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进化论和博物馆道德哲学家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既然病毒自身没有代谢系统而是只能通过寄生在宿主细胞之内借助后者的代谢系统来实现自身的复制,那么按理说,病毒应当不想杀死宿主细胞,但事实上大多数病毒并非如此。

医学家可能会冷静地告诉我们,病毒并无思想,所以谈不上想不想杀死宿主,所以病毒“杀死宿主细胞的意愿”,这不过是对病毒在宿主细胞内的一系列行为的拟人化的简洁说法。“拟人化的简洁说法”的意思是,某个词项只是对一组相互关联的项目组合进行个体化之后获得的一个“占位符”,本身并不指谓事物。我们观察到病毒V有相关的b1、b2、b3行为,它们实际说明的是病毒V对宿主细胞的毒力R;于是可以说,b1、b2、b3构成一个模型,用于建构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就是毒力R;当我们打算用看待人的行为的模式思维病毒的行为时,我们可能忍不住想问,病毒为什么要有“杀死宿主细胞的意愿”?但是我们立即感到自己正试图进入文学的隐喻。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上面这个简单的问题有一些要点:(1)思考生物的结构和行为的基本逻辑是,从任何生物的适应性来思考它的结构和行为;(2)我们人类不情愿赋予其他生物以这样的本性,即它们具有思想,我们认为高级的智能活动仅限于人类及其近亲,按照一种古典的说法,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3)科学理论实体(entity,或者叫“构体”更贴切)仅仅一些更低层次的对象(它们也是一批模型)构成的模型,这样,科学家明白“电子”实际上被假定可观察对象构成的模型,它仅仅具有方法论上而非形而上学上的实体性;(4)说我们不承认无思想的东西有行为(behavior),这还是有点勉强,我们甚至只想称那是活动(activity),更别说是我们人类专有的行动(action),后者被认为是包含意图的特有行为或活动。

我们能在这些要点中发现什么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呢?第(1)点使我想起一些动辄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嗤之以鼻的道德哲学研究者。他们一旦看到了那种试图用涉及进化论解释人类行动的苗头就赶紧给它贴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签,以彰显自己坚守有关人类的种种特异性,比如思想、意图、理性、价值、尊严;如果我把我下面要讨论的达尔文主义看作是对人类做自然化解释的努力,而且这些道德哲学家对自然化的努力视为“政治错误”,那么他们就是我所说的“博物馆道德哲学家”,我后面会表明这个名称中的不友好暗示的根据。

应该承认,有的人确实搞错了问题的层次,比如他从病毒的行为逻辑来推论人类的行为逻辑,而我们关于人的一般图景是严格区分无思想和有思想的东西的,因而嫁接两个逻辑在一般人看来是犯了范畴错误。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版本就是从生物在其适应性中所表现的规律投射到人类社会上,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民族,如果它缺乏为适应性所需的结构和行为,那么它理所当然地为自然所淘汰。或许一开始它仅仅是个描述性的企图,但它之所以变得庸俗不仅仅在于它将无思想的东西的逻辑嫁接到有思想的逻辑上,还因为它试图突破纯粹的描述企图而跨越到价值陈述企图,它想说:那些适应性差的人或民族就应当灭亡。

如果进化论的洞见被修改成一种价值理论,那么它可能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假定自然的演化是有目的的。但只有假设有神圣意志才能为这个目的找到解释,而这是被我们今天的科学游戏所拒绝的(请注意,这并非证明,证明仅仅在一个特定的游戏框架内进行)。显然,无论是达尔文本人还是现在严肃的进化生物学的研究都不支持这个论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博物馆道德哲学家对待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过于粗暴。正如上面所暗示的,达尔文主义可能是个理论家族,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并且有着不同的解释企图。有些进化生物学家只想解释生物学事实而不想涉及人类有意图的活动或制度(如法律、政治和审美)。但是,博物馆道德哲学家认为进化生物学中发现的规律(无论它实际会是怎样的),都与有关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律在范畴上不同,前者是不能用来解释后者的,在智识上不够真诚和谨慎。

