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关于“全有或全无”问题的观点是以就特定议题只能有一个法律要求且法律规则的要求等同于法律的要求为前提的。这几乎堵死了德沃金为原则在法律中寻找某种位置的路。解决这个理论不是本文的主要目标。这个问题在早期的《认真对待权利》中已在酝酿，在中期的《法律帝国》中得以全面解决。

早期德沃金的理论困境


![H.L.A.Hart](/images/2021-12-23/1.jpg)

## 前言

“primary rules” 和 “secondary rules” 应该怎么翻译？当前流行的译法，“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二者性质和关系的理解。我觉得， “primary rules”译为“基本规则”，而“secondary rules”译为“次生规则”，会更好一点 。但这未必会避免产生新的方向的误导。

以下讨论仅仅是一个片断，用以说明 primary rules 和 secondary rules 原生与次生的关系。但我要提醒读者的是，对二者关系的这种说明，基本正确但过于简单。

**紧要的是看到，二者的关系不是纯粹的法律体系内部问题**。全面理解二者的关系，必须考虑整个法律体系与社会规则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只是法律体系内部各种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照哈特的论述，primary rules 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就存在，只有 secondary rules 与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同时的。primary rules 不单应被认为法律体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应被理解为社会规则体系的基本规则。primary rules 混合了两种身份：法律规则和其他社会规则（包括道德规则）。

这样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够。按照哈特的论述，没有 secondary rules，就没有法律体系，因而也无所谓是否存在法律规则，正是 secondary rules 的引入，使得一些社会规则被鉴别为法律规则。但什么是鉴别？或者说，什么是承认？secondary rules 之所以被社会引入，是为了建立法律体系，法律体系所以被建立，是为了建立权威，权威是标记规范的事实性力量，它能够将某些特定的经验上可直接发现的行为宣布为识别、创造和适用不可经验上直接发现的**社会规则**的标记。

为什么说“**社会规则**”而不是“**法律规则**”？因为按照当前这种理解，要么人们认为社会规则无法被直接获得，或者人们关于它们的知识聚讼不已，要么人们在实施它们的问题上相互观望。**法律体系**的建立确立了某种权威，可以主张某些**事实**是社会应当遵从的**规范**——亦即社会规则——的某种标记、镜像或 icebreaker（针对前面最后一种情况）。结合我们之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解](/blog/understanding-legal-positivism/)， 法律体系是一个事实体系，但它被用来标记规范体系。任何法律体系都向它的人民主张权威，这意思是，它作为一个事实体系，是人们有义务遵从的规范体系的正确“替身”或者标记。

## 哈特的法律体系病理学概要

法律体系的健康状态，一般而言表现为，“官员们所接受的规则是被普通人民所普遍遵从的”。（《法律的概念》，中文版，p.107）法律体系病变则主要表现为，官方部门从私人部门区隔出来，普通人民不再遵从通过法院效力判准检验的有效规则。诸如此类的各种可能发生的失常情况，就是属于法律体系的病理；因为这些失常的情况，代表法律体系中复杂而彼此环环相扣的实践开始崩溃。

法律体系的病态意味着，**当我们从某个特定法律体系内部的角度表达法律的内在陈述时，这些内在陈述所预设的事实已经不复存在了**。secondary rules，特别是承认规则，出现了功能失调，或者短暂消失，或者被替换，primary rules 获得**实效**不再是直接由于 secondary rules 鉴别它们为**有效**。

革命就是法律体系崩溃的典型情形。“‘革命’是一种群体内部出现不同的力量，主张他们拥有统治权的情况。……但是革命所造成的情况，可能仅仅是一群人在未经既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试图要取代原本的一群人成为政府官员，而非产生一部宪法或一个新的法律体系。”这意味着，法律体系内部的承认规则正处于被替换的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革命、政变还是敌国占领的过程中，可能有相当长的时期内，原有的法庭继续存在并在原有的法律体系内部运转。“此时法庭仍然使用旧时既存之法律体系的法效力判准”。

法律体系的病变可能迎来它的如下结局：当革命被推翻、政变被镇压、侵略被击退，恢复统治地位的官员可能发布一条法案，宣布从前的法律体系一直“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哈特问，这个宣布所指向的对象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吗？不是。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此后的法院以原有的法律来审理发生在恢复法统时期的案件。好像，由于 secondary rules 的痊愈，primary rules 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似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哈特的描述中，法律体系的病灶是 secondary rules，特别是承认规则。primary rules 常常能够在 secondary rules 发生病变时而继续保持健康状态。

## “病理学”与“发生学”的简单对照

哈特关于法律体系的健康和病态的描述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secondary rules 相对于 primary rules 是**次生**的，primary rules 相对于 secondary rules 则是**原生**的。这与哈特的发生学，也就是前法律社会进入法律社会的故事，是一致的，在那个故事里，secondary rules 是在 primary rules 的基础上**被引入**的。相反的故事会是这样的：前法律世界是一个只有用来鉴别、修订和适用直接用来约束行为的规则的规则；接着前者逐渐在后者支配下被产生、修订和适用。这个相反的故事如何可能呢？这就好比设想人类先经历**语义语言**阶段，再经历**对象语言**阶段一样荒谬。相反故事的荒诞提示我们，secondary rules 是次生的，而不是原生的。secondary rules 主要是为了解决 primary rules 而产生的，服务于 primary rules 并随着 primary rules 的消亡而消亡，而 primary rules 是以广泛和普遍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

按照这个理解，法律体系的病态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难道不是，用来解决 primary rules 的 secondary rules 本身是错误的、误导的或有缺陷的吗？此时整个社会有倒退到 primary rules 构成的简单社会的危险，因为没有有效果的 secondary rules 来决定 primary rules 的识别、修正和适用了。这可以具体表现为，**官员们不将处理 primary rules 的某些行为模式接受为普遍的行为标准了**，逐渐地，以往被宣称是有效法律的规则不再被适用了，或者不再被以特定方式适用了。从旁观者看来，在 primary rules(r)和 secondary rules(R)之间建立在条件 C 下的伴随关系 C(r，R)变得断断续续甚至不复出现。

