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物存在:意义和指称

在《论何物存在》那篇文章中,蒯因说中世纪以来就共相的本体论而言有三种理论,即实在论、概念论和唯名论,它们之间的争论对应于现代数理逻辑中的三种理论,即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一些重要争论。在那里,他提到以弗雷格、罗素、塔斯基、丘奇为代表的逻辑主义者“不加区分地使用约束变项来指称已知的和未知的、可指明的和不可指明的抽象物”。

确实从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一些著作来看,它们兴趣盎然地谈论着现代新逻辑工具的建立,那时候,至少对于弗雷格来说,首要的工作是提出这么一套新的逻辑框架出来,至于到底什么东西存在,从而能够作为Rxy这样的谓词逻辑表达式中的变项x、y的值,尚且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我的理解是,当我们学习现代谓词逻辑时,对于像Rxy这样简单的逻辑表达式,如果对其中的谓词项R、变元x和y都给予解释,我们就能理解它的意思。这样,就该逻辑公式的论域而言,常项a1、a2、a3…是论域中的实体(entity)的名字(name)。若要使用这个逻辑公式造一个句子,我们可以说Ra1a2、Ra2a4等等,以形成一个陈述,以说明例如a1和a2这两个实体之间有R关系。实体一词确实是被非常大胆地使用的;我们马上想说的是,作为逻辑的题外话,究竟什么算是Rxy论域中的实体,就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逻辑问题(它处理的是对象有何种关系或性质的问题)和语义学问题(它处理的是有何对象的问题)是可以截然分开的问题。蒯因就这样认为,他说,1)说明什么对象存在和2)说明对象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根本上是不能区分的。不过,他这句话是在《语词与对象》中明确提出的;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中,他关注的重要一点是指称和意义的区别,这构成了他处理许多重大问题基本立足点:比如何物存在(用于澄清比如“飞马不存在”这样的存在悖论的问题所在:这句话可以是有意义的,但它是没有指称的),何为分析(涉及到意义理论,因为据说一个逻辑公式是分析的是因为它可以只依据其意义而不管对其中的约束变项的解释如何而可以逻辑为真,诸如∃(x)(Fx v ~Fx)这样的公式,我们在后面还会讨论它)、何为意义(如上所述,何为分析的问题依赖于何为意义的问题的解决,而意义与指称的问题又令人讨厌的纠缠在一起)。

指出意义和指称的区别,的确使我们在对付上面问题时变得轻松,不过,这也许只是一个陷阱。不妨先看看弗雷格是如何区分指称和意义的。考虑a=b这个公式,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很自然的理解是,a和b这两个表达式(或者说指号、符号等等都可以,虽然它们的区别意义重大, 但至少现在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不重要)指称同一个对象i。尽管a和b都指称同一个对象i,但正因为a和b是不同的表达式,我们就会想,这里至少有什么是不同的。

弗雷格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晨星和暮星都指的是金星,但晨星和暮星指称金星的情况有所不同,前者指的是我们在早晨看到的那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后者则指的是夜晚看到的那个又大又亮的星星,天文学的发现后来告诉我们,它们其实是同一颗星的不同出现。弗雷格认为,a=b所以不是琐屑的,正在于它指出以两种不同方式指称的对象是同一的,而指称对象的方式,我们可以叫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在三角形ABC中画三条边的高AD、BE、CF交于O点,为了确定O点,我们有如下方式,AD和BE的交点、BE和CF的交点、AD与CF的交点。我们可以把上述三种方式看成是点O的意义。由此可见,尽管意义不同,表达式的指称可以是同一的。如此以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弗雷格的意义概念,意义是我们为确定一个句子的真假的而必须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说,意义是为了知道或者确定某种东西存在而必须知道的东西,但前一个“东西”与后一个“东西”如何区别,既然我们都叫叫它们是“东西”?

