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

(10月29日上午修订)

当我看到一栋的那篇《“不是坏就是蠢!”》的文章时,我很激动,不仅是由于里面包含了他素来坚持的重要观点,还在于它使我想起以下两个问题:命题态度;道德和认识问题。我自己写的《蠢与坏》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辩论或论证中诉诸内涵(主体、心灵、素质、倾向等等都是内涵性的);将认识问题转换成道德的有趣问题。

在第一点上,我是完全赞同一栋的,尽管我的论述与他有所不同(当然也许在他看来是不得要领的),诉诸内涵的经济节省的功用在于使我们能从有限枚举的内容得到未经枚举的东西。

在第二点上,在我看来它涉及到道德认识论问题,我的核心主张是,应当谨慎将认识问题转换成道德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他人的信念。

我也指出,在辩论或论证中,我们一般是不大愿意把认识问题转换成道德问题的,除非我们实际上决定放弃辩论或论证,正像一栋在新的文章《必须就事论事吗?》中所说的:这样做只是重申我们的判断,并顺便羞辱对方的道德或智力水平。我还提出,在彻底走到这一步之前,我们还可能考察与我们交锋的观点所由以提出的主体的可靠性问题,我们是通过研究他既往的言语-行为记录来探究这一点的,这也与一栋在《必须就事论事吗?》中提到的对他人的“成见”是我们先前就事论事获得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我看到他今天的《必须就事论事吗?》(比前一篇文章的篇幅要长两倍)后,我觉得他似乎在回应我,暗示我误解了他文章的观点和论述。我特别反复阅读了他开头的一段话:

一切老生常谈往往都是很有道理的,但它们多半只适用于某些语境。要能真正掌握这些大道理,就必须拥有语境敏感性,而非铁憨憨似的只会机械套用大道理。

我是否犯了这里所说的错误呢?老实说,我怀疑确实如此,以我喝三鹿奶粉长大的脑袋来思考问题,确实可能常常有“头脑简单”或“铁憨”的表现。我相信,一栋和我都拥护这样一个理念:批评的前提是理解,批评首要的目标不是为了驳斥对方,而是为了能够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有助于改进对方的观点或论证并与此同时获得对自己原有认识的反省,总之,批评首先是一种理解与合作活动。

然而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相互理解。两千多年来,没有哪两位哲学家对“法律”、“政治”、“正义”等等等等任何你能想到的“抽象词汇”所表达的概念有过相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自己想过的事情、写下的句子、说过的话在不同时间都有过不同的理解:我们既不能充分理解对方,甚至不能确切理解自己。除非在日常的、局限的场合,从事相同实践活动的人就非常特定的问题相互之间的沟通(当他们之间有相同的观察基础,而所讨论的句子又对他们来说是“观察句”时,才会如此),比如两个程序员讨论一个程序的代码是否出现bug,或者两个铁匠就锻造锄头的工序之间的讨论,但是一不留神就会走向双方充满分歧而又相互不能理解的方向,比如一个程序员告诉他的同事,“你的代码应当写的更简洁一些”,或者一个铁匠告诉他的伙计,“我们不应该给曹操这样的奸贼打造武器”。至于不能确切理解自己的事情,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们必须用语言来思考我们(稍微复杂)的观念,我们以为只是单纯观察事实,其实观察结果是已经负载了理论的,而且有时候不止是一个理论,而是许多理论的大杂混,我们既可能在当时并不真正理解自己,也可能在以后对这些理论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改变了之前的理解。语言在呈现观念时往往很无力,尽管我们别无他法。弗兰克·拉姆齐翻译《逻辑哲学论》时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了很久,后者每天给他讲一段《逻辑哲学论》,不过有时候事情进展得不那么顺利,因为维特根斯坦也在困惑自己原先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我在《蠢与坏》中说:

我们所以要经济节省是因为在任何议题上几乎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命题陈述来充分辩论,因为几乎没有这样的理论形态,如果有我相信它一定是这样的:完全形式化的语言,所有的符号都得到解释或定义,所有的句法和逻辑规则都没有争议地得到遵守,直到双方在某个符号的解释或某个规则的合法性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实质争议才被发现了。

