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特别平凡但有趣的现象是，在群体事件中，总有一些人跳出来展现自己比群众聪明，然后引出一批同样比群众聪明的附和者。农夫山泉风波给了这些聪明人绝佳的舞台。

## 群众对农夫山泉的批评

第一，农夫山泉靠造谣、抹黑、操控媒体上位和发家。首先是农夫山泉对娃哈哈纯净水的造谣和抹黑。农夫山泉 2000 年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不再生产纯净水，因为纯净水没有人体所需微量元素，长期饮用不健康。农夫山泉还在电视媒体上炮制了水仙花实验，说明长期饮用纯净水不如长期引用矿泉水。农夫山泉还在青少年中发起科普活动，企图使“纯净水不如矿泉水健康”的意识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这些举动导致娃哈哈纯净水一蹶不振。农夫山泉此举严重侵犯了纯净水行业的正当利益，属于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引起了纯净水行业的集体反击。尽管农夫山泉在败诉的官司中赔偿了 20 万元，但换来的是全国大小商超到处可见的销售渠道，娃哈哈纯净水最终只能退居四五线城市。钟睒睒也由此被送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然后，2011 年，娃哈哈营养快线被造谣说其中可能包含橡胶。有网友在微博称，被晒干的营养快线出现了类似避孕套的残留物。由此导致营养快线的销量锐减，使娃哈哈损失约 125 亿。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农夫山泉所为，但可以推断，这一定是娃哈哈的竞争者所为，且该竞争者深谙舆论操控之道，有强大的媒体公关资源。在这场舆论风波中，营养快线被造谣一事被一些人“合理地”算到农夫山泉的头上。

第二，农夫山泉在慈善捐助中的一些吝啬和营销行为。农夫山泉的许多慈善捐助，都被当作其品牌营销活动。

第三，农夫山泉的老版钟睒睒的继承人钟墅子的国籍是美国。这意味着，农夫山泉将来要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且依照美国法律，钟墅子必须向美国缴纳税收。

第四，农夫山泉可能是外国控制的企业。农夫山泉的股东中，先锋领航、贝莱德、道富等国外企业或财团引起了群众的关注。

第五，农夫山泉可能涉嫌媚日。农夫山泉的一些产品外观设计可能存在日本元素。比如，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中的“花”字的字型是日本汉字的写法。“简单冷泡茶”中的“泡”字也是日本汉字写法，等等。再如，农夫山泉矿泉水的瓶底是十六个菊花组成的图案。再如，我自己没有见过，但看到那些批评那些批评农夫山泉的人提到，有人指出农夫山泉矿泉水的瓶盖的形象有日本国旗元素。

## 对农夫山泉批评者的批评

随着事件的发酵，农夫山泉的产品遭到了大面积抵制，以致股价大跌、销量骤减。这些损失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农夫山泉不可能坐视不管。

首先，浙江官媒发声，说什么“市场那么大，容得下两瓶水”，说什么要“保持理性，拒绝虚假的爱国情怀”。

其次，“理客中”们的嘲讽。一自媒体号的俩“姐妹”嘲讽说，当年相信营养快线中有橡胶而让娃哈哈损失 125 亿的人，正是现在让农夫山泉销量大减的那批人，言下之意，这些人就是被人玩弄和操纵的舆论工具。还有大量的人的想法是，不就是两瓶水的问题吗，去商店渴了哪个水方面买到，就买哪个，弄那么大动静的人实属吃饱了撑的。

还有，避重就轻，批评这是一场反智闹剧的。就我目前的观察而言，B 站的 UP 主“[老蒋巨靠谱](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x4y1D7Cf/?vd_source=50c2e57b085f8d7cdeb033971b147f93)”是一个典型。他把批评的目标对准那些对农夫山泉提出第五点批评的人，指出“少数坏人利用多数蠢人的廉价而盲目的正义感”，这场风波是一场彻底的反智闹剧。评论区可见大量的嘲讽，比如说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说这场风波让他想起了 60 年代，比如说这些人没有基本的辩证法思维，等等，不一而足。

最后就是一些外媒一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群氓”标签，不提也罢。凡是中国老百姓做过啥正确的事儿，没有它们不嘲讽、歪曲和污蔑的。

## 对两方的评论

第一，在这场风波中，第一点批评是主流批评，没有这一批评，其他批评都会失去力量。老百姓的朴实的情感和逻辑是，喝什么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无论是纯净水还是矿泉水，但他们不会喝靠欺骗和造谣上位的水。对农夫山泉的抵制本质上不是对矿泉水的抵制，而是对没道德的农夫山泉的生产者的抵制。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老百姓这种朴素的情感和逻辑会迸发这么大的力量。但想一想，欺骗者被自己数次送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上，而真正有良心的企业产品却被挤压到四五线城市，农夫山泉的发家史是一部欺骗史，对农夫山泉的强烈憎恨，难道不至少事出有因？

第二，有相当一部分人鉴于农夫山泉继承人是美国人的事实，拒绝再喝农夫山泉的饮料。这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和逻辑。你可以没有，但不要污蔑。在他们看来，他们希望自己支持的企业赚的钱在中国社会中流转。他们不希望自己支持的企业为自己的敌对国交税。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比如，在他们只能购买美国企业生产的芯片的电脑时，只能选择联想、戴尔等这些美国企业的产品；但是，在可以在国产和非国产企业中做出选择时，他们就会选择国产的，比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国产汽车、国产手机，以及现在，选择娃哈哈、怡宝纯净水。那嘲讽拒绝农夫山泉的人有本事不要买带 Windows 系统电脑的人，是不值一驳的。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然而把自己的选择看作高人一等的选择，污蔑他人的选择是出于虚假的爱国情感的选择，是荒谬的反智闹剧，不实蠢就是坏。

