误而失去信任。深度交流是需要双方相互欣赏和尊重才能建立的。大多数“学术交流”只是客套寒暄、相互吹捧，来得容易却没有益处。有时候，一旦承担自己有错，就将完全失去机会。当时，我承认自己把“命题的真值条件”搞错了，同时我也知道，我努力建立的信任崩溃了。

有人说，只要你有真学识，别人自然愿意和你交流。好天真！人家有那么多书要读，有那么多文章要写，有那么多人要见，凭什么要和你交流？

学术界的现实是，一小部分人不屑于与绝大多数人对话，大多数人之间的对话是为了相互吹捧。愿意认真倾听和真诚批评的人碰到一起，概率跟生三胞胎差不多。

## 三步走

前段时间算是度假。第二天收到了这位哲学系同学发来的豆瓣一篇文章。我仔细看完之后写了一长段来回应他，基本结论是，该文的作者误解了法律实证主义。后来想，既然写了这么多了，不如发到那篇文章下。于是乎开启了连续四天的讨论。作者看起来是很厉害的人，你来我往也着实过瘾。我常常刚放下筷子就连续两三个小时不间断地撰写评论和回复。

这种交流与口头交流一样，都是面向人的，极大激发思考的激情。但我仍然没有逃脱那些坏毛病。比如：

1. 上来就批评，而且是长篇累牍地批评；
2. 在得到回应之后，往往不是很仔细阅读就接着继续批评；
3. 当作者一再表示我没有读懂他的意思时，我仍紧追不舍地批评。

后来这讨论也有人加入，而且立场与我一致，后来还私信说希望与我认识。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豆瓣私信，新注册的豆瓣账户也在几天内获得了四十多位友邻关注。老实说，我以前不喜欢在豆瓣出头。我不喜欢那里许多人的风格，比如抖机灵。

后来的情况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明确表示他不会再回应我，说自己累了。很快我收到他的豆邮。问我“为什么他不能从 data 开始”这个我们讨论最后停留的问题。私下里讨论就没有公开辩论那样浓的火药味，他的情绪也缓和了些，而我也**终于**对他的观点表示赞赏，说“你的理论做到这里，已经很棒了”，尽管有我所指出的那些问题。

我后来反思，总结起来，觉得一个好的学术交流活动应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1. 第一，**重构**。先尽可能理解对方的观点，并用自己的话重述一遍。理解是批评的前提，批评也不是为了让人难堪。
2. 第二，**询问**。向对方征询，得到肯定答复后再展开后续对话，否则，重复第一步。
3. 第三，**批评**。在得到认可后，提出批评。在批评得到对方的回应之后，重复这三个步骤。

以上三个步骤也许会使得对话平淡无奇，但却是深度对话所需要的。它们对于读书和思考也有普遍意义。为了在与人的交流中避免自说自话，为了在与书的交流中避免闭门造车，重复这三个步骤就是必要的。

我在努力改正自己与人交流的毛病和错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人对己有用的对话者。从这个“小事”也能看出，要做好学问，所需要学习和注意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做学问是一门技艺，能否成功，品格最重要，除了勤奋和真诚，没有别的道路**。


我是一个藉藉无名、不善混圈的研究者。虽然无人问津，但我清醒地认识到，与人交流对于做学问至关重要。最近几个月有了两段与人交流的经历，着实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

学术交流二三事


## 过去的状态

过去我一直是一个专注的人。我只有特别简单的社交。为了保持简单的人际关系，我不主动参加甚至拒绝任何社交活动。朋友邀请我聚会吃饭，我都觉得耽误看书，常常不答应。

从前只想两件事，女人和书本，从 2019 年开始，我开启了“哲学家模式”，只想书本。我喜欢一个人吃饭。吃饭时会陷入沉思，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然后在路上继续思考，直到宿舍。我可能会连续几天思考一个问题，并在思考成熟之后将其写下来。后来因为疫情在家，晚饭后我就在小路上反复踱着步子，艰难地思考着塞拉斯的哲学问题。

那时候我没有别的什么钻研项目，除了学术问题。在看书之前我通常会看十分钟的电视剧，然后会睡一会儿，然后开始精力充沛的阅读和写作。就这样，我沉浸在阅读、思考和写作之中，学问大进。