这让人想起这样一幅熟悉的场景：官场腐败、贪赃枉法、反复无常，导致人们不能将自己应遵循的规则和官员处理这些规则的规则之间建立起稳定的期待，紧接着，人们相信，原先被官员宣布的许多 primary rules 变得不复存在（没有了对应的社会实践），而即使没有官员强制也会愿意遵行的许多 primary rules 也失去了保障，最后人们感到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此后他们可能放弃了对这些规则的任何承诺，开始有意破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秩序，甚至怀疑官员们是不是在悄悄支持其另一套 primary rules 体系，最终到了“官逼民反”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与哈特的发生学相符的法律体系的病理学报告，应该是从官员阶层的腐化以及相应地承认规则的凋零开始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都是这样的情况，primary rules 失去了 secondary rules 的支持，一些人不得不将旧官僚从其政治位置上驱逐并取而代之，从而维持 primary rules 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持续运转。古代所用的“革命”，意谓天命革新，但革新的只是实施 secondary rules 的统治人群，与现代汉语中“革命”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法律体系的病态是从人民开始的，而不是从官员开始的呢？这意味着，官员们依然兢兢业业地在条件 C 下鉴别、修正和执行规则 r，从而维持 C(r，R)的伴随序列，人民依然对此抱有稳定的期待，并且只要他们愿意，一切照常。有没有可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有叛乱、起义乃至革命的动机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怀疑这个法律体系一开始就是病态的，比如，最重要的，**这个法律体系的官员所遵循的 secondary rules 并非是在 primary rules 的基础上引入和建设起来的，而是绕开 primary rules 从社会外部强加的**，换言之，这些所谓的 secondary rules 名不副实，它们不是该社会的 primary rules 的 secondary rules，而是其他社会的 secondary rules 的，是被社会强加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总督的规则**”，与“**国王的规则**”对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一个社会的 secondary rules 自身更新没有跟上 primary rules 的剧烈变化(primary rules 的基础是普遍、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实践)，本应适应社会需要的官员固守陈旧的 secondary rules，试图继续鉴别、修正和适用逐渐面目全非甚至早已消失的 primary rules。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变得腐败，而是变得反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 C(r，R)这个伴随序列为期待的 primary rulesr(而不是 secondary rulesR)已经变质、被替换或消失。政府这台机器逐渐空转，失去了社会动力。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社会革命前夜。

也许，从法律体系病变的角度看，革命和政变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法律体系从 primary rules 还是 secondary rules 开始变化。但我们不能将 primary rules 而只能将 secondary rules 的变化称之为病变。

可见，无论是哪一种法理学的病态，**primary rules 都是诊断法律体系病理的对照标准，secondary rules 是否服务好 primary rules 是检验法律体系是否健康的判准**。在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之中，真正的 secondary rules 是从 primary rules 内部生发的而不是先于 primary rules 出现的，也是不从外部强加的。

总之，如果 primary rules 和 secondary rules 这两种规则就构成了法律体系，且 primary rules 系于**效力**，而 secondary rules 系于**实效**，primary rules 的存在论身份首要是观念（纯粹规范就是一种观念），而 secondary rules 的存在论身份首要是事实(社会规则就是一种事实)，换言之，如果 primary rules 和 secondary rules 的关系不是凯尔森的等级规范体系中的诸层规范，如果 secondary rules 在法律体系中不会**后退**，那么我们就必须把 secondary rules 看成是次生意义上的规则，把 primary rules 看作是社会的原生意义上的规则，前者服务于后者，后者生发和决定后者。

## 结语

注意：以上解读必须与 secondary rules 作为 primary rules 的语法发挥功能的解释兼容。为此要说明，虽然 secondary rules 是次生的用于服务 primary rules 的，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倒果为因”，给人一种 secondary rules 产生和决定 primary rules 的印象。这是任何**信念体系**的一般特征。虽然我们的普通信念都是直接关涉事物的，且这些信念才是信念体系的实质部分，但当构成一种体系时，任何个别的信念的却并不与事物只与其他信念直接接触。

这有一个哲学简评。从内部世界向外部世界做逻辑扩展，就像我们平常理解的从事实领域向规范领域做逻辑跨度一样。我们的信念体系就是这样的，它在形而上学上有一个深度结构，这个深度结构的在于实在的和更加实在的，或者被表现和表现的，这一结构对应了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的理由-因果空间的异质结构。我们生活于理由的空间之内，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实质是理由。我们能够经由这些理由推论，理由的空间外层因果空间可能存在且影响理由空间，甚至能够做出一个理由的空间在因果的空间的投影来。然而我们无法发现、理解和知道因果空间影响理由空间的机制，换言之，我们无法获取和理解因果关系。尽管如此，理性需要这样一种范畴，需要预设它的存在。我认为，这是对于一个信念体系来说，预设这个词的恰当用法。这个简评是我们进一步理解次级规则是如何在初级规则之上发挥功能的一个提示。


primary rules是原生的，而secondary rules是次生的。

从法律体系的病理看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关系


![Anscombe, G.E.M.](https://res-3.cloudinary.com/mkyos/image/upload/q_auto/v1/blog-images/elizabeth-anscombe.jpg)

> Anscombe, G.E.M. 1958, “On Brute Facts”, Analysis, 18, 3, 69-72.

追随休谟，我会对我的杂货商说：“真理要么包含于与观念联系的协议(agreement)中，这样二十先令构成一磅，要么包含于关于事实问题(matter of fact)的协议中，这样你已经给我送了四分之一磅的土豆；从这你可以看到，真理这个词项并不适用于这样一个主张：我欠你如此多的土豆的帐。你真地不能从一个“是”(is)——情况确实是，我想要土豆，你已全部发货并给我发了账单——跳到一个“欠账”(owe)。

我欠杂货商的账，这个事例(case)包含了任何超出上面提到的事实吗？没有。有人可能想要说：这个事例包含了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的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小心地——打个比方说——将这个分析加上括号。就是说，我们必须**不要**说，这个事例包含了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成立的那些事实(It consist in these-facts-holding-in-the-context-of-our-institutions)，而**要**说，这个事例包含了那些事实——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It consist in these facts——in the context of our institutions)，或者说，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这个事例包含了那些事实(In the context of our institutions it consist in these facts)。因为，“我欠杂货商的账”这个陈述不包含对我们的制度的一种描述，它顶多相当于，“我给了某人一先令”这个陈述包含了金钱和这个国家的货币制度的一种描述。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成为如此这般的陈述，要求这些或非常相似的制度，作为背景。

给定这个背景，这些事实不必然等同于我欠杂货商如此这般的金额。因为这个交易可能是作为一场业余电影制作的一部分而安排的。当时我或许对杂货商说“送给我那样多的土豆”并且他确实送来了，还发了账单——但这整个程序不是真正的交易而只是一个表演片断；即使它如此发生以至于我当时还吃了土豆（不是作为电影的一部分）：因为也许杂货商说我可以留下它们；或者虽没这么说但不在乎且这个问题从未提起。这样，这个事实——某事在一个社会中被依照特定的制度做了，在其语境中它通常等同于如此这般的一个交易——并非此这般的一个交易已经发生的绝对证明。

是否**意图**造成了不同？不是，如果我们不把意图视为纯粹内在的（interior）的话。以下是真的：通常等同于如此这般的一个交易的，**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交易，除非一种特殊的语境赋予了它不同特征。但我们不应当在特殊语境中包含这样的情况：我突然被剥夺我的商品且被关进大牢（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错，如果你喜欢的话）——以至于我不能支付杂货商了。通常也无需四处寻找一个特殊语境以确保没有什么造成了剧烈差别。通常不存在；或如果存在，通常很容易搞清楚（尽管不总是能够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说“欺骗总是可能的”是正确的。但对于极端事例的例外问题，在理论上提前做出这样一个规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上人们总是能够为每一个特殊语境假设一个进一步的特殊语境，而后者使**前者**变得不同。