第三，对农夫山泉涉嫌包含日本元素的批评，不是主流的批评，而是极为次要的，附带性的批评。一些人避重就轻，单独把这一部分拎出来，给人一种这场风波十分荒唐的印象，从而否定群众在这场风波中的全部批评，不是蠢就是坏。前面提到的“老蒋巨靠谱”，你认为他更有可能是坏还是蠢呢？如果是坏，那他拿了谁的钱变坏的？这位巨靠谱的 UP 主，上来就提农夫山泉矿泉水瓶盖子包含日本国旗元素这一离谱到家且极少人会认真对待的事实来开始他的暴论，甚至不愿意仔细探讨许多对东方树叶设计元素等更显合理的批评，其用意昭然若揭。底下一众评论者把“巨靠谱”捧成良心 UP 主，而不清楚的是，媒体是否天然比其他人更关心真相而不是金钱？

第四，官媒的批评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们拒绝农夫山泉的逻辑，也就是，**不能纵容坏人造成的既定事实持续存在**。按照官媒的逻辑，不就是两杯水的事儿，至于上纲上线吗？然而事实上，这不单纯是的水的问题，而是水的生产者的道德问题。人们确实是可以喝纯净水，也可以喝矿泉水，但是人们不会喝靠欺骗和造谣上位的水。**把群众看做只在乎利益不在乎道德的人的，正是官媒这些人，也正是因为降价就能让群众身体诚实的农夫山泉**。

有自媒体提出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前段时间，一男子通过亲子鉴定，发现自己的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而是妻子与别的男人的孩子。男子拒绝继续抚养孩子。妻子责指责男子没有责任心，因为孩子是无辜的。这里的问题不是，“不是亲生的孩子就不养，是不是错误的”，而是，“被人欺骗养育的孩子发现后不养，是不是错误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可以收养一个孩子，但不能被欺骗来养育一个孩子。类似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农夫山泉到处可见的冰柜，这个局面本身就是一个应该纠正的错误，因为如果不是欺骗和操纵，可能就没有今天从两种水中选择其一的局面\*。坏人通过犯罪无论取得多大成就，即使它现在在做好事，也必须使其接受惩罚。**问题不在于在既成局面中行动，而是修正这一不该出现的错误局面**。浙江官媒看不到这一点吗？它不是坏就是蠢。

第五，“理客中”的问题在于，不能就事论事来分析问题，遇到群体行为或舆论，就只本能地展现自己比群众（他们眼中的“乌合之众”）更清醒、更独立、更聪明的姿态。如果任何人观察和思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展现自己比别人聪明，那么其他人又何必在意这些人怎么想呢？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理客中”是最没用的一帮人，当然，在某些时候，这帮人也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人。面对这样一些人，我们可以直接问他们，“你对这件事的实质观点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或者即使有也是那副“理客中”姿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在乎他们的？

还有，与“理客中”相似的是一批“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他们在群众面前一副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自认为比群众多读了几年书，就以为很不了起，以为群众看什么问题都不如他们。确实，群众可能在物理学前沿理论上没有发言权（事实上，群众也普遍尊重物理学专家在这方面的意见，他们不傻），但在喝什么牌子的水的问题上，在是否该抵制一个企业的问题上，他们有发言权。群众朴素的情感、道德和逻辑，应当得到尊重。如果你与他们的意见相左，认为即使被农夫山泉骗了还会照眼喝它们的水，你自然可以接着喝，但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当成聪明的想法，而把与自己想法相左的想法当成愚蠢的想法。当然，如果群众们的那些情感、道德和逻辑你都没有，那谁才是真的蠢货，应该很清楚。

## 结语

必要重申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从根本上说，在政治经济事务中，群众的情感、认识、要求、道德、逻辑和行动，是最值得重视的，是衡量一切政治经济事务是非曲直的最终标准，是改变历史进程根本力量**。

或许，在一段时间内，群众可能会被少数欺骗或操纵，但从长远看，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和情感，谁是群众的敌人或朋友，最终一定会被群众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每个人，作为群众中的一分子，当然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其他人和你我一样，也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也是为什么从长远看，群众的选择会事实上成为最正确、普遍一致的选择。

在这场风波中，正如在其他任何公共事件中，最重要的都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得出实质性的观点和结论。不具体分析问题，而只是想表明自己比其他人聪明和清醒，一味的嘲讽群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将使自己自绝于群众，自绝于真理，成为历史的笑柄。面对群众，一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总有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这些人，只是历史车轮下叽叽喳喳可怜虫。


农夫山泉风波已经持续发酵很长一段时间了。群众对农夫山泉有许多方面的批评，而一些人对群众也有许多方面的批评。这篇文章将简短评析以上两个方面，并在最后重申群众的观点。

在农夫山泉风波中，你是不是那个聪明人？


这几天宗庆后逝世在网上引起的反应让我感触良多。老实说，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宗庆后也是因其死亡而为我所了解。娃哈哈的广告曾深入人心，作为特困家庭出身的我却可以保证说，整个童年我就喝过一口 AD 钙奶。至于纯净水，在它如日中天之时，我只配捡它的瓶子拿去卖。所以，尽管娃哈哈的饮料或食品是许多我这一代人的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我的。不过现在，宗庆后的逝世仍然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一些重要政治问题的机会。因此我也和许多人一样，从娃哈哈和宗庆后那里受益匪浅。

## 纯净水之谣

最近的十年，娃哈哈纯净水似乎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到大小超市随处可见的农夫山泉或怡宝。偶尔回想这件事，我只是想，这大概只是一个品牌衰落的普通故事罢了。娃哈哈纯净水就像旧时代的东西一样，被新时代所淘汰。