我还否认有“概念大面积重叠”的可能性。我认为在许多争议中,诉诸常识是无效的。此外,一个未直接言明的观点是:把日常中遭到普遍误解的问题以日常的、平直的语言解释得在一定范围内的听众觉得能够以日常的、平直的语言理解,这是徒劳的。我反对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那种方法,尽管我不确定一栋自己是不是对此有所秉持。说那个努力是徒劳的,部分是因为,听众只是自以为理解了,如果你问他是如何理解的,他甚至可以非常顺畅地说出个一二三来,但事实上,大家彼此“各尽其解”;部分是因为日常语言根深蒂固的歧义或模糊,在于日常语言分析这项哲学事业整体的失败,实际上,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无可置疑地衰落了。蒯因,这位信奉弗雷格、罗素理想语言进路的分析哲学家,曾这样评论奥斯汀的哲学方法:

往日只有少数治疗性的实证主义者,而有许多患慢性病的形而上学家。现在,每个学院中都有治疗学家。时疫已被抑制住了,治疗成为常规活动,在此之后,那些老练的治疗学家如何施展它们的才智呢?一种方法就是把他们的精力用于对抗一种仍在继续流行、不过危害较轻的传染病,即外行人头脑中的哲学困惑。赖尔在他的《两难命题》中成功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另一种方式是继续进行那种曾被纳入治疗法之内的语言研究,不过现在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研究继续下去。奥斯汀的那些代表性著作看起来符合这种方式。正如厄姆森……所描述的那样,奥斯汀的技巧是一种用以对当地一群说话者所从事的语义学进行反省研究的方式。……它是一种对一些挑选出来的英语词组在语义学或者在使用环境方面的细微差别的研究。奥斯汀的语义学研究方法由于直言不讳地承认它是反省的而与语言学中的主流相对立。……他通过集体的反省而获得客观性。……他过分注意对英语用法研究的划界。不过,我认为这反过来又是由于他对哲学困惑基本上保持一种急躁的态度。……以水星的摄动为例。我设想在爱因斯坦之前,某些天文学家怀着高度的好奇心思考这些摄动,希望它们可能是引向自然界里某些从未被发现的重要特征的钥匙,另一些天文学家则认为它们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异常现象,渴望知道如何借助仪器方面的错误把它们解释清楚。与此相似,对哲学问题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奥斯汀的态度属于否定性的。由此产生他想把哲学研究局限于语词用法研究之内的这种倾向。

“各尽其解”问题在日常交流中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常常是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大家说说笑笑该干啥干啥去;而我敢说,在他们各自的“重要之事”中,没有一个是以日常语言能够完全描述和理解的,无论是工程技术还是基础科学,所有术语都必须应当是指称明确并且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除了在与同行发生实质争议的地方。在抽象的理论争议场合,“各尽其解”问题普遍而严重,我在拙作《理解和理论》以及《文字游戏、言辞而已》中对此已经有所讨论。我们拥有的真的只是语词,与被意图的、语词背后的事物(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展现了这样一幅人们顺畅和成功使用语言但又并不拥有一套语言背后的意义的自然主义图景:没有心灵、没有意义,语言犹如覆盖在“生活形式”的山峰上的薄薄一层积雪。可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一个人如果思考“爱情”是什么,最后也许她总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她阅历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有什么爱情存在吗?说有或没有都行,重要的不在于问“爱情”这个词或概念的意义,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有的只是我们恰好遭遇的那种生活,以及我们为这种生活的某些局部赋予的这个名称。

自从一栋把他的那篇讨论“语境敏感”的文章(我把给他的原始表达“语境敏感性”中的“性”字去掉了)给我看了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语词联想、语境和理论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语境”究竟是什么呢?掌握一个概念、命题或理论之后,我们在应用它的时候就会面临使用场合的问题,无论这个场合是不同的时间(比如时代不同)、地点(比如国家、区域不同),还是单纯不同的上下文,或者只是任何有所差别的特定问题。如果这样理解语境问题还算有些道理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概念、命题或理论呢?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命题或理论图景呢?我说“图景”,是想追问它们的结构或一般形式是什么。既然已经讨论到这个地步,我就不得不宣布,日常语言分析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缺少像理想语言所提供的的某种标准形式,后者的这一特征虽不能算是多大的优点,但至少是令人充满希望的方向。