可以认为,蒯因对意义和指称的区分参照的是弗雷格的处理。在三角形的例子中,我们把三组交点分别记作:AD-BE、BE-CF和AD-CF;弗雷格告诉我们说,它们是相同对象的不同表达方式,它们是我们为了理解对象点O的存在而可以有的不同方式。问题首先在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为这里存在的是同一个对象O呢?我们不可以认为,AD-BE、BE-CF和AD-CF分别指称三个对象,只不过这三个对象重合在一处?有人会提醒我们说,既然它们已经完全重合,说这里有三个点是没必要的。那么我就要问,为什么要将注意集中到那个点O呢?我们可以将目光放在AD线段和BE线段以及它们的相交事件的发生,我们把这整个看作是一个对象,而不是只把目光最终聚焦在相交的点O上。如此以来,整个事情本身并没有变化,但在心灵中呈现的对象却不同了,因为现在有了三个对象。这样,我们并不需要意义和指称的区分,或者干脆说,意义和指称是同一的。

麻烦的是,要理解这一点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困难的。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想象一个AD-BE这样的对象似乎不如想象AD和BE的交点O这个对象更容易发生,这大概是在于,AD-BE被他们看作是终究缺乏某种终局性和齐整性。这就好比站在天桥上往街道望去,我们不容易看到有人群这个对象,而容易看到有一个个人,人群只不过是这些作为对象的人的某种关系、集合或别的什么。我们容易把AD-BE看成是一个事件或事态,而期待找到使之发生或者由之产生的那些对象。

这一点其实并不那么难以理解。日常生活和物理学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一副扑克牌散落整个房间,我们的目光从来都是整体看待它们的,我们不会因为一张张牌的空间区隔而难以识别作为一个对象的“一副牌”。站在湍流不息的河流边,我们仍然毫不困难地认为那是“一条河”。具有波粒二重性的光子仍被认为是一种物体(它既是一种对象,同时又是一种事件)。在研究分子时,我们把分子看成一个对象,而用原子来解释它,此时原子可以不是某种对象,倒是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形成分子这种对象的某些成分。但当我们研究原子时,对于在显微镜下看不到而只能通过数学推算的电子、质子,我们也就它们看作形成原子这种对象的成分。在这些例子中,什么是我们想要的终局性和齐整性的那个对象呢?当我们说有电子这种对象的时候,我们甚至只不过是用数学描述了一系列的物理学事件,我们甚至都不能直接观察到什么光学对象。所有的对象,在我们需要将它们看作是一个对象时,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终局和齐整的,仿佛一个点(那是任何对象给心灵的感觉),正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时,绝少会这样想,他是由肾脏、心脏、血管、肌肉乃至细胞组成的,并且处于运动之中。

如果这样理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我的一个初步的结论是,至少就弗雷格的想法而言,所谓意义和指称只是相对的,意义可以是对象而被指称,而对象也可以是意义用来说明其他对象,这取决于我们想要哪个作为对象出现。

弗雷格用来说明意义和指称的例子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在那个三角形的例子中,他不是不可以把AD-BE看成是一个对象。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无论是将O看成是对象,还是将AD-BE看成对象,对于说明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终究要有某些对象,而我们所以有这些对象,依赖于可以理解这些对象的意义。详细点说就是,如果弗雷格的例子中的对象一开始就是AD-BE,他就会为AD-BE寻找如何理解它的意义(也许需要超出这个三角形之外的几何说明)。在这里,AD-BE不过是取代了O在所讨论的主题中的地位而已。说得不那么确切点,弗雷格的意义和指称理论是某种理论,如果这个理论有某种逻辑公式,而三角形作为一个例子,是作为一个模型来说明那个逻辑公式的,重要的不是AD-BE或点O哪个是对象,重要的是如何说明那个逻辑公式中的各个词项的意思。这正如,两位阵前将军在比划战场形势时,究竟是拿草棒还是石块来比划敌我势力,并不重要,重要的要被说明的战场形势。

我认为弗雷格已经很明白地指出,所谓意义成其为意义不在于它不是对象,而是在于,意义是理解对象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妨称为一种对象。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意义中理解/看到/注意到对象。如果我们的论证有道理的话,让我们看看怎么回对付“飞马不存在”这样所谓悖论。它所以是一个悖论是因为,我们要说一个东西不存在,则必须在心中形成一个对象,不可能心中没有那个对象而说它不存在;所以重要的是,要使得这句话是有意义的,那么飞马必须存在。