说到娃哈哈纯净水的衰落，我现在能想到最早的印象是在我高中时期。当时我就从老师和同学（或许还在电视上）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不能长期饮用纯净水，因为纯净水没有任何矿物质，长期饮用违背人的自然规律。我甚至还有一点印象，据说发达的欧洲禁止在学校供应纯净水。

十几年来，没有任何研究或查证，我自己便带着这样的知识，一直这样看待纯净水。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如果问娃哈哈纯净水为何衰落，那么这便是最主要的回答。

事实是怎样的，我想大家现在都很清楚。农夫山泉的老板钟睒睒为了与娃哈哈竞争，花巨资在电视媒体炮制了喝纯净水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钟老板很懂营销，其所混淆的概念也很微妙。这件事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商人为了牟利而动用媒体改变群众的认知，让群众生活在一个他们编造的常识世界中。

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像“长期喝纯净水违背自然规律”这样的“科学常识”，它几乎被人人所知，深刻影响群体的偏好和选择呢？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常识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被某些人操控的游戏世界呢？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说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都说群众能辨忠奸善恶是非，我一直以来是深信不疑的。哪个政治人物，哪个知识分子，要是觉得自己的理想、追求乃至知识是超越群众的，那一定是他错了。当然，这些真理可能需要限定一些范围。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年，群众在这方面被操控了，但群众终究还会获得正确的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因此，对于宗老去世引发的群众反应，我也就抱着一种谨慎和矛盾的心态。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难道不可能是由于娃哈哈集团的精心营销？十年或许太短，或许要五十年或一百年，群众才能在某些事情上获得真知灼见。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要调研。需要仔细研究宗庆后和娃哈哈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从媒体那里获得一些只言片语。不过，这种工作大概是为某些研究者和感兴趣的人准备的。而我，太懒了。

我倾向于认为，尽管不排除上述猜测，互联网上所展现的群众对娃哈哈的同情、愧疚和对农夫山泉的厌恶、愤怒，确实是有真实依据的。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其所依据的信息是真实的。

如果带着这样一种前提来审视互联网上的舆情，新的课题也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究竟群众的反应背后的机理是什么。我想，肯定不只是因为同情一个企业主被另一个企业主不正当竞争这么简单。至少，这背后隐含了某种问题，那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做一个企业家而不是单纯的企业主乃至资本家？必定是人们隐约想到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议题，才会引发这样强烈和普遍的反应，尽管这些议题尚未得到充分和详细的探讨。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自媒体看到，许多个人从自己的朴素认知和情感出发，用各种零散的事实来称赞一名伟大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思想和实践。

而我，深受感动。什么人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有人嘲讽群众的这些反应，好像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然而，在我看来，群众朴素的情感最应该尊重和重视。那些自以为比群众更聪明的老爷们，最终会被群众抛弃。

## 宗老给社会主义企业家打了个样

我相信，宗老去世引发的群众反应，应该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企业家而不是单纯企业主乃至资本家，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这还涉及一个前置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可能存在真正的企业家**？

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其中一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最悲观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我们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企业家”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或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企业家，这两个概念有某种程度的共轭关系。

之所以或这样说，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充分调动资本要素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实践并不是对任何传统的回归。我们党一边带领群众赢取独立和发展生产，一边也在不断发展思想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党和人民经历了长期探索，也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会承认，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的回答。

典型的困惑大概有两种。一方面，那些对社会主义不太理解或不怎么同情的人就会直言，我们社会中有极为丰富的资本主义因素，而且，对于其中不同情的人而言，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被不恰当地压制。非常典型的一点是，这些人都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意义和原因。另一方面，那些从情感上或从认知上支持社会主义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因素抱有相当大的敌意。在一些人看来，如果容许它们，社会主义就有被破坏之虞。这些人的担忧隐含着一种观念，那就是，不可能有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一旦允许私人开办企业，就会无可避免地造就一批资本家，而资本家的本质是逐利的。

以上两方的想法，分别是自由派和左派的典型想法。对于那些没有对这些问题深入思考的人来说，两种想法都有一定道理。一般群众可能没有那套政治话语和思维了（对比80年代以前的人），因此像传统社会中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企业主因为有钱和他们不是一个阶层，这些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用政治学术语说，对于“是否社会主义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否社会主义的企业家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的问题，群众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然而，依照辩证历史主义，实践和理论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许多问题，如果始终没有答案，那只是因为，新的实践还没有出现。当然，一旦新的实践出现，就必须认真加以理论研究。

我相信，宗老就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主义企业家打了个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宗老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激发了人们对新时代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呼唤、想象和思考。对于左派而言，社会主义不是可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对于右派来说，社会主义可以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要素利用方式。

因此我必须说，开拓新的实践和总结新的思想的人一样，都很伟大。

## 穷人共和国与革命的意义

在宗庆后去世前不久，我听了（或者说看了）一个播客节目。这个播客叫“代码之外”（ByondCode）。其中一期访谈令我印象深刻。主持人是两位程序员，其中一个已经移居国外。[他们访谈了前字节员工郭宇](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14y1v78a/)。郭宇是字节公司初创人员，有该公司的股份。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投资，现在才三十多岁就已经身价过亿。郭宇更为圈内人孰知的一件事是他撰文表达在 28 岁之前退休的冤愿望。在今天看来，这个愿望应该说实现了。

主持人对郭宇的财富观念十分感兴趣。郭宇也侃侃而谈，非常清晰、详细地介绍自己事业发展和选择的每一个阶段。主持人还邀请郭宇介绍了移民或者定居海外的选择考量。郭宇说，为了多活几年，他最终选择[移居日本](https://weibo.com/1644105187/M59DW3fdl)（未知他是否移民）。