也许他们会批评说,不要妄想从与价值无涉的生物学事实上发现对涉及价值的人类行动的有效解释,否则,我们将犯下在不同的范畴领域随意展开思辨的错误——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通过观察莲花的生长能够说明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格。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他们的批评,但我想提醒他们的是,没有论据已经表明,这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其中一个领域的事实不能最终用另一个领域事实还原。实际上,还原主义的科学冲动到处存在。理论物理学家想建立一种大一统理论来解释整个宇宙的基本运动,而生理学家想将动物(包括人)的情感和行为还原为生理学的事实。社会科学家则想通过所谓社会事实来还原人的价值、审美和情感。它们现在既不正确也不错误,因为还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人类智识活动中的这个庞大复杂的自然主义计划失败了。

如今,进化生物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硕果累累,这些不应该为博物馆道德哲学家所忽视。它并不假定一个目的论的宇宙观,但却希望能够从生物的进化历程以及生物在环境中如何提高自身的适用性的事实来发现自然隐含的某些事实或规律,现在下决断说它们与人类价值活动无关为时尚早,因为价值自身不是固若金汤,它一直遭受各种旨在提供因果解释的学科或理论的冲击。这不是古典哲学家的与经验无涉的纯粹思辨游戏。我不相信人类的世界图景中有些部分相互之间是绝对分离的,当考虑到理论对象和非理论对象的区分时,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普遍同意,它们之间的区分是启发性的,即它们的区别是方法论上的而不是形而上学上的。我们站在理由空间而不是事实空间之内看待世界。

让我们试着从唯物论的达尔文主义视角做一些思考。请想一想生命是什么?在唯物论达尔文主义宇宙观中,生命是自然由死物质演化而来,这几乎是个不能理解的奇迹:按照“大爆炸”理论,宇宙先是产生了碳元素、磷元素等等元素,然后原子结合成分子,分子组成大分子团,大分子团组成最简单的蛋白质,有了蛋白质结构,可能是最简单的生物支原体(里面包含少量遗传物质,外围包裹着蛋白质)就产生了。可以先不用去想那些更复杂的生命形态。在最简单的生命形态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意义呢?在这幅图景中,生命从死物质产生,并且获得以下三个特性:(1)聚合特定的死物质(元素)成为有机体;(2)对外部环境作出“能动”的反应以避免重新回归死物质;(3)复制自身,即复制特定的死物质的聚合——有机体。如果拿掉生命的神秘感以及它与死物质的异质性的预设,生命似乎不过是宇宙运动的特殊部分。生命似乎是宇宙依靠运气和试错产生的复杂运动及其结果:特定的死物质以特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然后对环境做出抵抗以保存自身并且倾向于复制自身。

许多时候,当问特定的生命组织为什么要有那样的结构和行为时,我们总是倾向于从它能够抵抗环境并且复制自身的逻辑来思考问题。这个逻辑是一定是目的论的吗?好像这里预设了什么目的,但我们可以澄清并非如此。比如,唯物论的世界图景就不允许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但是,如果坚持这一点,即坚持宇宙没有设计者及其目的,似乎我们除了称赞生命是宇宙的奇迹无事可做。不过,即使没有目的论,那些想要建立大一统物理理论,从而将生理学中的规律还原为物理学规律的物理学家还是会不时陷入沉思:为什么元素要一步步地组合复杂的有机体,是什么保证了这个组合的方向呢?(这可以是一个非目的论的问题。)

不过,当把目光投向更复杂的生命形态以至于我们人类自身时,我们就感到被上面的问题冒犯到了:物理学规律如何能够还原心灵(与之相关的一组彼此之间的关系似是而非的项目有:思想、精神、意识、反思)?我们虽然承认自己是宇宙演化的结果,但在考虑自身的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实,即正是我们在思想着宇宙。由于我们相信自己有心灵——能够感受和思想,我们相信自己绝不同于其他生物,甚至说,“我们人类”绝对不同于宇宙的其他部分。唯心论哲学家早就提醒我们,所谓世界可能不过是在我们的观念中,而绝不可能设想和思维观念之外的世界。

当17世纪自然科学兴起之后,人们倾向于将由于规律支配的客观物理实在的领域等同于自然领域,而把心灵视为是客观物理实在的功能,是对后者的刺激作出的回应或过程。很快,笛卡尔企图捍卫心灵的地位:物质绝不可能被还原为心灵,不但如此,物质只能在心灵的思维当中得到理解,宇宙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它获得了可理解性,宇宙正在理解自身,其他情况是不可设想的。然后整个现代哲学史转向认识论,全部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个问题:心灵如何准确表象外部世界?