## 堕落的历程

去年的四月份，由于感到不能这样写作下去，我停止了博客的更新。我开始写论文，写了两篇之后，我投递了一篇。正是从投稿的那个晚上开始，我开始倒腾其 LaTex 来。从完全无知到稍微熟练，为了能够编译出来一个个元素来，我经常熬到天亮。每天躺在床上就要打开知乎，查看里面关于 LaTex 的帖子。可以说，知乎上所有关于 LaTex 的成熟问题都被我看过。

为什么我需要被这样的工具牵引着注意力？在往返于食堂和宿舍的路上，有时候，我纠结着该选择哪一个编辑器，有时候，我纠结着要不要将 LaTex 完全删除。我一度删除又一度装回。现在我明白，除非另一件事终结这个注意力，那种纠结是无解的。我们极度纠结一件事，以为它能够有个决断，其实不然，正确的做法是完全抛弃这件事。

后来，我果真更换了沉迷项目：那就是笔记应用。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来弄明白双链笔记的的原理和用法。接下来就是无尽的产品对比和选择。我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用 Logseq 做笔记，边做笔记边捉 bug。后来感觉这款产品的开发者对产品的思考并不成熟，就切换到了 Roam Research，不过还是会关注 Logseq 的开发情况。我关注的不仅有 Logseq，还有 Obsidian、Athens 等等。可以想象我反反复复安装和卸载这些应用的画面。在 LaTex 那里，我纠结使用哪个编辑器；在双链笔记这里，我纠结使用哪个应用。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今年的四五月份才差不多消停。中间我也慢慢开始恢复到每天饭后思考学术问题的状态。

![Obsidian](https://obsidian.md/images/screenshot.png)

![Logseq](https://res.cloudinary.com/mkyos/image/upload/v1638018672/blog-images/logseq_lifw1s.png)

但是好景不长，我又开始了最最无聊的折腾——博客搭建。这对于我来说既不新鲜，也不不必要，却又在上个月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以至于手头的一个项目迟迟没有多大进展。折腾期间，为了一些小功能而可以说废寝忘食。我也纠结使用什么博客平台，思考该如何经营博客。我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确定下来，却迟迟没有。

我分别纠结过 Obsidian Publish、Ghost、Writefreely、WordPress。当然最有特色的还是[Obsidian Publish](https://obsidian.md/publish)。

这绝对是堕落的一年。

我也曾努力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但刚刚写下“军令状”转身就违背。我成了一个没有原则和自律的人。

我也在想，这一切是由于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发生在写论文、投递论文期间。为做这些事情，我不得不停止阅读，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这几乎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想当初我沉浸在阅读、思考和写作当中时，感到充实而快乐。

但无论如何，我得努力改善这一切，我要做回一个自律的人，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自律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大多数时间不会去做自己**明明意识到错误**的事情。一个有原则的人是这样的人，他能够在需要改变的时候将写下来的某些句子变成行动。

## 改正与补救

我始终相信自己还是能够回到从前那个专心致志的状态的。但我切不可低估这里的困难。现在看来这种状态似乎与年龄有关，已经不再是什么临时状态了。

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白：所要纠结的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决断，而是必须舍弃。**我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在支配着我的注意力？列出来。然后将其完全抛弃。**

我每天从从知乎、b 站等媒体获得大量的信息。它们是分散注意力的罪魁祸首。如果不能戒除它们，就难以谈得上恢复专注。要怎么做呢？那就是卸载它们。可能刚开始我觉得自己“与世隔绝”了，不能再获得关于从前看到的那些问题的讨论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就被遗忘了。不需要了解它们我也过的很好。

现在，我把所有除 Roam Research 之外的双链笔记都卸载，并且不再去关注它们的任何信息。但是我没有将**博客**列在“我该果断放下的东西”中，事实上，它现在正极大地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博客这个方面还留待考察。现在我先着手做上面几个方面的事情。这些事情归结起来就是：