作为一个与郭宇同龄的穷光蛋，似乎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愿望，成为一个有钱人。所以，我其实很难理解像郭宇这样有这样强烈发财愿望的人的内在驱动力和成为一个有钱人之后的想法。郭宇将有别于我，有别于许多许多人。最重要的是，一旦有钱了，郭宇将可以做没钱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哪怕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必要。至少我没有从节目中看到郭宇的政治立场，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移民对于他而言并不是像恨国党那样必要。尽管如此，他还是移居日本。

无论主持人还是郭宇，似乎讲述如何赚到钱以及赚到钱后如何找个快活的地方居住，是关于财富要说的全部重要的问题了。似乎，赚到钱了就移居国外这个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的追问。似乎，这再正常不过。

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是否有钱人比一般人，更倾向于不喜欢社会主义国家？我相信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想过，而且有自己的粗略答案。我自己的粗略答案，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肯定的。这自然引发另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有钱人更不喜欢社会主义？然后是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有钱人是怎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钱？有钱人为什么更喜欢资本主义？

如果你将挣了钱就想着实现个人自由的郭宇和挣了钱想带动更多人富裕的宗庆后对比，就会得到一个巨大的反差，它同样将我们引向那个问题，是否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缺乏想象力或没有信心？

为什么有钱人更不喜欢社会主义？简单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中平等的价值大于自由的价值。对于穷人而言，平等比自由更重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同样作为超级有钱人，中国的马云和美国的巴菲特的心境有什么不同？马云知道，无论他如何有钱，只要这些钱还在中国，从根本上，他并不真正拥有这些钱。换句话，他可能会随时失去他的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财富，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民。与之相反，巴菲特就不是这样。马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不是企业家的朋友，更不是他们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国家是。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同样是依法处置，巴菲特有把握影响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这些机构中充斥着他的代理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败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个别化的政商勾结和钱权交易，后者是制度化的金钱政治。

在法律层面上，社会主义可能让有钱人没有安全感。更让他们没有安全感的在于政治层面。由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远大于自由价值，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决不允许政治家或国家成为企业家/资本家的代理人乃至仆役。如果一个企业家有这样的想法、倾向或行动，他就会被政治家打击。政治家不允许自己的背后坐着企业家，成为后者的牵线木偶。在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讨厌任何世家大族。他们讨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阶级沟壑，讨厌普通人与有钱人的差别，比普通人与狗的差别还大的社会。

政治主义（我姑且这么说）认为，政治不是经济的某种高级设施，而在根本上是一种有别于经济主义的人类实践选项。我在这里无法充分论证这个命题，而只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更为熟悉的问题，那就是，革命的本质是什么？革命就是当整个社会被资本家（或一般意义上的有钱人控制），国家成为少数人的工具，无法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比如，讲道理、选举）来解决的时候，穷人从富人那里抢夺资本要素以重新组合的社会运动。革命当中，如果富人觉得穷人抢他钱需要讲道理，那他就还不懂什么是革命。

这些思考可能已使我们走的太远了。如果说，富人更不喜欢社会主义是真的，如果富人普遍离开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一个最为有趣的问题是，在理想模型下，设想剩下穷人的国家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或许你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某种同情，而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会产生某种尴尬，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被嫌弃？穷人共和国，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奇怪但在理论上有可能存在的东西。

当然，新的有钱人还是会产生。许多事情和问题还会周而复始。有没有什么实践或理论，能给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奇怪假设的指南？我想，它应该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并实际上以某种形似为人们所思考和探索了。这就是宗庆后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 延伸阅读

读者如果感兴趣，不妨看看[这篇文章](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4/03/04/2707247.html)，将其观点与本文对照，看看他们的议题和本文有什么不同，以及结尾那段在他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描述：

```txt

钟睒睒说过：“只听一个单一的声音，那一定会让这个声音走向愚昧。”

遗憾的是，给企业家扣“卖国”帽子的现象，近年屡屡发生。

一些所谓的大V博主，利用民粹、反智、极左、网暴各种企业、各种人。

以至于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战战兢兢，不敢露头，甚至都不敢出来说话了。

有的人甚至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以寻求资本安全。

有人说，钟睒睒的儿子是美国国籍。

我想问问，如果仅仅抓住这个就把人家老子，还有企业往死里踹，会导致什么？

相信我，后果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富人把孩子转成外国国籍......
```


宗庆后为社会主义企业家打了个样，帮助我们想象和思考，社会主义企业家是否有真正的企业家，以及，社会主义的企业家是怎样的。

宗庆后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 儿时的广播

在我的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每个庄里都有一个大喇叭。这个喇叭背后的制度，应该可以追溯至建国之初。这个喇叭播放的东西应该有很多种类的，不过我有印象的很少。我现在仍记得，每当晚饭时，村长的声音就会出现在广播之中。大多数时间，他不是在念上级通知或宣传政策，而是在骂街。广播里，他经常对一些不太配合他工作的生产队或个人提出批评、训诫甚至恐吓。骂街常常能够持续一两个小时，直到筋疲力竭。更有甚者，他会在喝酒后去广播站，然后对着话筒发酒疯。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忍耐能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不过，这还是招来了一些人的憎恶。在我的印象中，大喇叭经常被在夜里偷偷砸烂。每次刚修好喇叭，就会迎来村长的咆哮。在我的印象中，村口的电线杠上的喇叭几乎都是被砸的坑坑洼洼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村长正在喇叭里咆哮，小孩子们捡起石头纷纷砸向大喇叭。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更讨厌大喇叭的宣传形式本身，还是更讨厌使用大喇叭“宣传”的村长。