不必过分关心这个哲学争论的细节,重要的是认识到,即使是在唯物论的世界图景中,心灵(意识)也是一块没有啃下的硬骨头,对它的本性解释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解释。现在,我们再次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有趣的问题,既然病毒自己没有代谢系统,那么从有利于自身维持和繁衍的角度说,病毒是不是应当倾向于维持宿主细胞的健康而不是杀死它?有人会告诉我们,如果从有利于生命体的维持和繁衍的角度思考生命的结构和行为的确是正确的方向,但接下来的问题“病毒为什么想要杀死宿主细胞?”中所包含的心理词项——“想要”——只不过是个拟人的说法,因为显然病毒并没有思想,它对环境只有有限能动反应能力。

马上就有博物馆道德哲学家来告诉我们,这样思考病毒的行为是用有心灵的人类行动逻辑来思考无心灵的生物行为的逻辑,这犯下了范畴或领域错误。他明确的告诉我们,在无心灵的生物领域不存在价值问题,相反,它们只是有心灵的生物的价值实践对象。的确,这是一个错误,但只是表面上的。如果我们的博物馆道德哲学家的确认为他可以证明1)心灵事项实存并且异质于物理事项,以及2)绝不可以用物理事项来解释心灵事项,那么我们就不能信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证明,恰恰相反,在科学和哲学中到处可见的自然化努力表明,以上两点不是定论,特别是对于第一点来说,对于比如说什么是“思想”、“感觉”、“印象”、“直接经验”等等心灵事项的说明的难度超乎人们的想象。

博物馆道德哲学家捍卫价值实践的实存性的基础就在于我们具有心灵,他的论题站得住脚吗?

关于人类是否拥有价值,价值是否存在,以及价值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这是个正在激烈争议的问题。还没有人说自己证明了对价值的自然化努力根本失败。在这种努力中,被自然化的不仅是价值,还有任何心灵事项。我相信稍微了解当代哲学发展的人都清楚,这里涉及的巨大和复杂的科学和哲学争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让我们像博物馆道德哲学家那样,对心灵的存在和本性不置可否,然后单独思考价值的存在和本性问题。即使是在这里,达尔文主义者仍有话可说。一种同情达尔文主义的自然化的认识论版本会主张,人类之所以对自然有如此这般的反应模式,是因为不这样做的祖先都没有生存下来。它的意思是想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视觉经验,并且根据外部世界中的颜色区域来区别不同的物质区域,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知觉内容是宏观物理对象而不是微观物理对象。比如,可以想象一下人类的视觉经验模式是显微镜式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得考虑一下,以微观粒子为对象的视觉经验模式会不会产生过大的能量消耗,而且从适应环境的角度上并不值当;恰恰相反,适当低维度的经验模式反而有利于自身的适应性。现代科学技术本身趋向于以微观结构为对象的经验模式,然而在现有的生理机能状况和社会实践中,没有人愿意把视觉经验模式改造成显微镜式的,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将与美女帅哥告别了,我们将看到的是他们脸上坑坑洼洼的细胞和微生物。当然,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视觉经验模式也不是红外线式的。这一模式以更低的维度对环境中的对象作出反应,但牺牲了许多有价值的细节。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视觉经验模式“恰好如此”,这可以是一个不预设目的论的问题,它应该有一个因果性的解释。当然,可以想象随着那些超乎想象的进化生物学的成果不断涌现,不能排除我们最终被这些事实说服了,并且逐渐放弃对我们人类自身特殊性的信念,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在玩弄思辨游戏。

当然,为什么我们这样的生物会以我们所有的模式回应环境,这个问题不限于对我们的生理机制的上述说明,还包括我们思维的方式,比如我们基本的逻辑规则,甚至包括我们建立这样一种数学而不是那样一种数学的解释。请考虑下面的一段假想的人类往事:

在一幅可能的唯物论达尔文主义的图景中,生命从无到有被演化出来,而且至今都被认为是一个奇迹(暂且抛开其他有关目的论、意向论等未能被排除的选项的解释)。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或者接近我们这样的生物来说,我们获得了对自然强大的适应性。当然,自然让现存的绝大多数生物对外部环境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它们的神经末梢能够感觉到前方的物理阻碍,感觉到火这种致命的东西的存在。视觉官能的产生让我们能够以非常高效(也许还可能更高效,参见丘奇兰德《科学实在论和心灵的可塑性》,第二章,在那里他设想了一种能够通过眼睛的红外线接收而从视觉识别温度的人)的方式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光线反射,我们区分了事物的颜色、性状、大小以及相互位置关系。迅速识别动物的脸能够有效地帮助遥远的祖先发现可以捕猎的动物以及想要捕食自己的野兽。人类还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表情,能笑能哭,这也许是我们的祖先最开始交流自身感受的重要方式。在混沌的视觉场景中根据颜色上的凸出特征和边界对物体进行个体化是我们认知的一个飞跃:在前方,绿色区域的边界终止于那一片黄色的区域,往上看会发现蓝色的区域,这被识认为不同的物体之间的关系:树、土地和天空。当相同颜色、形状和移动状态的视觉影像反复出现时,我们的祖先能够逐渐识别出某物的同一性。如果那是一只野兽并且被我们的祖先在恐慌之中用石头砸死后,当几天后又一次出现在眼前时,我们的祖先可能会经历一个短暂的懵懂时刻之后迅速意识到这是“另一个同类野兽”(他们有了复数概念,参见蒯因《指称之根》,载《蒯因著作集(第4卷)》),他们学会了以类似的视觉特征来作为种类物的判别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某种对象的个体化原则。我们想象,在进化中可能发生很多对外部环境有不同感觉反应模式的祖先,例如如果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个体化原则的掌握非常笨拙,以至于当一只攻击他们的野兽在慌乱之中被打死之后,过段时间当再次出现相同种类的野兽时,他们忘记躲避,因为他们没有形成有关那种动物的个体化原则,在那个原则中有这么一条:有那样一些特征(对于这些特征的细节我们不用为他们操心)那种东西对我们有伤害性。有这些缺陷的祖先群体会被淘汰。

事情进展到令人惊异的地步,有关逻辑、数学的一些核心规则一定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被祖先掌握。同一律应该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避免矛盾对于我们的祖先(当然也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物不能同时既是某种东西又不是某种东西:当远远地看见前段时间攻击他们的类似动物出现时,他们必须得确定,它是或不是之前那只野兽,如果不确定,就迅速躲开,在这种事情上犹豫不决缺乏判断能力的祖先最终会被淘汰。对于进化论者来说,自然演化出一系列的生物,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环境做出了惊人的反应,我们人类甚至会反思自己的反应方式并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

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1)在坚持非目的论的唯物主义进化论解释中,生物是从死物质中产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要将它们看得与一块石头有多大的奇异之处,它们与石头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够主动地回应周围的环境,至于能够通过摄取物质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繁衍后代,这是经过亿万次的失败在漫长的亿万年里才一点点演化出的,如果我们抛却对自然外的神灵干预的想象,并且尽量平静地看待这一切就会觉得,就自然能够演化出能够正确回应环境的生物这一点来说,它仿佛充斥着一种目的在其中,虽然这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我们只需平静地将此理解为自然中出现保存和繁殖某种物质组合形态的事情。(2)生物必须是正确回应了环境的,这一点说明,进化最终选择了那些具有能够具有适应性官能的生物。我们这些留存的生物对自然作出的反应依赖于自然实际就是那样的这个根本事实。比如说,灼热的确是火的性质,颜色区域的边界的确是物体本身的轮廓,类似颜色和性状的东西的确很可能是同一种东西而有相同的功用或危险性,不同颜色的物体很可能有不同的物质成分等等。我们现在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建立在我们对感觉材料的观察之上,并且调用了数学和逻辑来延伸我们的抽象思维。这些之所以能够得到信任,也在于我们相信自然最终并不欺骗我们,因为使我们拥有了以正确方式认识它的官能,否则我们便不会存活。

我觉得现在那种冒犯感应该有所缓解。不预设目的论,也对“人类是有心灵的因而是是宇宙中特殊部分”的主张的真确性存而不论,我们也能获得对人类行动的有启发性的自然化的解释。