这个悖论用所谓摹状词理论似乎可以很容易打发掉。摹状词理论最终坚持的存在判准是可以实指,也就是说,被摹状词还原(姑且用这个词)的对象必须是某种可以被知觉的对象,显然为“飞马”这个摹状词进行分析的人事先已经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最后的约束变项所指称的对象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这个理论看起来是特别容易迷惑人,我觉得,它在解决的飞马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循环。罗素如果不为何为存在设定判准,那么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何物存在;如果有人对于何物存在的原则与他不一样,那么也许罗素就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所说的飞马是什么东西,我是说,飞马对于他是不可理解(intelligible)或不可设想(conceive)的。如果飞马是不可理解和设想的,那么罗素的就根本写不出它的摹状词的逻辑公式;如果罗素写出来了,那么他就不能不理解飞马是依据什么规则被判定为存在或不存在。

看起来,重要的似乎不再是何物存在,而是理解了何物。在我看来,弗雷格并不关心存在的判准到底是什么,他想要说明的只是,把什么看作是对象,就必须预设了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对象,至于我们最终使哪个对象在心灵中呈现,取决于我们的具体的关注,一句话,对象是否存在,是心灵的选定,依靠的是意义。将弗雷格看成是某种强硬的实在论的有意或无意的支持者是一种误解。

现在让我们回到蒯因着力讨论的“何为分析”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何为意义”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来看以下句子:

(1)No unmarried man is married.

这被认蒯因举例作为分析陈述的第一种典型。在这里,不论对“man”和“married”做何解释,(1)都仍然是真的。(1)可以改写成更容易理解这一点的逻辑公式:

(2)~∃(x)(Fx ∧ ~Fx)

(2)说的是,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它既是又不是某种东西。据此我们说,分析陈述的第一种典型是逻辑为真的陈述,“一个逻辑为真的陈述是,它是真的,而且在给予它的除逻辑常词(这里指∃、∧、~)以外的成分一切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它仍然是真的”。在这里,正是逻辑常词决定了(2) 的各部分的意义以及它们合成的意义。因此,一个逻辑为真的陈述,也是一个依据其意义而为真的陈述,而分析陈述也正是这样的。

蒯因的意见是,上述关于(2)的论述这依赖特别模糊的意义理论,因为他并不清楚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上面的论证没问题的话,则我们可以说:第一,之所写出公式(2)是因为我们同时理解了(1)要说的对象和意义,我们不能在写出(2)之后问“何物存在”——x必须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重要的是(1),既然我们所以写下(1),大概因为我们有(2)那样表达的意义,我们必然是按照那样的意义理解了某个对象,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已经理解了那个对象,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如果要问我们,在这里“意义何在?”,意义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对象何在?”,对象就是理解了意义了同时出现的东西。我们不能在有的时候假定无,也不能在无的时候假定有。

有人就提出,(1)毕竟不(2),就算(2)是逻辑为真的并因而是分析的,那么(1)为什么也是呢?回答是:(1)之所以被理解成逻辑为真的,正是因为我们决定可以将其改写成(2),而(2)是逻辑为真的。让我们仔细看看由(1)到(2)发生了什么事情。marrid被映射到变元F,man被映射到变元x,No和is本来是“不存在”和“存在”的意涵。(1)整体由此不过是(2)的一个实例。在此,正如我们用AD-BE决定了对象O一样,我们用(2)决定了(1);或者反过来,正如为了理解O,我们求助于AD-BE,为了理解(1),我们求助于(2)。

毫无疑问,何为意义和对象相当清楚,而凡是可以由其所表达意义理解对象的陈述都是分析的陈述。现在让我们看分析陈述的第二种典型:

(3)No bachelor is marrid man.

蒯因说,它能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变成一个逻辑真理,这样我们回到了(1)。但问题是,说“umarried man”与“bachelor ”同义,等于说下面这个陈述:

(4)All and only bachelors are umarried men.

蒯因说,我们需要一个不依赖分析性的关于同义性的说明。也就是说,在我们写出(4)之后,蒯因认为自己不知道(4)表达了“umarried man”和“bachelor ”同义的意思。这真是匪夷所思。他撇开分析性,求助于下面这个陈述:

(5)Necessarily all and only bachelors are unmarried men.