- 第一项：删除知乎、B 站的 app，也不打开它们的网站。
- 第二项：制定相应的具体计划并执行和检查。
- 第三项：在前两个项目的基础上自然而言地恢复。

当务之急是第一件事。天哪，我真的不需要被这么多的东西包围着！我不需要了解那么多，保持大脑的长时间的专注和偶尔的空白没什么不好。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从这段时间对知乎和 b 站的使用当中，我还是有一些收获，比如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我的研究方向——当代英美（搅屎棍的）法哲学——就快要在大陆完蛋。

我以前是很不习惯公布个人事务的，总觉得这对别人没有意义。除了一开始写了一段时间失恋时的心情，我在[上一个博客](http://kmt.bitcron.com/)中写的基本上是哲学文章。现在我仔细想了想博客的性质和作用，也就动笔写了这些。写这些，既没有什么耐心，文笔也特别差。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打算写一下我对博客性质和作用的一些思考。

2021/7/18


为什么我需要被这样的工具牵引着注意力？

我这一年来的堕落


我曾被告诫，不仅要用功阅读，也要勤奋写作，用自己的话一点点地解决心中的疑惑，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研究。我也曾暗下决心，即使才智愚钝，也要努力做哲学。做哲学不是拾人牙慧，不是要在阅读时在书本上画出一道道重点，也不是在写作时引述一堆堆文献。毋宁说，它是一项十分朴实的沉思活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然后写下什么，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做一个正直的人**。哲学家不可能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谓正直的人，我指的是真诚地对待自己信念的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知道多少程度，这些是绝不能糊弄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用大白话说就是“**不糊弄**”。用极端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字：“**诚**”。

正因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才开始真正的思考起来，也开始把一些思考成果写下来。有人会问：“难道你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因而你的写作从来不是真正思考的结果？”我不得不承认，没错，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而且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过去很少放下书之后的某个时间陷入沉思，去想其中的问题。相应的，我过去的写作从来都是在某些零碎的闪念之后就漫无目的地开始的：在写作之前，我没有一个大致清楚的观念，也没有一个粗具骨骼的论证，我只是在写作时才努力去找某个方向。这些所谓的零碎闪念其实就是对阅读材料的某些片段的零星记忆或联想。这样的写作要么是漫无目的地发散思维，要么是焦躁地通过摘抄的引文来获得确证的感觉。写作因而变得痛苦，因为它带来的只有混乱不清：它根本不是思考的结果。

现在情况改观很多。每天的午饭或者晚饭时，我会在吃着吃着就陷入沉思，就某个问题在心中默念文字，仿佛是在写作似的。进入这个过程通常不需要意志的帮助。许多情况下，我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想明白”了某个问题，甚至把如何进入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论证的要点都想好了，于是写作的冲动也产生了。这样写作会把之前的思考作为基础：它就像是在一个素描轮廓的基础上继续绘画，更多的细节被充实了。有时候甚至需要增加乃至修正这幅素描轮廓，但那是以一种内心感到十分顺畅的方式进行的。

整个写作中，我尽力只用自己的表述，这意味着我基本上不翻书。如果必须翻书才能写下去，那我就停止写，再次阅读和思考。我坚持的原则是，我必须写出我能够想清楚的东西，而且必须写我实际相信的东西。我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论述在许多要点和细节上与所讨论的文献“不符”；或者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论述实际上不过是对所讨论的文献的论证的重复。如果过分在意这些，我终于不敢下笔，或者干脆想要把文献背诵一遍。然而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作为学术训练，我应当满足于凭着自己实际的思考来写作。

这种做法是得到保证的：必须充分理解了文献的论证，以及必须在此之前充分地思考自己的想法。这种做法还有一些补救，这也是我非常想说的是，作为学术训练的写作，它实际是学者的一个个思想片段的呈现，这些片段是在与之更长时期的真实想法的一些历时的材料，所以相对于这更长的时期而言它们肯定是错误的，但在此时此刻它们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此刻我实际就是在如此这般的想法。

我必须在自己的错误中前进。每次写一篇文章时，我就意识到这些想法的局限，我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也明白它也只是依赖当前阅读或者当前能够理解的文献，尽管如此，我必须写下去，就我目前所思所想写下去：我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想好了再写，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献都阅读或理解了再写。可是我是有补救的，在每一次写作之后，我总要一再回顾其中的论证，仔细思考哪些说清楚了，有哪些没有说清楚的。对于那些没有说清楚的，还要区分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现在能够说清楚但没能实际说清楚，二是暂时只能想到这种程度的。在以后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中，我时常回顾之前的写作，它们会在这些后来的写作中得到细化、补充或者修正。学问就这样有一点点长进了。