一种概念,按照一种试图提供一套标准记法的方案的建议,应当是类似“Fx”那样的形式,它构成一个类,而“x”表示的是这个概念所谓述的对象或者实体。至于为什么“x”指称那些对象,以及指称的范围是什么(即论域),则可能又是一个概念所决定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语义学的用武之地。弗雷格、罗素们会说,“F”是一个图式,一个谓词字母,不是任何事物的名字,我们可以在绝大多数场合避免将其个体化,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清楚它所指向的对象原则上应当是一个其成员确定的集合。这里不想有一个过分拥挤的形而上学世界,一切应当尽量保持在具体的领域。这便是一种科学的态度:“x”如果不是能够直接指涉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事物、可以设想或想象的事物,也是能够被继续还原到某些个概念中的其他变元而借助后者的所指而得到清晰的理解;否则,我们就根本怀疑谈论“Fx”以及将“Fx”继续个体化为其他变元以组合所谓更抽象的概念如“Gy”有什么用处。我不觉得对弄不清自己概念的语义学的纯粹抽象词汇的讨论有什么用,那无非是摆弄形状颜色各异的石头的游戏(参见我的《文字游戏、言辞而已》)。

一种命题,根据我现在的理解,应当有一种标准记法,它只是包含量化词、谓词字母、变元和真值函项,如“∃x(Fx∨Gx)”那样的形式。它的优点是显著的,在变元中,我们看到了这所谓的命题究竟承诺了什么本体论,即它认为什么东西是存在的。按照蒯因的说法,“存在就是成为变元的值”。(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variable.)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图景,由上面形式的概念和命题组成的语句集。一种理论是对特定领域的世界的整全谓述方案,什么东西存在,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关系作为类,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或者还有类的类,那么这些类的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对于另外一种理论,如果不能把它翻译成我们理论所使用的标准记法,我们就不能准确理解它的本体论,因而就不能确定它究竟说了什么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是怎样的。此时我们就遭遇了语境问题。

如果这样看待概念、命题或者理论,我觉得我们有希望弄明白究竟什么是语境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我们搞清楚概念、命题或理论的标准记法之后消失,除非我们要应用它们的那些场合中存在形式化的阻力。我们必须在所要应用的对象和所要应用的语境之间建立一种桥梁,这种桥梁就是一种可以确切评估彼此关系的标准形式。这不是说它必须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标准记法的形式,但至少应当有某种标准形式。标准形式实际上是逼迫我们弄清楚两件事情:(1)对我们的表述进行量化,以确定为了判定我们的表述的真假而必须假定的对象是什么,这就是蒯因所谓的本体论承诺;(2)弄清楚我们的表述的逻辑形式:为了弄清楚“如果p,则q”这个典型的理论句的意思,我们会探究可以被归入“P”概念“Fx”,为了弄清楚概念“Fx”中的“x”所指的那些对象的个体化原则,我们继续诉诸其他的概念或理论句。我们最终发现,所谓语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同概念是在一个整全理论中才能够准确定位和理解,它只是这个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域的世界的谓述方案的整全理论之网的一个纽节而已,如果将它与另一个整全理论中的疑似概念对比,我们就一定不要忘了研究那个疑似概念在那个整全理论之网中的位置,而且要谨记,不同整全理论对相同领域的世界所做的谓述方案几乎不可能完全一样,它们可能逻辑上相容,也可能逻辑上不相容,但在经验上是等价的(参见我的《罗素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评》)。