让我们转回来说：“欠杂货商的账包含了这些事实，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我们应当注意到，随着我们描述这些事实，相同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本身是恰切地成立的。就**只是**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一组事件是下单和供应土豆，并且某物是账单。

现在如果在这个场合我欠杂货商的账不包含任何超出以上提到的事实，似乎我们必须时说两件事情中的一个。要么（a）说我欠杂货商的账，只是说**某些这样的**（**some such**）事实成立，要么（b）说我欠杂货商的账，要将某些非事实性的东西附加到“某些这样的事实成立”这个陈述上。

但是，当然，如果这是有效的要点，它与一组下面这样的事实的描述是同等成立的：杂货商供应我土豆。我们不要去想着说**有关**这个事实的任何其他东西。

杂货商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这就是说，他（1）将一定数量的土豆带到我家，并且（2）把它们留在那儿；而不是说，任何带那么多土豆到我家并留下它们的行动，就会是对我的**供应**。例如，如果，根据杂货商的安排，其他某个与我无关的人，之后过来很快把土豆都拿走了，就不能说杂货商已经供应给我了。——有人会说，他**何时**供应我了？很明显，他留下土豆时；补充说“并且也在他**没有**打发人将它们又拿走时”，会是荒谬的。

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穷尽性描述，它可以穷尽在理论上可能阻碍将在我家留下四分之一磅土豆的行动描述为“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的**所有**情况。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穷尽性描述，人们就可以说，“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意指**(**mean**)把土豆留在我家，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上述情况。照这样，我们能够说“它意指留下它们……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会阻碍将一个行动描述为供应我土豆的任何情况”；但这几乎不是一个说明了。我是能够很完美地知道，杂货商已经供应我了土豆的；问这包含了什么，我会说没什么，就是我订购了土豆并且杂货商把它们送到我家。

每一个描述都预设了一个通常程序(normal procedure)的语境，但这个语境甚至不是这个描述所暗中描述的。例外情况总是能够制造点不同，但除非有理由，它们不会被考虑到。

就与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对照而言，我们可以把运输四分之一磅土豆到我家并把它们留下称作“天然事实”(brute fact)。但就与我欠杂货商如此这般金额的钱的事实的对照而言，他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这件事实本身是一个天然事实。在与许多有关事件、状态或事态的相关联的描述中，哪一个被断言是成立的，我们能够问什么是“天然事实”；并且这将意味着，哪些事实成立，据此在恰当的语境，如此这般的一个描述会是真的或假的，以及，哪些是比据称是解答那一描述的事实更“天然”的事实。我在这里不会问，是否有任何事实，与在我家留下四分之一磅土豆相比，姑且说，是“天然的”。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够在想到一些事实，与我欠杂货商如此这般金额的钱的事实相比，它们是“天然的”，比如，我是有偿付能力的，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陈述一些关系，这些关系至少在某些时候，在一个描述-A 和一些关于如下事实的描述-xyz 之间成立，这些描述-xyz 是与被 A 所描述的事实相关联的“天然”事实。

(1)有**一组**(range)这样的描述-xyz 的集合(set)，使得这一组描述必须为真，如果描述-A 要为真。但这一组描述只能够曾被粗略地表明，并且表明方法是给出一些多样的例子。

(2)描述-A 存在于其中的语言预设了一个语境，我们可以称之为“A 背后的制度”；这一语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预设一些在描述-xyz 中的元素。例如，买和卖的制度是“发送账单”这个描述的所预设的，比如“已收到商品因而欠账”是这样，但对于“供应土豆”这个描述却不是这样。

(3)A 不是对在 A 背后的制度的描述。

(4)如果某一集合(set)出于那组(the range of sets )描述集合而成立，其中一些必须成立，如果 A 要成立的话，并且如果在 A 背后的制度存在，那么“在通常情况下”A 成立。这里的“在通常情况下”的意思只能够通过给出一些 A 在其中不会成立的例外情况的方式来粗略表明。

(5)断言 A 为真，不是断言这些情境是“通常的”；但如果人们被要求证成 A，那么，描述-xyz 在通常情况下为真，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成：A 不由任何进一步的事实来裁定。

(6)如果 A 蕴涵某种其别的描述-B，那么 xyz 一般不能被说是蕴涵 B，但 xyz**与**相对于像 A 这样的陈述而言的情况的通常性(normality)**一起**，却能够被说是蕴涵 B。比如，“他供应了我土豆”，蕴涵了，“土豆成为我的财产”。进一步地，“他已经把土豆带到我家且留下它们”，对于说“他供应我土豆”，在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充分的证成；问这个供应我土豆的行动中包含什么，人们通常不会提到进一步的事实。(人们**不能**提到所有**不是**这种事例(case)的事情，这些事例如果存在的话，会造成差别。)但“他已经把土豆运送到我家且留下它们”**不**蕴涵“那些土豆成为我的财产”。另一方面，“他已经把土豆运送到我家且留下它们，并且，就供应商品的通常情况而言，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确实蕴涵，“那些土豆成为我的财产”。

**牛津大学**。


一个制度事实的陈述并不提供对其背后的制度事实的描述。

安斯康姆：论天然事实


![John R. Searle](https://res-5.cloudinary.com/mkyos/image/upload/q_auto/v1/blog-images/searle-john-bw1.jpg)

> John R. Searle, Constitutive Rules, _Argumenta_ 4,1 (2018): 51-54

我不知道哪个哲学家最先作出这一区分，但我相信它的第一个版本是由约翰·罗尔斯 1955 年在《哲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两种规则概念》中所做出的在规则的两种概念(concept)而非两种类型(type)之间的区分。我认为把罗尔斯当作如下想法的先驱是很自然的：调整性和构成性不只是有关规则的不同概念，而且事实上标明了规则的不同类型。不难发现这一区分的例子。比如，所谓的“道路行使规则”，即在美国驾驶的司机要在道路右侧行使，就是一个调整性规则。为何？因为驾驶活动独立于这个规则存在：这个规则调整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活动。另一方面，国际象棋规则不只是调整，而且构成了它们调整的活动。所以，“王移动到任何相邻的方格，每次一个方格”，这个规则看起来像一个调整性规则，但事实上，将它作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它就是那些总体上构成国际象棋这种游戏的规则的一个。如果你不遵循这些规则，或者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它们，你就不是在玩国际象棋。

进一步地，我们很自然会想，这些规则有不同的典型句法形式。调整性规则通常采用祈使句，比如，“靠右驾驶！”；至于构成性规则，虽不是众所周知，但我自己显然认为，它们采取“x 构成 y”(x counts as y)或者“x 在语境 c 中构成 y”的形式。所以，例如，往前移动一个方格，就**构成**了对于国际象棋的王(King)的一步合法移动，但不会构成马(Knight)的合法移动。