我觉得，任何理论家都是大概有这样基本的学术活动。不过由于我的交际狭隘，缺乏许多理论家另一种主要的活动，即思想交流，对于推进学者的工作是至关重要。在交流中，他们不但能够为了快速准确理解对方的观点而加速反思自己的想法，而且还会因为有对方即时甚至激烈的批驳而更加小心对对待自己的思考。正直的哲学家也需要外部的约束，每个人的自律能力都是有限的。

学问长进既得益于这样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但也仍能看出巨大的缺陷来，这就是，**我每天的思考只有十分钟**，在最多的时候，比如冬天，我会饭后慢慢地从食堂步行走回宿舍而不是骑车子。所以，我能增加的思考时间还取决于这段路的里程。有意思的是，这绝对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在其他时间我在干什么呢？在写作的时候我确实在思考，而且是高强度的思考，但我已经说过，那不过在既有框架内的完善工作。在阅读中我没法总是停下来想自己的问题，我必须总是追随作者的思路，我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伴随性的，否则的话我的阅读进程可能不时要陷入极长的停顿。在高强度的阅读之后，不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就是到了休息的时间，所以要么就是我已经说过的在吃饭的时候自动进入沉思，要么就是在睡眠中继续思考，但后一种情况是不现实的，尽管我得承认，经常在睡梦中也会仿佛是在努力作出某个概念区分。

在阅读和写作之外的大多数时间，要再努力进行高强度的思考，就是非常苛刻的要求了。走路，洗澡、端坐、娱乐甚至睡眠中都把理论问题作为意识的背景，仿佛无处不在的空气。在这些场合我只能零星地想，而且不是每天都这样，否则感觉到吃不消。

在我看来，这里就是一个普通人和理论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了。让我机智地说，理论家就是那种每天思考时间不止是十分钟的人，因而也就是其写作就不止是十分钟思考成果的人。

我过去曾以为，我们中的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之所以注定不能成为有哲学家、理论家或者学者，主要是因为天资不够。任何行业的佼佼者的确是要是有天分的，理论研究者，特别是从事思辨事业的理论研究者而言，也不例外。但我对天分的理解还要更复杂点：天分有时候是掩盖后天教育成果的虚词，许多天分上的表现如果没有后天的教育，将不可能被发掘；此外，能够“爱智慧”、而不是“爱金钱”、“爱权力”、“爱肉体”，这也的确是天分，因而是不是能够把更多的时光投入到思考而不是其他活动中，这也是天分，不过我们更原意把这一点看作是后天的自律的问题了。

**像任何其他职业一样，哲学/理论研究也只是勤奋和汗水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哲学活动其实也是一件体力活,它是一件十分耗费心神的活动，其结果与体力劳动者一样是身体的透支——精神的虚耗不会不最终体现在身体的透支上的**。这是个十分朴素的道理，没什么神秘可言，我提出这个也许只对我自己而言新颖的观点，无非是说，**没有必要为自己没有能够成为哲学家或理论家或者优秀的学者而只是提出天分不足的借口，我们实际上就是每天思考时间只有十分钟左右的的人。**

在思想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为我的这个观点做证明。有许多哲学家，他们终身不婚，节省了大量世俗时间来从事思考和写作。有许多哲学家，连恋爱都没得谈偏偏又那么死心眼，以至于其哲学具有某种求之不得的愤怨和难得的深刻。斯宾诺莎、克尔凯郭尔、帕斯卡、洛克、康德（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是我随便能够想到的属于前一类的哲学家。尼采、叔本华是我能够想到的后一类哲学家。卢梭是个特别的例子。他生了五个孩子，都一一送到孤儿院。不过他在书中是写过一段话，大意是：“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们，但我如果要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对他们的爱当中，就会减少对整个人类的爱的投入。”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些哲学家。我只举三两个例子——我不想做什么统计学研究。休谟在写作《人心论》的三年间心神耗费巨大，以至于他决定在书写完之后几年之内都不再思考哲学问题了。尼采不无夸张地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我不由自主地写作，我觉得我的手被上帝控制着。”他在他那本自传著作《瞧，这个人！》里，有这样几个章节标题：