可以看出,他所以求助于(5),是因为(5)解决了他的一个疑惑:在(4)中,是否 bachelor 永远和到处是 umarried man呢?(这是个很有有意思的疑惑,当我说,All A are B,他还要问我下面的问题:你是否肯定A永远和到处都是B?)如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接着问,你是如何肯定这一点的,是不是因为你肯定下面的陈述:

(6)Necessarily all and only bachelors are bachelors.

他继续问, 你如果不回到同义性,即认为 bachelor 永远和到处是 umarried man,(5)中的 umarried man就不能被带入(6)中替换第一个bachelor 而使得(5)被证明是像(6)那样逻辑为真。

问题被弄的一塌糊涂。一旦(5)中的 umarried man被带入到(6)中替换掉第一个bachelor ,(6)就不是(6)了,而是(5)了;为了说明(5),我们把求助于(6);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消灭了(6),所以我们不得不立刻感到必须再次回到(6);如此循环往复,像猫在玩自己的尾巴。我们如果不把(6)固定,作为理解(5)的意义,正如如果我们不把AD-BE固定住,作为理解点O的意义,就会陷入那样的把戏之中:我们问,“为什么‘是’那个对象”,但既然我们能这样问,却要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对象。

根本上,我们不可能在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问“那个东西”存在;即使那样问,我们也只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对象预留了一个占位符而已。蒯因这里的例子是我们还不知道是“那个东西”的情况问“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情况吗?不是,他问的正是他已经理解的那个东西,他明白那是什么东西,靠着理解它的意义。但是他决然推开意义,而再次要去问,“那个东西”是什么。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因为不确定以什么意义理解那个占位符指称的东西;但一旦知道了“那个东西”,也就知道了为什么知道它,也就是理解了意义。在此之后,以下的问题是多余的:为什么是“那个东西”?

而我认为,似乎找到了蒯因陷入猫捉尾巴的把戏中的根由。为了继续说明这一点,我们回到(7)∃(x)(Fx ∨ ~Fx)这样一个公式,蒯因在《从逻辑的的观点看》最后一篇拿它做个示范,来说名全书所讨论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逻辑真理、单独词项、意义和指称的区分等等。蒯因指出,罗素、兰福特和赖特等人主张,(7)虽然在量词理论上是可证的,但由这些公式所描述的具有形式(7)的陈述并不是逻辑为真的。他们论证说,“因为这类陈述的真依赖于宇宙间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这句话虽然是真的,但不是逻辑为真的。”(p160)

蒯因认为,上述论证部分取决于一个关于逻辑真理的含糊不清的标准,因为显然(7)根据前面所提到的逻辑真理的定义是逻辑为真的。那些坚决主张它不是逻辑为真的人们坚持说,这些陈述不是分析的。而分析性这个概念也是含糊不清的。前面所说的逻辑真理的标准是,一个陈述可以根据其意义而不论对其中的变元(特别是约束变元)做何解释都是真的,那它就是逻辑真理。而按照蒯因的说法,这又依赖于一个关于分析性的标准,一个逻辑为真的陈述是分析的,而分析就是根据意义为真。所有的老大难现在搅在一块了。蒯因正确地指出,我们一般是在非空论域中进行量化演算的,因为对于空域,我们可以设置单独的检验法则。所以,我们默认量化演算中的x是有指称的。蒯因的结论是,这虽然肯定了x的存在,但它只是逻辑地蕴涵这一点。(7)只是Fx ∨ ~Fx的逻辑蕴涵,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逻辑真理。