在任何的构成性规则体系内部，某些规则通常会发挥纯粹的或几乎纯粹的调整性规则作用。美国宪法是一个构成性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一起构成了美国政府的结构，但在这个构成规则体系内部有一些调整性规则，例如第一修正案调整着美国政府有关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方面的权力：“国会不得制定有关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或者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者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为冤屈申诉的权利。”

构成规则的逻辑结构赋予了它们无限的权力。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构成性规则的这一结构容许它以如下方式递归迭代：或多或少是无限制地在一个规则之上建立另一个规则。例如，发出特定英语句子构成做出许诺，但做出特定类型的许诺构成承担一种法律义务，但是承担特定类型的义务构成结为夫妻。注意前面那些结构里发生了什么：在最底层，x1 构成 y1，但 y1 等于 x2 且构成 y2，y2 又等于 x3 且构成 y3，以此不断往上。这赋予了构成规则体系无限的权力。

为了理解构成性规则的这一行为，我不得不介绍另一种我在 1964 年首次引入的区分，**天然事实**和**制度性事实**。一些事实能够独立于任何制度存在。地球距离太阳有 9 千 3 百万英里，就是一个天然事实——它是真的，我们需要测量制度来陈述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需要与对这个事实的陈述区分开来。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哲学教授，却是制度性事实。这个事实要求相当精致的大学制度、教职制度以及关于这些制度性结构的构成性规则，方能存在。制度性事实总是构成性规则的形式的应用，并且诸如金钱、财富和政府这样的制度也是这样的规则的体系。有时候一个制度事实也能在没有预先的构成性规则存在的情况下被非正式地创造出来。例如，一个群体将某人视为领导，而这使她无需预先存在的领导选举规则就成为领导。这大概是制度演化的一种方式。

构成性规则有一些进一步的显著属性，为了简要起见，我将简单列举如下。

1. 通过创造一类制度性事实，构成性规则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reality)。这一现实某种程度上在存在论上是主观的，因为它借助人类的接受或同意才存在(Searle 1995：69)，但与此同时，关于这样的事实的陈述，是或可能是在认识论上客观的。所以，我手中的一张纸是一张 20 美元钞票，是一个制度性事实，但它在认识论上是客观事实，不只是按照我的观点来说它是一张 20 美元钞票，而是实际上客观的制度性事实。这一事实的存在在存在论上的主观性，不妨碍关于它的陈述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Searle 1995：9-1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诸如经济学这样的在存在论上主观的客观科学领域的原因。
2. 这些新的存在论领域创造了新的权力。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总统，并且我是卷入这一权力体系的美国公民。这些权力我称之为道义(deontic)权力，即是说，它们是权利、责任、义务、授权和许可等等。这些权力对于人类文明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赋予了我们**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desire-independent reasons for acting)。做出写这篇文章的许诺之后我就创造了一个写文章的义务，这义务给予了我写文章的理由，而这个理由独立于我的其他倾向。没有这，我们就没有人类文明。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能力创造这些道义权力。就我所知，动物没这能力。
3. 构成性规则要求语言。我的狗塔斯基非常聪明，我能训练它遵循许多调整性规则，诸如当我喊它时它会过来，并且服从许多其它简单命令，但我不能教它下国际象棋或者在选举中投票。为什么不能呢？只有当这些现象能够被表现(represented)，它们才能存在，表现关系要求某种比狗能够简单应付的更精致的符号。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论点，在此我不会争辩，但我想要推进的一般论题是，**只有当构成性规则能够在语言上被表现，它们才能发挥作用**。一种生物若没有某种接近人类的或类人类的(humanlike)语言，是不可能有构成性规则体系的。
4. 构成性规则在制度性事实中的应用形成了人类文明。这是我们与其他社会动物的主要不同。我们很习惯和正确地将人类视为与其他物种是一致的，并且所有类型的人类行为形式都是相当常见的——许多其他物种也有配偶结合和其他类似的家庭行为形式。但其他物种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义务、权利、职责或责任。其他动物没有政府、财产权，婚姻或大学。我前面说到我的狗，它很聪明，和其他的狗一样是群居动物，能够很容易作为狗群中的一员合作和移动，但狗的群居不会形成政府、大学甚至小学。为什么不会？为了形成它们，狗必须得能够以与构成性规则共通的“x 构成 y”的形式来表现事物，但为了做到这一点，狗必须得有一种表现体系，而这一表现体系与犬吠相当不同。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狗必须得有构成性规则。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如金钱、财产、政府等都需要语言，但语言却不需要它们。「我做出“雪是白色的”的陈述」是一个制度性事实，为了创造它，我只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汉语使用者。「这个陈述被做出」是一个制度性事实，对于这个制度性事实的创造，语义学是足够的。但要创造「你是总统」或「宣战」的制度性事实，我需要比语义学更多的东西。我们使用语义学来创造超越语义学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具有构成性规则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Anscombe, G.E.M. 1958, “[On Brute Facts](/anscombe-on-brute-facts/)”, Analysis, 18, 3, 69-72.
2. Rawls, J. 1955, “Two Concepts of Rul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4, 3-32.
3. Searle, J.R. 1964,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3, 43-58.
4.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Searle, J.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London: Allen Lane.
6. Searle, J.R. 1998,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7. Searle, J.R. 2010, Mak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调整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调整既存的行为形式，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使新的行为形式成为可能。它们构成了它们所调整的现象。天然事实(brute facts)能够独立于任何制度存在。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需要预先存在的制度，其中包含了构成性规则的体系。构成性规则通过新的权力创造了新的现实形式(forms of reality)，它们通常需要语言，并且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塞尔：构成性规则

这篇文章可能暗示（也是我在思考和写作时一直暗中在想的），分类谓词和投射谓词分别是如何在哈特式的描述法理学和德沃金式的解释法理学中找到自己的解释性力量的。

内涵与规则

现在我提议跟随塞拉斯，看看他是怎么展示一个实践的世界故事——一个在世界中游历的矩阵——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个世界故事既是认识的，也是实践的，而且提供了对真的新说明。之后，我们会简单评论这个世界故事。