> 我为什么如此智慧
> 我为什么如此聪明
> 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

最后一个例子是维特根斯坦，我想多说点。当年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跟罗素学习哲学，据罗素回忆：

> 他（维特根斯坦）也许是我所知道的传统上认为的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热情、深刻、认真、超群出众。他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纯正，只有 G.E. 摩尔才能与之相比。我记得有一次带他去参加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个会议，我对会上几个傻瓜以礼相待。当我们离开后他勃然大怒，咆哮者说我不告诉这些人他们是多么愚蠢，是道德堕落。他的生活躁动不安，他个人的精力异于寻常。他常吃牛奶和蔬菜。……那时他每晚来看我直到深夜，像一头野兽一样在我的房间踱来踱去，一连三个小时颤抖着一言不发。一次我对他说：“你是正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孽？”“两者都思考”，他回答，接着便继续踱来踱去。我不想建议他该睡觉了，因为我和他似乎都觉得可能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离开我，他就会自杀。

许多人都有过这位天才人物回忆文章。参加过维特根斯坦 1913 年在剑桥的研究班的哲学家 K·布里顿，写下了下面一段回忆：

> 维特根斯坦讲课没有笔记，但对他要讨论什么和要“表达”什么知道得很清楚，虽然有时在讲的时候在某一点上改变了他的想法……总的来说，维特根斯坦在谈论时极不耐烦，不仅对初学哲学的新生不耐烦，而且对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人也不耐烦。维特根斯坦常常站起来讲话，激动地总来走去——在黑板上写写，指指点点，或把脸埋在手心里。但他所有举动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非常平静、非常紧张的凝视——这种凝视突然出现，然后缓缓地、深思熟虑地表达一个新的观点。他经常完全“憋住了”，徒然地要求他的听众帮他解脱困：他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绝望地嘟哝：“我是一个傻瓜，我是一个傻瓜”。他讨论的题目是如此之难，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种苦斗一点也不过分。

我当然不适宜拿出天才的例子来讨论我自己的情况，但道理应该是相通的：鉴于我每天的思考时间只有十分钟，所以我完全明白我为什么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了，尽管我承认即使不是如此，我的天分也不够。最后让我再次引用 A 同学对一个人为什么理论做的不好的判断：一是德性差，二是笨。德性差说的是一个人不能做到正直，诚正，或者太懒。笨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

2019/9/11
江湾


我曾被告诫，不仅要用功阅读，也要勤奋写作，用自己的话一点点地解决心中的疑惑，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研究。我也曾暗下决心，即使才智愚钝，也要努力做哲学。做哲学不是拾人牙慧，不是要在阅读时在书本上画出一道道重点，也不是在写作时引述一堆堆文献。毋宁说，它是一项十分朴实的沉思活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然后写下什么，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做一个正直的人。

我的思考只有十分钟


在汉语语词后加”性”形成一个新词，本是没有这种做法的，它对应于西文比如说英语中将单词的-ness 化或-ity 化。这使得该词命名了一种对象从而扩大了世界中的对象的数量，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造成世界的膨胀。

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主要说明两个基本问题，（1）“是什么”，也可以说有什么东西存在；（2）“怎么样”，即是说这东西怎么样。一开始，我们用语词来指称世界中的对象。比如，我们用“狗”指称狗。如果我们将“狗”性化为“狗性”，似乎就为这个世界引入了一个新的对象，于是我们以后可以说，这条狗所以咬人是因为它有狗性。再如，你说“我和你偶然地相遇”，本来只说了关于这个世界中的两个对象，即你和我，但如果你说“我们的关系属于一种偶然性”，你又为世界引入了至少两个对象——关系和偶然性，其中关系之所以也被作为对象引入是因为“偶然”的性化，而你又同时说我们的关系属于那种偶然性。照此我们可以问，我们都看到了世界中所有的红色，有没有“红性”呢？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在“谈恋爱”。并且有一天女生对男生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爱情，那么“有爱情”和“有胳膊”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的谈论往往分不清哪些是本来有的世界的对象，哪些是我们的引入，以至于不久以后就会煞有介事的地谈论各种“性”，好像我们在谈这个世界的真实对象一样。世界的确在我们头脑中膨胀了。