这个村长当了应该有十多年。大概在2000年以后，村里开始搞村长选举，他就没能再当村长了。听我父亲说，在他当村长时，经常公款吃喝。债主时常到村委会讨债。据说，欠债高达30万元。2000年以前30万元！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许久不敢相信。要知道，我初中住校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5元，还直接在课堂上饿晕过。他不当村长后，村里用了大概十年才一点点把债还上。

这个村长至今为止仍然好好的，并且长期是村民兵武装部长。他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后台。我现在想想，这个村长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村长特别典型的代表：未必有什么大的后台，当官就为虚荣和敛财，平时飞扬跋扈，但也没做什么大恶。这个村长落选之后，耿耿于怀，后来到省城告状，把新的一届贪腐的村委会集体告倒。这不过是豺狼扑倒鬣狗的故事。后来我堂哥当了好多年村长，而从我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也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可以贪便宜的工具，至于为民谋福利，那是\*\*。后来努力入党，也无非为此。

## 口罩时期的广播

在口罩时期之前，我已经大概二十年没有听到村广播了。昔日挂在村头电线杠上的村喇叭，不知从何时起不见了。那个时候当然还有各种宣传，主要是在公示黑板墙上，以及到处可见的墙面粉刷。应时的政策或信息，主要是靠人们的口耳相传。事实上，自然村并不大，政策和信息的传播靠这些就够了。

我们的村庄就这样度过了十几年宁静的时光。每当回想起这段时光，我总是能够想象在那些下起瓢泼大雨的漆黑夜晚，当时我经常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雷声、风声以及雨声，伸手不见五指。我曾想过，将来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应该还能够偶尔回到这里，享受那特别的宁静。

不过，口罩时期传染病的流行，打破了这份宁静。相信每个经历这个时期的人，都对当时狂轰滥炸般的广播印象深刻。一份通知，能从早上7点播到晚上8点，一天播上千遍，然后重复播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每天，先是村里要说话，后是镇里要讲话，然后是县里通知，然后是市里通知……县里和市里还会有不同的部门要发自己的通知。

白天，你几乎没法静下心做任何自己的事情。你无法沉思，无法读书，无法写作。每天像个狗一样，竖起耳朵等广播那边的官老爷们的耳提面命。当然，保命时期，防疫压倒一切。我相信，绝大多数讲道理的老百姓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理解和容忍，除了那些家就在大喇叭旁边的人。

我自己当然也讲道理。在网上看到政府网站的噪音投诉，得到的回复最多的是，“现在是特殊时期，执行战时政策”。然而，有两点问题，在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是值得提出和审视的：

第一，**这些官员把老百姓当成一个信息得重复听一万遍的傻子**。那些通知确实是重要的，其中的一些要求也确实应当配合。但是，有必要把一个通知连续狂轰滥炸一两个月吗？难道老百姓听了哪怕一百遍后还记不住吗？

第二，**这些官员把老百姓当成他们喂食规定动作的接收器**。他们真的认为一个信息得听一万遍才能记住吗？不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压力层层传导，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的压力是很大的。这要通知，那要检查，一大堆规定动作，搞不好就丢乌纱帽。如果只把一个通知放一个星期，将来发生了问题，上头就可能会责怪他们没做或者做的不够。于是就把一个通知一直播下去，直到同一事项上有了新的通知。如果期间出了任何事情，至少已经重复一万遍且仍在重复的广播可以证明，工作他们是做了的。可见，压力经过层层传导，最终还是落在了老百姓身上。不断重复的广播的真正意味并不是，“群众已经听了一万遍政策”，而是，“我们已经宣传了一万遍政策”。

以上两点折射了特别有趣的政治问题。到底基层官员是如何看待老百姓的？在平时，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不明显，而极端时期则提供了一个测试机会。基层官员的主要当然动机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平时，上级的政治压力和政策没有那么高的强度和密度，官员们可在执行政策时，添加一点对老百姓的真实关怀。毕竟，官员也是人，也是从群众中走出去的。但是在极端时期，当上级的政治压力如山崩海啸般袭来，官员们的全部动机和行动都变成了，执行上级政策和命令，而这就需要一个接收器。只要有接收器，只要不断地喂食接收器，只要这个过程持续进行，政治压力的传导就不会堵塞，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除了接收器。

## 后口罩时期的广播

2023年年初，传染病停止了它的屠戮。2023春节期间，我在家过年。当时的广播每天7点开始播音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9点多又开始，然后是11点，18点，最晚会播到晚上9点。这些播音内容既有重复了几千遍的通知，还有各类商业广告（什么超市抽奖，饭店招工），源头不止有市县，还有村镇。

这让我难以忍受。口罩时期已经结束了，这帮人放大喇叭还上瘾了。我相信，这是许多老百姓最直接和最自然的想法。大量政府门户网站的投诉案件，反映了这一点。我所以难以忍受，除了前面最基本的理由之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一点：**这些广播已经把村民们事实上变成了官员们喂食政策的鸭子**。想一想，白天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响起喇叭。几乎不用做任何需要深思熟虑或者需要昏昏欲睡的事情。小孩不能学习，老人不能休息。每天都活在等待下一波噪音轰炸的烦躁之中。可以说，老百姓的全部注意力都给了官员们，成了被提着脑袋填食的鸭子。而这一切只为成就他们的空洞的政绩。

凭什么？为什么？官员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个特别重要的政治问题吗？这样做到底把老百姓当成什么了？或许多数村民也就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噪音扰民问题，其实这只是浅层问题，深层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政治问题。