世界故事

对于这个n元表达式配置，是什么使得它言说被指称项以那个具体的n元方式相关系呢？

规则和对象

我们曾讨论过语言之“前”的问题，也就是外显言语行为的原因或来源的问题。这里是当代哲学家们分歧最深的地方之一。指出内在片断（inner episode）或内在言说（inner speech）是外显言语行为（overt verbal behavior）的原因或来源的人必须要说明，拿掉外显言语行为之后，内在片断或内在言说到底“说”了什么。在日常中，就坦诚的陈述情形而言[[1\]](#\_ftnref1) ，一个人如果声称自己的外显言语行为并没有准确表达自己的内在思想，但当我们问他，“准确地说，你的内在思想到底是什么”，他又回答不上来时，有必要对此做详细的分析，因为这至少涉及两个问题：（1）未必，一个人真的有比坦诚的外显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思想更清晰的思想；（2）肯定，一个人不能真的拥有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私人片断；言语行为，包括其用以指称的概念是主体间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都不能详细讨论，可参见塞拉斯《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我们试图在某种自然主义立场上获得某些实质性观点。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需要强调的重要侧面是，将语言置于自然秩序中，承认语言也是有经验特性的自然对象（可以用一个稍微有所区别的术语，自然-语言对象）。怎么处理语言存在论身份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因为，承认语言的对语言外的表示也不过是两方面的自然对象之间相联系的事情，那么我们得抵制流俗的见解的诱惑，它不假思索地相信，在

（语言的）a 表示（非语言的） b

的事情之中，有什么**非对象的意义**（在语言和对象之外的那种东西）[[2\]](#\_ftnref2) 来保证，它们之间归根结底相关系。承认语言也是自然对象的第一个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抑制这一诱惑，打破从前未经审查的错觉。那些坚持在这个事情之中有别的什么保证它们的联系的哲学家至少都努力证明为什么他们会提议各自那些东西。早期的贝克莱、洛克、休谟更多地是继承中世纪经验哲学的主题，困惑于殊相是如何确定的，一旦确定，问题在于，在它们之外的共相是如何建立的。罗素在数理逻辑的研究中（以及后来人的数理逻辑、数论、集合论）一再讨论的元素和集合的存在论问题，是殊相和共相问题的的现代形式。罗素悖论的发现立刻使弗雷格发现他的那些数学努力归根结底失败了，但却尝试将这些成果应用到一般的哲学和逻辑学上，他创立的意指理论主张，概念（或原子命题）的谓词字母指称非对象。维特根斯坦则提出，正是语言对象的事实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才使得它们相关系，但是实存的只有这些事实，至于这两个事实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关系，那是约定的。我理解，这等于是说，当把两块石头放在一起，说一块石头出现的方式表示另一块石头出现的方式，这完全是个约定。

塞拉斯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总结说：

> 维特根斯坦一直将描画（picturing）刻画为在**被考虑为事实**的陈述与另一个他称为世界事实之间的关系。大致地讲，他一直将描画设想为在（一方面）关于语言表达式的**事实**和（另一方面）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和存在论》第五章第 82 段）

紧接着评论：

> 如果我们把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称作非语言事实，那么我们由此忍不住认为，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是奇特种类的非语言实体：非语言的伪实体。我们看到，在关于非语言实体的事实意义上的“非语言事实”在**另一意义上**本身是**语言**实体。它们和非语言秩序的接触是做了什么或要做什么，而非关系。即从“that- _p_ is true”推论出“ _p_ ”。而且，只要描画被理解为在关于语言对象的**事实**和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 83 段）

是否准确理解这两段总结和评论，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准确把握维特根斯坦洞见和塞拉斯批评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动机。维特根斯坦有这样一幅图式

![维特根斯坦的图式-1](/images/2020-03-15/22680447518678923.jpg)

他这样做就把“意指”（meaning 或“意义”）那种语言和非语言之外的东西甩开了，但依据塞拉斯，他又遭到一些困难。关键的困难在于，“描画”的存在论身份是什么？不能只是说，当陈述事实与世界事实以约定的方式出现，前者就描画了后者。83 段划线部分的评论尤为重要。为了弄清楚塞拉斯的评论，需要把维特根斯坦的图式的细节更丰富一些。

![维特根斯坦的图式-2](/images/2020-03-15/22680453706783591.jpg)

这里，陈述事实内部的语言对象（实体）是 △ 和 ○，世界事实内部的自然对象（实体）是 □ 和 ◇。维特根斯坦想整体地处理这两组对象，并且认为，如果两方面不是分别以某一事实存在，就不能相关系。塞拉斯的诘难是，世界-事实（以实框表示）要是实存的，那它是不是被语言对象描画？鉴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它是非语言事实，它不可被语言对象所直接描画；但如果世界事实不被语言对象所直接描画，它是怎么存在的？只要在一个陈述中提到它，就立刻将它个体化，变成语言对象所直接描画的。无论是塞拉斯还是维特根斯坦，都难以认可不被语言对象所描画的对象会有一个**名称**这样的事情。

在后面，塞拉斯进一步评论说：

> 如果复杂对象（complex objects）是事实（facts），那么只有简单非语言对象可以被描画，这会导致常见的（必定有且语言要描画世界就得考虑到的）关于**绝对简单**的二律背反，但是当追问语言的使用者举出一个例子时，没有一个例子会被举出来。……（87 段）
> ……就算有复杂自然-语言对象进行描画，它们描画什么，它们怎么描画？（88 段）

这就是说，只有 □ 或 ◇ 这些简单非语言对象可以被描画，这样暂且将它们被描画的事情搁置一旁，来讨论被掏空的实框被什么描画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它”要么退回一个简单非语言对象，要么就干脆对下面的问题不置可否：“就算有复杂自然语言对象进行描画，它们描画什么，它们怎么描画？”因为，既然不允许自然-语言对象直接描画“它”而只能描画“它”“内部的”简单非语言对象，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了。这种情况会在如下图式中得到展示：

![描画-图式](/images/2020-03-15/22680453590933911.jpg)

问题就是，陈述-事实（虚框表示）怎么描画世界事实（实框表示）？在此，有人会说，正如虚框被考虑为事实，实框也被考虑为事实，而正是由于有实框被考虑到了，所以才有了非语言对象被挑选出来。这一说法会误导人,因为：（1）维特根斯坦不会诉诸这个图式之外的实存来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情，具体来说，维特根斯坦不欢迎作为语言对象的原因或来源的意向性，相反，他正是想通过给事实以存在论地位来避免诉诸非对象的意向性。（2）根据对维特根斯坦众所周知的自然主义解读，这里所谓的陈述-事实和世界-事实的区分不是形而上学的的区别，而是方法论的区别，记住，无论是语言对象还是非语言对象，都是对象。在最简单的情形中，例如在

△
○

图式中，问题会是，△ 和 ○ 这两个对象怎么就表示和被表示了，根本上说，它们怎么就相关系？这是维特根斯坦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最简单的情形中，让我们假定 △ 是语言对象“a”，○ 是非语言对象 b（未避免混淆，您此时得在脑袋中想象例如一块石头的画面，因为这里出现的全都是语言对象），那么当说