你想理解何为公正，然后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说它符合妥当性；这正如你想理解为何狗会咬人，你的解释是，这符合狗性。解决问题了吗？什么是妥当性，什么是狗性？如果妥当性和狗性比公正和狗更让人难以捉摸，我们的收获就并不大，其效果可能如下：如果你对我说“狗咬了——”，我不理解，你接着说“狗咬了树”，我理解了；你如果说“狗咬了空气”，我还是理解了；你如果说“狗咬了我的人性”，我就不一定理解了。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前两种情况里，狗咬的都是我们能理解的世界中的对象，第三种情况不是。

我们一般能够在特定的文本中明确各种语词“性化”的本源：它或者只是各种对象的组合的缩略语（常常就是我们说的类），或者只是对某些对象共同拥有的特性的简称（常常就是我们说的属性）。然而，无论是类还是属性，都有别于我们最初谈论的那些对象。说我们讨论的对象不符合“某性”，并以此来鉴别其他对象，甚至将“某性”加入到层层嵌套的其他“性化”当中，我们能够谈论的东西比之前多得多了，但也许这并不是真实世界变膨胀了，而是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变膨胀了。有人戏谑满篇“xx 性”的文章为“性学报告”。当然这只是导致我们世界膨胀的一种形式，我们还有机会看到“力学报告”、“主义汇编”、“基本-可能学说”、“N 多元论”等样式文章，这里就不谈它们了。

我在纸上写下“我有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是否能够将省略号后的“爷爷”无限地写下去呢？有人会告诉我，理论上你可以这样做，但实际上你的“爷爷的爷爷”数量是有限的。在尝试用逻辑说明数学的努力中，我们的哲学家假设，将 0 定义为空集，然后定义“相继”为不同于被继数但又比自己的相继少的成员的集合，以至于对于数字 n 来说，它是 n-1 的相继，但又是 n+1 的被继。我们可以一直将自然数这样定义下去以至于无限吗？有人马上会说理论上没有问题，但直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实际数完无限的自然数。我们这里就遇到理论上可以定义但直觉上不可理解的对象。

这并不算糟糕的危险，如果我们对这一危险的本源足够清醒。真正糟糕的危险是我们在持续不断地“性化”当中忘记最初的对象。实际上，在明显的“性化”之外，我们还无所顾忌地谈论着物理学对象，尽管它们的存在是以可被经验感知为前提的，但我们中很少有人真的用望远镜观测过太阳系，也很少有人用显微镜观察过分子结构。不但如此，我们几乎不带任何负担地使用类（class）、种类（kind）、属性（attribute）、集合（collection）、事实（fact）、状态（state）、地位（status）、事态（state of affair）等等这样的抽象普遍词项。我们也无负担地使用因果性（causality）、偶然性（occasionality）、必然性（necessity）、可能性（probability）等模态词项。我们含混地使用态度（attitude）、意识（consciousness）、欲望（desire）、想要（want）、情绪（emotion）、情感（affection）、意图（intention）、嫉妒（envy）、同情（compassion）等心理学或精神论词项。我们无所负担地使用实质蕴含句（substantive implicative conditional）、外延条件句（denotation conditional）、内涵条件句（connotative conditional）、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等条件句。除此之外，到处可见我们在谈论形形色色的抽象单独词项，如法律、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合法性、德性、至善、美等等。我们用上面的词项组合复杂的句子，又把这些句子作为某些对象（在我们的做法里就是给这些句子缩略语，甚至干脆以代词指代了事）组合更复杂的句子，甚至把不同时代的文献、不同的理论都看成铁板一块的对象去组合更复杂的句子。