愤愤不平的我拨打12345，投诉本市的应急广播。我还在省广电局门户上发起投诉，对照本省出台的《应急广播暂行办法》，提出了本市应急广播存在的明显违规行为，有理有据。大概半个月，经过多番催促，我得到了回复。县文旅局的人直接给我打电话，特别客气地询问问题。然后是村里负责广播播放的人登门道歉，希望我在回访时，说我说的问题不存在（例如，我其实没有听到的商业广告）。经过一番折腾，在特别短暂的时间内，世界安静了。最初两天，广播音量被调小，来源于村和县的重复通知被撤下，每次播音时间也大幅压缩，后来，干脆完全停播了，直到我回学校都没有再播。当时对自己投诉的力量还是感到了一点惊讶，和一点小小的后怕。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是暂时停播整顿了。

今年回家过年，在父亲接我的路上，我询问是否广播还在播放。当时想，口罩时期已经过去一年，这玩意儿应该不会还没死吧？父亲回答说，现在一天播三次，每次大概二十分钟，不过声音都挺小的。说真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回家过年的热情骤减50%。

确实如父亲所说。每天早上七点半，你会被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叫醒（是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喊你起床）。然后，在中午，你会听到各种有的没的信息。晚上，你还能听五分钟广播剧。然而，由于现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情，所以很明显能够看到，广播内容在凑数。当然，每当下雪，还要出个防寒常识宣传，并且，在下午5点提前播出半小时（特别节目）。偶尔，凌晨两点播放一个大雾警报通知，又在凌晨5点播放大雾警报解除通知。也就是说，“应急”广播播应急内容是额外内容，不能影响常规“应急”内容。

他妈的，当老百姓是傻子？几千年了，还不会那点防寒小常识？他妈的，老百姓是你的政策鸭子，半夜要听你塞食狗屁大雾警报？除了地震、空袭等真正紧急的事件，你能闭嘴吗？老百姓没有看电视吗？年轻人不会跟老人说话吗？好多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刷抖音你知道吗？什么年代了，把村民当文盲？

这个家乡不那么美好了。

经过简单了解，本市的应急广播是市、县、区（乡）一体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社区和农村的村庄都会每天听到相同的广播。一时间，我真的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去年，我还以为只有农村是这样，当时的批评主要是，把农村人看成需要听一万遍才能记住的傻子，没想到的是，本市官员把全市群众都看成这样的傻子。想想那画面吧，街头巷尾每天三次的“应急”广播。

本市还不忘宣传自己的成就。本省广电局门户上有本市的宣传稿。应该是全省成绩最好的。不但如此，还上了国家广电局的门户新闻。翻开一条新闻，本市在2022年6月声称自己没有一条错播，而2023年的2月，我还在投诉它多源头播放商业广告。

我还了解到，2021年，本市——一个穷到掉渣的市——的应急广播系统就耗费了2800万元。为了这个系统，也成立了新的部门，配备了新的人员，俨然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即使他们每天做的工作都对老百姓毫无用处，想要在最近二十年革除，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还了解到，本省的其他市虽然相比本市后进（比如，多数市还只是在农村推广，并没有把应急广播塞到小区，至少节目还没有），但既然有了政绩诱惑，应该会积极跟进。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其他市的相关投诉。

这个省不那么美好了。

我询问了一些在其他省份的朋友，很多反馈说他们那里没有这个玩意儿。不过，我在网上了解到，许多其他省市也在积极推进这个体系的建设，并且，也有相关的群众的投诉。一时间，我竟不知以后该往哪里逃，才能不听到“应急”广播。想想吧，当你在上海或广州的小区，每天早上被最高领导人叫醒，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 几点评论

首先，我非常支持国家建设应急广播体系，覆盖农村和城市，平原和山区，海上和陆上，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战争动员等紧急问题。然而，部分地区，为了政绩和献媚，行“应急”之名，却无“应急”之实。“应急”广播成了政宣广播。如果它的宗旨是“战时应急、平时服务”，那为什么只叫“应急广播”？

第二，如果现在全国范围建设的广播体系不只是“应急”广播，而是“应急政宣”广播，那么就有必要审议一个问题，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党和国家的政策应当为群众所了解。但是，是不是应当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方式？新闻联播宣传政策，但你可以打开电视也可以关掉电视。人民日报宣传政策，但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每个人，因不同的年龄、阅历和岗位，需要对政策有不同的了解。或许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遵纪守法，勤恳劳动，就足够了。事实上，宣传也无所不在，从学校教育到互联网热搜。群众以各种方式和机遇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我没有资格说这些就已经足够，然而把耗资上百亿建设的应急系统用于政治宣传，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第三，**臆想群众需求，沉迷于自我感动**。许多新闻里说，他们经过了调研，应急广播很受群众欢迎，甚至要求增加广播数量，说什么群众对广播“翘首以盼”。我对此表示一万个怀疑。从目前本市的实践看，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没用的，也根本没有人会听。谁会想到，在这个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刷抖音的时代，还有人听你五分钟的广播剧？他们宣称，自己在为民服务，打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改变农村“信息孤岛”状况，老百姓特别喜欢，好像他们为群众做了多么好的事情。而其实，老百姓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有的没的的非应急广播给折磨着。