_a_ is true of _b_

时，我们就是说，语言对象“a”接触（connect）了非语言对象 b。若 b 是一块石头，怎么保证这个陈述是足够清晰的呢？采用实指的方式，比如拿起石头告诉我，b 就是石头，“a”是“石头”？没有发现已经同时暗自**言说**了许多其他语言对象才能完成这个实指动作吗？比如，“我手里握着石头的样子不是我的手的样子；通过区分颜色的边界来区分物体的广延的界限；现在此刻的手里的石头与刚才在地上的石头是同一的；我们刚才谈到了石头那个对象；……”实指定义是必须在一个背景中得到完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在这里多费口舌，因为陈述“ _a_ is true of _b_ ”所做的事情最多是说

a=b

所有的问题都会聚焦在这里，但除了证明

a=a

还算可以想象，对“a=b”的证明可以说难于上青天。这个难题，如果要领略下，不妨来到数学中对

1+1=2

的证明，这一定会让人大开眼界[[3\]](#\_ftn3)。

这段插曲表明，只有真正解决了原子对象或原子事实的同一性或伴随性关系问题，才能谈论实指定义，然后才会进入到对世界的复杂陈述当中。我希望我们一开始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那就是把“（语言的）表示（非语言的）”事情放在自然秩序当中，并看作是“（自然-语言对象）表示（自然对象）”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我们正遭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形而上学界限的难题，意识到这是个困难就好，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困难，而是把语言对象视为非对象的“意指”（meaning）的载体，那就远离了我们的哲学事业（当然，自然主义的哲学事业），关于这一点，本文一开始和《语言之“前”》都说的很清楚了。

回到塞拉斯的处理，他说：

> 要是我们将“描画”理解为在语言与非语言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在**事实**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个表述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物或人的图画，而非事实的图画。大致地讲，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是另一对象或另一组对象的图画。但因为对象只能靠关于它们之间的事实（即只能靠具有性质和处于关系中）来描画对象，所以这样坚持似乎是吹毛求疵：处于中描画关系的是对象，不是事实。不过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问题的核心。（第 84 段）

塞拉斯想拿掉事实的存在论资格，而把所有的资格只留给对象。不过，这样一来，塞拉斯自己得解释事实的存在论身份，他说：

> 在复杂对象与事实之间显然有某个联系。比如，如果 C 由 O1和 O2处于某一关系组成，那么，若 O1和 O2不这样相关系，“C”就不会指称什么。不过，即使我们通过指定事实 O1RO2涉及指称表达式的真正意义，来尽量紧密地理解“C”与 O1和 O2以某个方式相关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说复杂（complex）C 是事实 O1RO2仍旧没有逻辑意义。我们至多有资格说，含有指称表达式“C”的陈述原则上可以分析为关于 O1和 O2的陈述，其中就有陈述“O1RO2”。不过，在这展开中出现的是陈述“O1RO2”，不是事实表达式“that O1RO2”。因为，有两个意义可以说一个陈述“关于一个事实”（about a fact），一定不能混淆：（a）这个陈述含有一个表达真命题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陈述的任何真值函项都“关于一个事实”。（b）它含有一个事实表达式，即一个事实的名称，而非一个陈述。比如，“That Chicago is large is the case”含有事实表达式“that Chicago is large”，而且在给其一个元语言特征的全新意义上“关于一个事实”。（85 段）

为什么塞拉斯只承认陈述-事实而不承认自然事实（如果可以这么说）呢？读者大概可以再次回到“a is true of b”的问题上去，这个谈论“a=b”的问题，正如上面提到的实指定义的困难所表明的，这里根本就没有真正有过语词和对象 connect 的事情。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由于“a”和“b”都是自然对象，只不过“a”被约定为语言对象，而“b”被约定为非语言的对象。在图式

△
○

中，△ 和 ○ 在存在论地位上是平等的。我们可能会期待，如果真有**殊相**，并且现在有**殊型**与之接触了，并且假定 ○ 就是殊相，△ 就是殊型。但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不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殊型网络内的殊型所接触的殊相吗？如果 △ 没有那个网络，那么怎么会**如其所是地**接触了殊相 ○？我们正站在问题的刀尖上，我们发现在这里，所出现的实际只是殊型，殊相仅仅是无限逃遁的背影。对于

_a_ is true of _b_

我们了解 b 作为**假定的**殊相并非真正的殊相，是由置身于语言殊型网络的 a 捕捉的殊型（参见[《是与应当是》](/blog/bes-and-ought-to-bes)）；于是我们自然会想，在逻辑上，在殊型“a”和“b”之间有个它们共同表示的殊型 C，使得“a is true of b”有意义。但是 C 呢？谁来接触它？塞拉斯说，在逻辑上，必须有一个在**首要（primary）意义上**使用的“is true of”，以制止这一无限后退（这对实践绝对必要），并且承认在任何暂停之处，说“a is true of b”都绝对是在**日常意义上**说对于 b 是真的；但同时在**科学和哲学意义上**，都绝对并没有那样的真。

**真**就是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当置身于殊型网络之中的 △**实际**与假定的对象 ○ 接触，○ 就**是**真的，但 ○ 之真由 △ 背后的殊型网络内部的实事关系来保证。真发生在把两个对象摆在一起时，或者说在一个殊型和假定的殊相之间，但是它并不实存；但是，任何有关殊型和假定的殊相的陈述，都可以说关于真。一个真陈述的典型形式是 T 语句：

“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真在哪里呢？在殊型“雪是白的”（△）和假定的殊相雪是白的（○）之间。其中“雪是白的”（△）是**元语言**，给当前的**对象**分配一个语言对象的角色，雪是白的（○）是**对象语言**，给当前的**对象**分配一个非语言对象的角色。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层面上的诸对象区别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谓述的（或者说方法论的）。

我们现在直面所谓语言“后”的问题核心了：世界和语言不是显然可以区分的吗？世界是那样，比如我的手是这样，而“手”是那样；我走的路是这样，“路”是那样，对不对？

对！我说过，在日常意义上绝对如此，但在哲学和科学上不是如此。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问题聚焦在语言之“中”。△ 之所以捕捉到如其所是的 ○，乃是由于它置身于其中的那张网（这张网是不是单纯的书写文字？绝对不是，它包括进入语言转场、语言内转场和离开语言转场的言语行为——根本上，自然的行为，其中有物也有词），在这个意义上，○ 之被捕捉是规范的事情，所以它根本上“**应当是**”而一旦它被实际捕捉，○ 就如其所是，因而“**是**”。

我们当前看到的世界是被整理的，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和地点，所有的世界层面的东西都如其所是，就像在日常意义上，它是真的；但就它**如何**如其所是这一点，不是说它不是真的，而是没有真。

维特根斯坦的根本洞见是，一个陈述的出现要被理解为被指称的对象的名称以某一方式出现。这里，一项重大的成就是表明，n 元指称表达式配置表示 n 元事态。但是，这个论点却无助于说明这个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个具体的 n 元表达式配置，有什么使这个配置言说“被指称项以那个具体的 n 元方式相关系呢”？