标准记法的设想的确吸引人,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我们怎么能期望用这种方法交流我们彼此对柏拉图、康德著作的理解?在日常的公共争议中也不可能,问题错综复杂、极其耗时费力、却又没有什么必要。但是无论如何,如果真的持有这样一种概念图景,我们就不会奢望有哪两个人在许多这些问题上有什么大面积的概念重叠了。所谓的大面积重叠,如果可能,也是在交流中随着双方分歧逐渐暴露的过程中,通过“语义上溯”(semantic ascent)的方法建立起对我们彼此表述的标准记法而得以分别出来的:它是一种把我们正在争议的句子的本体论承诺提炼出来的方法,即逐渐把我们所讨论的句子集合转换成我上面所提的那种标准记法,语义上溯的目的正在于使得我们双方清楚地展示我们各自陈述中的本体论,在确定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不是语词)上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发生分歧,就评估是否是因为概念上的分歧,如果是这样,就执行语义上溯的程序。这也正是我一直都想写的文章《概念重叠和语义上溯》的主要意思。

最后回到我们之间的“争论”。我注意到在《必须就事论事吗?》中,问题已经由原先的在公共争议中对对方进行反驳的策略变成了我们对问题(那里面当然既有人也有事)的分析了。不知道我觉察到的这种变化是否真实。如果是的话,我强调我讨论的是在争议中对待对方的问题。此外,我不是很理解一阶论证和二阶论证的区分。我试图这样理解。有陈述或命题(1)“如果p,则q”,但因为这是由i提出的陈述或命题,根据我们自己的另一个命题(2)“如果是i这个人提出的陈述或命题,则它是不值得信任的”,则将(1)的可靠性废除。至于(2)的可靠性,可能依赖于这样一个命题(3)“如果是A类人,则其言论不可信”,而(2)中的“i”正好落入(3)中的“A类人”的概念之下。我们废止(1)的可靠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废止其可靠性,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甚至只是这样的理由,即我和他对话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嘲笑他的),但是,我不认为原则上,我们不能弄清楚我们是在何时停留在最初的事情而“就事论事”,而在什么情况下“因人废言”的——所有这些情况里,我们的确是可以梳理出我们做出判断的逻辑层次的,所谓的“人”与“事”的区分只是两种类型的概念区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的观察、经验、实践的确是负载理论的,我们形成的任何信念都有不同层次的、相互交织的信念之网提供支撑。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这些外层或周边信念进行探究,因为在不同的认知-实践场合,我们对各种信念所要求的确信度并不相同,或者当我们探究某些信念的可信度时就必须先假定其他许多信念是暂不受怀疑的。这已经成为老生常谈。

我们在这里发现所谓“实践智慧”正闪烁光芒吗?有实践智慧的人就像是在光谱上辨识颜色的专家,懂得根据特定的需要把指针锁定在光谱的某个位置上,从而在不同的场合就“蓝色”提出不同的颜色样本来。所以在有实践智慧的人看来,那种在日常生活中对话语的语境不够敏感而总是把所有的话语都当成陈述句来琢磨的人,的确是够憨的。我不反对这个观点,我承认自己的确就是这样头脑简单的憨人。不过,我不敏感于日常的理由却是明确的:我是不想操心太多日常,不想花费太多心思揣度别人的话外之音,不想通过察言观色营生,(尽管我知道会因此而失去许多社会资源和机会)。这当然可能包括在人情练达之人对我的观察报告之中,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他明白的是,我本来就只关心别人讨论所涉问题的某些我感兴趣的面向,比如把那些话都当成是陈述句,把眼前的讨论看作是真诚严肃的(即使我知道他们可能只是说相声的或者只是商业互吹)。对于有些人来说,日常是琐碎无聊的;日常有复杂性,但数学也有复杂性,一个不敏感于日常的数学家并不当然值得责难,因为我们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关注,有的是日常,有的是商业,有的是天文,没有哪一个领域的关注可以声称有特别的优越地位。一个对所有日常话语都做认识论(或数学、物理学等等)反应的人,的确是对于关注日常的人来说是够憨的,但也只是在关注日常这个界限之内而言是正确的。当我们戏谑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情商”堪忧时,一定要明白自己也不过是站在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领域作出的评论。

日常,就像个筒子楼或广场,其复杂性只是所有租客或游客各自“重要之事”的复杂性的虚假的、表面上的聚合,只要我们严肃认真对待日常中的任何问题,就立即被引向特定领域之中,在那里,容不得我们把“洞悉世情”作为主要的乃至唯一有效的探究方法。

2019/10/28
江湾

@2019-10-29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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