现在让我们直面最艰难的问题,即心灵的本性问题。我们刚才说过,各种还原论再试图消解心灵。而且,经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卷帙浩繁,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当我们悬置心灵的本性,并且认为,对心灵外部世界的的观念是心灵这个幽灵般的机器由于各种机制对外部心灵世界所形成的反应的结构时,我们就好像在掩耳盗铃。为什么心灵就能对外部世界形成那样的观念呢?我不能全面检讨这里的广泛而深刻的争论。不过,请回忆那个医学家对病毒的“想要”的解释。在医学家看来,病毒的“想要”实际上是其倾向性(disposition)一个拟人化的表达,其实质是病毒的毒力。我们也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有许多科学理论实体(entity,或许称之为“构体”更贴切)实际都是模型。电子、空气在物理学中是典型的理论实体,它是用其他一些对象建立的模型,而这些对象本身可能也是需要其他一些对象建立的模型。塞拉斯在《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中这样看待理论的建构:

通俗地讲,建构一个完善或精致的理论,就是假定一个实体领域,其中的实体以该理论的基本原则制定的某些方式表现,而且将这些理论实体组织成复合项(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等同)某些非理论的对象或情境;那就是说,关联要么是可观察的事实要么是至少基本能用观察语言的描述的对象或情境。

在理想的理论中,对于一个科学理论实体P而言,用于说明它的模型是由可观察的对象a1、a2、a3构成的。我们可能忍不住说,P只是真正存在的可观察对象a1、a2、a3的某种组合的缩略语,并不真正存在,因为a1、a2、a3才是经验对象,而P只是理论对象。这不对。没人否定电子存在的,但同时认为它是由于可观察的其他对象建立的模型,微妙之处就在这里。简单来说,这是因为,所谓的可观察对象a1、a2、a3如果不是相对于理论实体P(它是个模型的结果),就不能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获得其身份,它们所谓的可观察的本性或者作为事实而存在的本性是相对于那个模型而言的。没有那个模型的拘束,它们本身就根本得不到说明。所谓观察话语和理论话语的区分仅仅是在一个理论(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模型)中的相互交织的区分。对于这一点,我想科学研究者非常能体会,虽然要用很纯粹的哲学术语来阐明这一点,在这里有些不合适,因为那将过分抽象。比如,在气体动力学中理论中,具有“在这样的时空中的气体g(它是个理论实体)具有这样的体积、压力和温度”这个形式的经验陈述与说明分子m数量的某些统计计量值的理论陈述相关联。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空气”这个词项不是一个模型的缩略语,而是对空气那种事物有所指谓。而且,当我们说分子有质量,词项“质量”也不是具有“……这种属性”这个形式的限定摹状词的错略语而已。

一旦我们认识到,对于作为可观察对象a1、a2、a3组成的模型的结果的理论实体P被认为有所指谓,即它指称一个事物,而不是纯粹的缩略语,那么把这个处理方式带到对心灵的本性的处理当中,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所谓的人类心灵M,不过是一些外显言语行为(overt verbal behaviors)l1、l2、l3…组成的模型的结果。而且,我们不是不能像医学家那样,既承认它对事物有所指谓,同时又坚持它外显言语行为构成的模型;此外,我们不是不可以为它取一个心灵主义的名词,就像我们给病毒的毒力取一个“杀死宿主细胞的意愿”的名子,但与此同时并不认为它其实与病毒的毒力处于不可跨越的范畴领域。

我只是把一些当代哲学争论的零星结论展现出来了。这篇文章要做的不是证明这些结论,而只是想告诉博物馆道德哲学家,现在还不是时候给出断言,特别是对达尔文主义等自然化努力径直嗤之以鼻。当然,我也希望那些本能地从自然主义视角看待人类行动的普通人要谦虚地接受博物馆道德哲学家的批评,如果他们并不能拿出可以理性对话的论证来的话。

请考虑一个国家在一场瘟疫中的活动,其中有思想、语言、意识和意愿,并且我们认为自己是按照价值来行动的,动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克服病毒……从这一切中随便抽出一种东西来,怎么看也不能与简单的病毒对环境的适应性行为同质。要是我们愿意继续从自然化的视角继续看待这一切,或许我们可能就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来,而这些不同的感觉不是绝不是天马行空想象的结果,虽然它没有得到定论的支持,但至少不是像博物馆道德哲学家那样,秉持人类特异性的信念,对一切漏出苗头的自然化解释只是嗤之以鼻,以显示自己站在了人这一方面,而不是物那一方面。

我预料博物馆道德哲学家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比如说,我所讨论的不是问题的全部方面,当然,我承认这一点。

2020/2/2
南坪

@2020-02-02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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