第四，**这种政宣广播最大的问题是，强制性地占用群众听力**。它把群众变成被动的政策接收器。除非特殊或紧急时期，通常的宣传媒介应该是柔性的，接收者可以回避，并出于自己的个人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接收信息。横幅也是一种宣传，但你可以仔细驻足看，也可以一瞥而过。调频广播也类似。而不能关掉的大喇叭则不然，它是那种耳提面命的媒介。这决定了，这种宣传媒介，一是要尽量少，不要影响群众生活生产，二是要尽量用于紧急情况。官员其实一直在搞各种政绩工程。本县过去三十年就搞了许多政绩工程，每个工程都耗资巨大。比如二十年前全县范围兴修水渠，然后几年后被破坏殆尽；比如仅仅我们村挖河沟就耗资500万元，但这些沟现在啥也没有，连个水也没了。这些工程让官员们捞了巨大政绩好处，但说实在的，老百姓也没得到直观的坏处（当然税收议题另说）。然而，**应急广播这项政绩工程不同，它强制占据人们的听觉，让人们无所遁形，官员捞了好处，而群众跟着遭罪**。

第五，这项工程，就“战时应急”而言，在根本上利国利民，由于“平时服务”这一含糊不清的方针，被部分地方政府变成新的政绩增长点，被相关行业变成新的业绩增长点。可以说，部分地区对应急广播的使用，恰恰是去做人民群众最不需要的事情，与党的精神相悖。

我不知道这项工程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将来有一天，无论你睡在哪个地方，都会被最高领导人讲话叫醒，并且每天的思考和工作多次被广播打断，我所想到的就是“**永无宁日**”这四个字。


本文探讨了应急广播背后蕴含的如何对待群众的政治问题：臆想群众的需要，沉迷于自我感动，把应急广播用于政绩和献媚工具，强制占据群众听觉，把群众变成他们创造政绩和填食政策的鸭子。

永无宁日：对应急广播的反思


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在1964年的一段视频中说：

> 未来世界中最聪明的物种不会是人或猴子，而是今天计算机的遥远后代……计算机将开始思考，并且最终将完全超越他们的缔造者。这应该令人类沮丧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取代了克罗马侬人和尼安德特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成为更高阶生命的垫脚石视作一种特权。我怀疑有机或生物进化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们正处在无机或机械物种进化的开端……

克拉克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人类将会被自己制造的机器取代。对此，有两种想法紧紧地抓住人们的想象力：第一，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是应当给予避免的。克拉克的建议是，应当在更大的视角下，比如在宇宙生命演化的视角下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看来，它不仅必然，而且可欲。

有一种想法十分流行：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问题，我们应该换一种视角，把人类看作漫长无垠的宇宙演化历程中的一环，看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更复杂更庞大生命体的一分子。

请想一下，按照目前的研究，各种元素上百亿年前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然后是太阳和地球的产生，然后是大分子团(比如能够自我复制的RNA分子)、蛋白质的产生，然后是原核细胞、真核细胞的出现，然后是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的漫长演化历程，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物多样的世界。

我很早看过的一本讲述宇宙演化的书说，宇宙中从元素到生命的演化是未来物理学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宇宙是否必然经历这样的历程？物理学能否为物质和生命的历史建立一个统一的解释？

确实，从如此宏大的视角出发，人类成为未来生命的垫脚石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是成为自己亲手制造的机器的垫脚石。这个想法鼓励人们放弃从人的视角考虑这个科学兼道德问题：在漫长无垠的宇宙时间线中，就像细胞充当动物微不足道的一分子那样，人类可能会充当难以想象的复杂和庞大生命体的一份子。

超越人的视角似乎让我们获得一种缓解。面对未来人工智能，第二个直觉性的想法——应当避免未来人工智能威胁到人类——如果不是错误的，也肯定是徒劳的。

试图超越人的视角来考虑类似问题，不仅幼稚，而且危险。这可以成为科幻小说和电影、日常谈话的一部分，但，不能成为严肃的科学、哲学、政治和法律思考的一部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无论细胞、蛋白质，还是成为人类食物或宠物的其他动物，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它们根本没有思想。如果不是因为人类替细胞想这个问题，细胞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帕斯卡尔有一段很有名的话：

>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人类是会思想的存在物，这不意味着人类在宇宙中占据多么显著的位置。这意味着，宇宙中，无论渺小的还是伟大的，脆弱的还是坚强的，易朽的还是永恒的，都会成为人类思想的对象，直到可能有一天，思想不再存在。

人类是会思想的存在物，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事实。这个事实深深影响了宇宙和人类：第一，人类思想的边界拓展到哪里，宇宙的边界就拓展到哪里；第二，人类一直将自己作为世界和万物的尺度和参照来思考所有重大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是宗教。神被设想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然后，人被设想为造物主最用心的作品。在人与造物主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许多宗教中，造物主创造万物供人类享用，人类的天职则是侍奉和取悦造物主。

宇宙的边界和人类思想的边界是重合的，这在哲学家宏大的思想图景中，更是如此。人是什么，人如何认知，人能做什么，是哲学家深深思考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在他们思想图景中，世界是怎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且，人类过道德生活的能力和限度，与世界隐秘的原因或原则可能有某种联系。

还有，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人们熟悉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其实扮演着地上的上帝的角色：每个人拥有自由，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他们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麻烦，直接被上帝所关注。重要的是，在世界的终极原因和人之间，没有中介物。在考虑人类文明的种种法则时，没有天使、魔鬼和半人半兽的位置。洛克说，动物和植物被上帝创造了供人类享用。

当然可能设想，人类的创造物实际上只是更复杂更庞大的创造物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的宇宙可能是更复杂更庞大宇宙微不足道的一分子——我们的宇宙相对于这个宇宙，就如蛋白质相对于人体。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就表达了这个想法。