这个问题原原本本地回到对如下图式的哲学处理当中：

△ □
○ ◇

在这里，二元表达式配置（△ □）表示二元事态（○ ◇）。塞拉斯想说，这里没有事实，尽管有关于事实的陈述，因为当说（△ □）描画（○ ◇）时，它必然是由于（△ □）所在的网络，凭借这个网络，（△ □）跳跃到了（○ ◇），而且一旦实际完成，（○ ◇）被会被捕捉到，当然，（△ □）本身也经过这样的捕捉。真就在这个捕捉动作中，具体说它是个言语行为，换言之，它是个陈述。

不是，真正的对象或事实如其所是的放置于宇宙之中，等待被描画或捕捉；而是，一个巨大的、逐渐展开的的矩阵在宇宙中游荡，内部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其边缘不断吸收和抛弃材料。**对象**是沙滩上的孩子，**真**在由整个海洋推动浪打到他身上的动作之中。

塞拉斯比维特根斯坦有更强的整体论确信，但是不要过分夸大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个游荡的矩阵同样在维特特根斯坦的世界图画中，与塞拉斯唯一不同的是，原子节点是事实而不是对象。

2020/3/15
南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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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ftnref1) 要知道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都是坦诚的外显言语行为——它是分析一切言语行为的基础——不直接涉及文学或欺诈等情形，而更多直接涉及科学家或普通人在报告自己的思想时的情形。

[[2\]](#\_ftnref2) 这所谓在语言和对象之外的东西，一旦拿掉对这种东西的幻想，还有什么科学或者哲学上的确定性可言？！我们一贯假设这种东西，用来作为语言表示活动的准确性的保证，讽刺的是，从未准确地说明过它。

[[3\]](#\_ftnref3) 非形式主义者的数学家需要寻找“1+1”和“2”之外的共同意指（至少有这个方向），而这当然会关联到整个数学语言的网络，涉及各种数学实体的意义问题，而且对于“＝”在数学语言中的逻辑性质会提出非常麻烦的问题；形式主义者的数学家除了要对付非形式主义者的责难，还要证明，在一个形式化的构成系统内，为什么要“1+1=2”？

将语言置于自然秩序中，承认语言也是有经验特性的自然对象。怎么处理语言存在论身份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

语言之“中”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来到哪儿了。我们其实一直在处理语言。首要的是，将语言放在自然秩序之中，认识到它同样是有经验特征的自然对象。如此，就不能期待语言与其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单纯是语词与世界、非实在与实在那样的关系了。进一步的是认识到，语言被创生并一直在变化，内部发展成为有规则支配的复杂样貌，就像一个微型世界，有其特有的地形、纹理、对象和运动。

到目前为止，语言本身“前后方”的问题都还没有触及。所谓“前方”的问题，就是说，这样复杂的微型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语言是不是心灵实体或过程的意向动作（intending）或相信动作（believing）用以传达（communicate）对世界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或信念（belief）的工具（其复杂性、内部的规则和运动寄生于外部世界的实事）？还是说，语言内部的地形、纹理、对象和运动本身就有意向动作和意向性？

如果认为语言只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表现外部世界的工具，那么在

（语言的）表示（非语言的）

的关系之间，我们就想知道，既然我们承认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是自然对象，那么它们之间是怎么发生联系的？在语言项和非语言项之外还有什么保证了它们发生接触、对应的关系吗？

再者，这里所说的“关系”的存在论地位如何？难道是说，心灵的实体或过程在它们之外放置了什么额外的东西，后者保证了前二者根本上是有联系？这些东西会是什么呢？不能只是说，这里只有意向动作直接把握了世界，然后以语言来传达世界的实事。意向动作直接对象显然不是世界，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属性、事实、对象直接被作为意向内容由意向动作捕捉到呢？我们以后会看到在这点上维特根斯坦有深刻的洞见。

在这里，哲学家们有根本分歧。笛卡尔主义者坚持心灵的实体是语言传达的原因。新笛卡尔主义者坚持心灵虽然不是实体，但是**独一的非物理过程**（不可被还原），这一过程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语言传达，但不能被反向解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则可能主张心灵的过程是语言传达的原因。自然主义者则先满足于语言是自然独享的复杂构成和运动的事实的发现，并且期待心灵的实体或过程的那部分在目前作为前者的模型的占位（place holder），在后来对作为已经得到解释的神经物理过程。

看起来，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和同一论相兼容。不过自然主义与后者的一个关键差别在于否认语言传达可以还原为心灵占位或过程。不但如此，自然主义还主张，语言本身并非单纯的传达动作而是有固有的意向性，语言动作或者说语言行为本身也是意向动作或者说意向行为。或者说，语言动作本身就是“在思想”（表现为有经验特性的自然-语言对象有规则地生成、运动和组合）。这样的“在思想”与无论是二元论者主张的心灵实体或过程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关乎这样的思想的概念构成关乎概念活动的概念的基本阶层（stratum），就像关乎感知环境的中等尺度的概念构成关乎物理的概念的基本阶层一样。

看到上面的描述，我想读者应该和我在想象，语言和心灵的关系就像不同的地质层次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精细与粗糙的关系，但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特定的场合，山川的起伏是实在的；而在另一特定场合，山川的地质构造也是实在的。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查阅电子地图时的感觉，双击一个城市的符号，我们进入到该城市的细节画面，这个细节画面不是该城市符号所表示的对象的原因，后者在另一个阶层与其他相应的对应发生关系时有不依赖于前者的身份。

如同塞拉斯说的，我们一直在描绘的语言动作这一阶层定义了思想2的概念，它不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定义的思想1的概念，正如理论物理学定义的一个物理的概念，它不是常识的概念。

塞拉斯进一步解释它们的关系：

> 精致的物理理论引入的微观物理过程被理解为用前理论语言概念化的物理过程的因果前件。不过，依照理论，当盐溶解于水时发生的微观物理过程之于溶解不是原因之于效果。它们是更充分设想的溶解。当云飘过天空时，发生的微观粒子的运动不致使（cause）云移动；依照精细的理解方式，它们就是云的运动。
> 同样，提出作为“内在片断”的思想2概念不是为了给出声地想（thinking-out-loud，即我们一直在说的语言动作）的原因，而是为了能够精细地描述出声地想是什么。没能领会这点就是混淆完全充盈意义上的（full-blooded sense）言语行为的概念和作为样式（pattern）发生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就像我们可能会混淆微笑的概念和嘴角上扬的概念，或者混淆举手的概念和其向上运动的概念。（《自然主义和存在论》，第五章，第 17~18 段）

塞拉斯一直在区分充盈意义上的言语行为和稀薄意义上的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正如上面所说的微笑的概念和嘴角上扬的概念，举手的概念和手向上运动的概念之间的差别。一段声音，一片书写，就算是没有人或上帝，在纯粹设想的死物质组成的唯物论世界中也有类律特性展现出来——展现给什么呢？一旦被设想（瞧，不已经被设想了吗？），答案自然很明显。也可以设想，距此 200 百亿光年的某颗星体上的两个特征的相似，即使没有被意向到，不妨碍那个事实的事实的存在。