在我们慎重考察考察逻辑蕴涵之前,恐怕问题还不能够彻底解决。不过蒯因接着要批评的兰福特的一个论证,却很能暴露一些问题来。兰福特论证说,单程陈述“Fa”和“~Fa”不能互相矛盾。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逻辑后承“Fa ∨ ~Fa”,而后者又是(7)的逻辑后承。他争辩说,由于(7)不是逻辑为真的,以及相互矛盾的命题是不能共有除逻辑真理外的任一逻辑后承,因而得出结论:“Fa”和“~Fa”实际上不矛盾。蒯因认为,兰福特最大的错误在于认为“Fa ∨ ~Fa”逻辑蕴含(7)。这正是说,当我们说“Fa ∨ ~Fa”时,我们等于是说a存在。蒯因说,从“Fa ∨ ~Fa”到(7)依赖于存在概括,而除非“a存在”这句话是逻辑为真的,那么我们很难说“Fa ∨ ~Fa”逻辑蕴含(7);但如果“a存在”是逻辑为真的,那么存在某种东西就是逻辑为真的,因此具有形式(7)的任一陈述也就是会是逻辑为真的。兰福特的另一个不牵涉(7)的论证表明,“Fa” 和 “~Fa”的每一个都分析地蕴含”a存在”,而“a存在”不是分析的。蒯因认为,说“Fa” 和 “~Fa”的每一个都分析地蕴含”a存在”这个论断是成问题的。

问题首先就在于这一论断依赖于如下有问题的论证:Fa表达某种意义,因而则必有a存在。蒯因指出,这是没有认识到意义和指称的区分而造成的。根据蒯因,我们可以有意义的谈论a,但a可以不存在。蒯因自己的解决办法是指出,“存在概括,如果是不依赖于关于被命名对象的存在的补充知识而进行的,那么一般来说,只有在用以进行推理的单称陈述是原子陈述的情况下才是可靠的。兰福特在从原子式的前提‘Fa’推出‘a存在’时仍是正确的,但从‘~Fa’推出‘a存在’时确实错误的。”

这里最终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指称和意义的区分问题。蒯因认为,我们可以有意义地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他是错误的,那他的错误和罗素的一样,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已经预设了存在判准,只要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说出某物,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某物存在的?“某物存在”本来蕴涵在对某物的谈论中,如何谈论,某物就如何存在。蒯因说,我们的要能从对某物的谈论逻辑地概括出某物存在,就得补充被命名的对象,这真的有必要的吗?这无非是说,当你在谈论玉皇大帝时还必须得补充“玉皇大帝”这个名词是对哪一个我们可以经验(最好是可以实指)的对象的命名呢?蒯因既已坚持了某种存在概括的准则作为何物存在的判准,而这个判准是超出原本的谈论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其实是谈论代号“玉皇大帝”的另一个意义,蒯因为它写下的摹状词公式是经验论的,但它只是本体论的一种标准。

因此,事情变成了,当我提出Fa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a存在;但蒯因想做的是,提出Ga,认为如果Ga是真的,a就存在。但是在这里,要么(1)认为G是更优的本体论判准,则a的存在取决于G,与F无关,要么(2)认为F和G没有哪个本体论优先,则这里谈论的是两个东西,只是它们都叫a。说“~Fa”不能推出“a存在”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我们不可能说清楚某种东西不存在,除非我们说清楚了某种东西可以如何存在。

诸如Fa这样的公式诚如千千万万我们谈论某物的句子,我们说三角形各边高的交点存在、美国存在、红色存在、一副扑克怕牌存在,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以某种意义上看,某个具体的三角形不过是一个点(对此有疑问的可以想这个问题:那个交点到底是不是圆的,有多大?)美国是本土、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这些分离的土地集合而成,一副扑克牌更是分离成许多张牌。特别是对于红,蒯因也曾指出,当我们望着一块红色的色块时,我们是可以说这是宇宙中那个“红”的局部,尽管这些红色物体是分离的、甚至是变动的,我们仍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对象(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正如我们把流动着的河看成一个对象一样(p69)。

我们怎么看到某个对象,我们就获得了怎样的意义,意义必然说明了对象的存在,除非那是另外的意义。如果有人否认那个对象的存在,他必然是依据其他意义,依据那个意义,他看到了其他对象。但这意义是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写下“Fa”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的说a存在,写下“飞马”(当然我们最好是学着为它写个复杂的摹状词公式)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地说“飞马存在”;当然,它们也可以是不存在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卡尔纳普在《经验论、语义学和本体论》中的最后一部分仍然是对的,而且要说明的是以下这一点:经验论的本体论判准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公正地说,蒯因不是没有这个观点,或许还更激进,证据是《论何物存在》的最后一部分。但当蒯因说“~Fa”不能推出“a存在”的时候,他似乎忘了自己说过的“本体论承诺”了。

2019年8月16日
江湾

@2019-08-16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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