这就是我们正看到的许多所谓理论的真实面貌。我们早已远离了最初由以开始的那些可被我们清楚明白地捕获、观察和把握的对象。不但如此，翻开期刊中的任意一篇文章发现，我们不知所以地声称自己是在分析、解释、说明、阐明、建构我们同样不甚了了的理论、实践、知识、概念、命题、规范、意义等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既不明白我们的这些思考、谈论和写作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些活动的对象是怎么是回事。我们就像堕入语言迷雾中的行尸走肉，只知啖肉却不品尝。

这几乎构成今天我们周围世界中一部分人思考、谈论和写作的日常。这些活动与“性化”具有同样的原罪：不明所以地、随意或任意地将我们所能说出或组合的词项、短语、陈述、句子乃至正被引证的某套理论当成是对存在于世界中的某种东西的命名，然后不断层叠嵌套、以至无穷，最终导致世界在我们心中的膨胀。

确实，在我们的语言中，直接指称物理对象的词项虽然为数众多，似乎除了在物理学，在我们人文学科中不占重要地位。我们创造了大量的非对象词，它们最初是与我们能够触摸和观察的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初的确是为了组合那些对象或者用来述谓它们的，但随着我们不加区分、无所顾忌地滥用，以至于在我们的言说中失去了它们最初的实在根基。虽然如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并不令他们感到烦恼，在他们看来，任何语词都对我们的这个世界有所指，无论是拿起一本像《正义论》那样的书，还是指出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句子内的某个语词，他们都觉得这是在对世界中的某个东西有所指。

我们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一个代价是，尽管阅读大量的文献，我们却没有清晰的信念：我们不知道这形形色色的词项、语句、陈述乃至理论到底如何与实在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空喊一句“理论要联系实际”的口号。第二个代价是，大量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胡言乱语：它们谈论的都是仅仅由于自己或别人对语词不谨慎不妥当地使用所造成的虚假问题。

20 世纪初，当代哲学开始了一个所谓“语言哲学”的转向，作为分析哲学主要活动和支撑，语言哲学头一次把哲学的主要工作转向以前不甚注意的“对象”——语言本身。过去，我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各种哲学论题、概念、理念、悖论，现在则把目光转向谈论这活动本身。语言哲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哲学的返身，目的是要搞清楚自身的活动，以清除其中诸多精神错乱。一旦着手清理我们语言活动，大多数哲学问题也就由于被证明不再是问题而被清除掉了。对于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早期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并不**解答**问题，而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而将原来的问题视为不再是问题从而**清除**掉。

分析哲学开端的哲学家像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展这样哲学活动的动机之一就在于不满意我们的日常语言，认为哲学上的许多混淆、悖论和虚假问题都是缘于我们的日常语言本身的缺陷——歧义以及对各种词项的不当使用。他们发展的现代逻辑的功用正在于解决我们对语词的使用问题，以期能够清晰地谈论这个世界：有什么对象，它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死死盯住这两个问题。他们试图在逻辑的帮助下建立理想语言，作为处理日常语言的工具和衡量标准。

分析哲学另一支流——日常语言学派——与弗雷格、罗素这些理想语言主义者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理想语言主义者的反叛。这一反叛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逻辑哲学论》的反叛有关：他们对建立理想语言没有多大兴趣，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日常语言足够准确——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问意义，而要问使用”——应当成为哲学分析的基础而不是哲学分析打算要抛弃的对象。

**无论如何，在今天，当我们与别人争论问题时，先说清楚彼此对以相同语词表示的概念的不同使用之后再展开实质争论，已经成为科学交流中的常识和礼仪**。当我们对某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交代彼此对这个问题的谈论：我们要先弄明白我们是如何使用某些语词以形成我们的概念的。我们发现，经过这样的澄清，对于一方来说原先存在的问题就被消除掉了，或者对于双方来说的实质争议所在更加清楚了，而有建设性的争论则可以顺利进行。我们发现，**许多问题是单独讨论语言就可以被解决的**，但我们知道，那实际上是一种消除。

对我们思考和谈论世界的方式本身——语言——任意和轻视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的确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虚假问题。而这就是世界在我们心中膨胀的原因。

2019/9/1
南坪


在汉语语词后加”性”形成一个新词，本是没有这种做法的，它对应于西文比如说英语中将单词的-ness化或-ity化。这使得该词命名了一种对象从而扩大了世界中的对象的数量，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造成世界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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