如果这些设想不完全是荒谬的，那么所谓稀薄意义上的语言动作无异于这些单纯的自然事件。我想，即使当我们认识到语言的经验本性，我们还是期待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的神秘的意向性充盈了语言的纤维。这里正是困难之处，我们需要在心灵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寻找可靠的感觉。

现在，当这些自然-语言对象被纳入到一个复杂的、规则支配的系统之中，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实在性了——这里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塞拉斯会说这里就有了意向性。但是这个系统不是单纯的语言内的事情，而是不断经历进入语言转场、语言内转场和离开语言转场的内部运动，与这个世界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

回到二元论的主张。如果认为充盈意义上的语言动作只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的意向动作的传达对世界的意向性的工具，并否认语言动作本身有意向动作和意向性，那么该对这种二元论说点什么呢？塞拉斯说：

> 如果我们现在去除关乎其功能的和规则支配的特征的方面来掏空出声地想这一原初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恰当认为思想2是言语“行为”的因果前件。不过，这样做就是自此以后看不见原初被解释的，并且放开了心灵迷宫中的阿里阿德涅的线。
> 认为思想2是出声地想的原因（而且这点这样表述就变成分析的），就是暗中消除其关乎像意指、指称、意义、真和衍推这样的语义特性的归属的特征来掏空出声地想这一概念。（第 21-22 段）

我来解释下这两段评论。在《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中，塞拉斯向我们展示了：诸外显言语行为是如何作为笛卡尔主义者所谓的内在片断的模型的；并且当这一切确立之后，心灵可以将这个模型的占位（一个缩略表达）视为一个实体，从“我有如此这般的‘内在言说’，即 b1、b2、…bn 等外显言语行为”转变成好像这些外显言语行为是那个原先只作为它们构成的模型的占位现在作为实体而成为它们的原因“我的‘内在言说’致使我作出 b1、b2、…bn 等外显言语行为”。

诸外显言语行为 b1、b2、…bn，它们内部的殊型及其关系都是清晰的，它们与所假定的殊相或者说对象的关系也是清晰的，这时怎么理解所谓的这些外显言语行为的原因的“内在言说”（或者说“内部片断”）NP 呢？当然是将它理解为诸外显言语行为构成的模型的占位，因此：

NP=df（b1, b2, …bn）

如果有人坚持说，“拿掉（b1, b2, …bn）部分，我也可以有思想”，那么我们就要问他，“那你的思想究竟是怎么样的？”这里内在片断主张所遭遇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动作是否固有意向性问题上，二元论所遭遇的诘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每当我读到这一节的讨论时，我总努力获得一种感觉，一种或许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感觉。语言内部实际充满规则支配的（rule-governed）对象和动作，是一个彼此融贯协调的微型世界。如果有上帝，当祂把这个网络置于祂的显微镜下观察，犹如观察一粒细胞，稍微熟悉生理学的人都知道，它仿佛规则/规律支配的工厂。

我不忙着去想，这不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所致使的呢？而是满足于这一事实，并仔细去感受，努力把这个复杂的微型世界视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它是怎么生成的，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单纯的语言殊型以及它们与假定的殊相的联结就蕴含了意向性这一理解意识或思想的核心，我们都很好奇。任何自然主义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对内部神经-物理过程的精细描述，然后像塞拉斯对待理论物理实体和常识对象的关系那样对待神经物理-过程和语言动作的关系，这是穿过不同的世界地质层次发现不同面貌的事情，而不是发现了语言动作或常识世界的原因的事情，正如普特南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的是，对微观粒子的说明无法解释为什么圆的凿不能插入方枘之中（原因不能说明理由，事物不能说明概念，除非前者也获得后者的身份）。

在这篇文章，我主要讨论了语言之“前”的疑问——语言是不是所谓心灵实体或过程的产物，在下一篇文章，我希望讨论语言之“后”的疑问——抛开它的意向性来源的问题，思考语言与其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这个疑问将把我们引向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当中，比如一个表示系统与地图的关系、是与应当的关系、真和是的逻辑结构问题，以及塞拉斯所说的“世界故事”。

一点题外话。心灵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最前沿领域之一，学习它特别需要保持心智的诚实，不得有明知的含糊。正因为它是前沿，不同的深刻的哲学家的解答差别很大，但不要轻易幻想自己可以将它们综合起来，要是可以，他们早就做了，满足于一两位立场相近的深刻哲学家的解决，尽最大努力弄清晰其中的细节，消除任何明知的含糊，这可能是在这个领域内做到心智诚实最关键表现。此外，单纯依靠思辨的、逻辑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虽然它们极端重要）；如果有机会，应该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理论物理学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如果看看丘奇兰德（他是塞拉斯的门下）《科学实在论和心灵的可塑性》就可能感到，这本书因其作者比一般作者表露出的更高的科学素养而大放光彩。不过这本书在思辨上的粗略和肤浅的另一个事实使我们看到，思辨能力仍然是哲学家的看家本领。

2020/3/11
南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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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自然主义和存在论》第五章第 24~25 段）

24.我在本节一开始提出从传达手段来理解语言有“本末倒置”的危险。下述思路说明了这个危险：

> 语言片断是关乎传达框架的行动。尽管个体语言行动没有传达抑或甚至没有意向传达也可以执行，但是这个事实，即充分说明关乎语言片断的语义概念要求提到传达实践，表明它们依靠这个框架。比如，要是说 that-p 就是在可定义的环境中会传达讯息 that-p 的发声种类（to be a saying-that-p is to be the kind of utterance which would, in definable circumstances, communicate the message that-p）。因此，说 that-p 的概念涉及意向传达 that-p 和相信 that-p 的概念。
> 一些思想片断（例如觉察 that-p）本质上是非行动。如果其直接靠意向它发生来实现，那么并不存在觉察（noticing）that-p 这个片断。当下相信、推论和意向也是如此。因为这些是思想框架的核心，所以不存在本身可以是思想的语言片断，尽管它们肯定可以表达思想。因此，你据以建构你的心灵哲学的出声地想概念是不融贯的。
> 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式，就是将其理解为能用来传递某些信息的东西。因此，需要有意向和理解的概念。因此，比相信和意向的非语言片断的阶层更基本的关乎思想的概念阶层，是不存在的。
> 关乎思想与事物之间联系的语义概念无法被正确地理解为更基本的关乎语言的语义概念阶层的精致阐述（sophistications）。它们要么构成一个天赋概念框架，要么构成一个从关于心灵活动的内省经验抽象而来的框架。
> 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你的形而上学观点尽管比传统唯名论和自然主义更确切说明了——至少就意向性而言——事情的复杂，却本末倒置了。

25.我让读者来评判谁本末倒置了。

语言被创生并一直在变化，内部发展成为有规则支配的复杂样貌，就像一个微型世界，有其特有的地形、纹理、对象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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