这意味着，第一，世界的边界远远大于人类思想的边界，第二，人类可能只是服务于更复杂更庞大存在物的工具。

但这不会成为科学和哲学的主流想法。因为所有相关的想法，都是空洞的，缺乏经验材料的。一切有关这些问题的推理，都是反事实的，因而是不可判定的。

人是什么？人如何认知？人能做什么？围绕这些基本问题，人类发展出了复杂庞大的哲学和科学体系。人类是怎么认识事物的？人类认识的限度是什么？人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所认知的事物是真实的？人类在整个宇宙中是否有被安排的目的？如果至善或正当真的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的理性能力如何能够正确认识？如果人们能够正确认识，是否能够正确回应？人类在道德实践上的表现，是否说明了人类实践理性的缺陷，这一缺陷与宇宙背后隐秘的原因、原则或目的的联系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事实上正成为人们积极思考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最重要的资源。直接的想法是，如果清楚我们自己是如何变得道德的，那么我们就更有把握使我们的受造物变得道德；如果清楚我们自己道德能力的缺陷，那么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在使我们的受造物尽可能有道德的过程中，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

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门道德科学，以准确回答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心灵如何正确形成和回应道德观念**？因此，未来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机器的学习和思想过程，应当与它们形成和回应道德观念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这是全新的挑战，一般哲学、认知科学、实践哲学等等学科都应当参与其中。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人工智能最吸引我的地方，它让我看到，为了使人工智能有道德，人类正被迫把道德变得一门科学，把哲学变成一门科学，即使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

现在可以总结下，为什么超越或放弃人的视角来思考人与未来人工智能生命的关系，是不可取的。

第一，人对于未来人工智能生命的关系的所有思想资源，都根植于人的视角。

第二，人将自己作为世界和万物的尺度和参照，所发展出了复杂的科学和哲学体系，是我们所能利用的最好的、最真实的资源。

第三，超越人的视角，不只是不可欲，更加不可能。

这些结论会使另外一些人感到欣慰。与那些建议超越人的视角的人的相反，一些人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坚信，人类应当且能够阻止开发出威胁人类的人工智能，因为除了神，人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这是一种误解。人类确实是世界和万物的尺度和参照，但更确切地说，“人是人所能认识的世界和万物的尺度和参照”。

有两种可能，第一，世界的边界真的与人类思想拓展的边界重合，假如有造物主，人类真的与造物物发生直接联系，是造物主精心制造的东西。第二，世界可能以无数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存在，比如，人类所处的世界，可能只是无数平行世界的一个，可能只是更高阶生命的某个装置中的动画，可能只是高维度生命消亡之前的低维度延续，等等等等。

有一种不那么玄乎的可能情况是，人类是更复杂更庞大生命体的准备阶段。未来可能是这样的：尽管认识到不应当开发威胁人类的人工智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由于人类实践理性的缺陷或政治经济文明的缺陷，或者由于造物主的暗中安排，人类最终还是制造了超越自己的人工智能，并最终被完全取代。

这可能是最有趣的一点。想象这样一种情况，有助于提醒我们理性能力的可能限度。然而，无论如何，这样两种情况都无法被纳入严肃的思考和推理当中，因为它们是反事实的。**宇宙中只有人在思想，人是世界和万物的尺度，截至目前，这两点仍是事实**。这决定了，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和推理，只能从人的视角出发，只能运用人的认识能力和道德能力。

那些超越人的视角的尝试，不把人的认识能力、道德能力作为前提的思想和行动，被证明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危险的。

在《三体》中，叶文洁对人类文明感到失望，寄望于外星生命对人类文明的改造。她回应了意外发现的外星生命的信号。她做件事的理由是，假如它们有能力穿越几百亿光年来到太阳系，那么它们一定远比人类更文明，包括远比人类更有道德。

这就是一项试图超越人的视角所做的基于反事实的推理，它带来了太阳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所幸，只发生小说之中。这个推理想象了一种存在物，它们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根本没有发现过，并且对它们的道德能力和道德偏好做了毫无根据的推断。我们的确只熟悉人类作为最高存在物的世界的道德状况，我们了解自己的道德能力的局限。当设想人类降级，一个更高级的存在物“加入”世界，我们就完全失去了方向，我们其实对此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严肃的推理，所能做的只是幻想和猜测。

可以这样简单理解这件事。想象一下，整个宇宙是一片湖，我们是其中游来游去的蝌蚪。如果在我们所能发现的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石头落入湖中的事件，尽管这件事是可能想象的。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有很大几率，会超乎所有蝌蚪的想象。

总之，面对未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问题，我们不能放弃人的视角，尽管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视角可能会是多么的局限。


面对未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问题，放弃人的视角不但幼稚，而且危险。

人类是未来人工智能的垫脚石吗？


## 阿尔法狗的愤怒

五六年前，由阿尔法狗引发的人工智能热潮很快席卷了法学圈子。新的学术增长点出现了。人们津津乐道，假如造成了有意识和人格的机器人，法律如何应对？我的一个学妹即将在一个大律所参加一个讨论会。她把讨论题目给我。题目大概是这样的：

> 小明参加某公司组织的与机器人阿尔法狗的围棋比赛。比赛之中，小明连胜三局。阿尔法狗“恼羞成怒”，掀起机器臂将小明打翻在地，造成其重伤。问题：在这场事故中，组织者，阿尔法的生产者和阿尔法狗等，哪一个应当对小明的伤害负法律责任？

这就是大所的敏锐和逼格。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是由某个老成的律师，还是由某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他们的学长或学姐设计的。总之，法学院和大律所的学术品位向来一致。

这个题目的设计者是否意识到，一个机器人“恼羞成怒”意味着什么？它得有自尊心和羞耻心。要有自尊心和羞耻心，得有完整的意识和人格。而要能如此，必须对自身和外部世界有异常丰富的感觉和知识。出题者或许没有问自己，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器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或她的目的仅限于一个假设：

> 假如机器人跟人一样，那么会怎么样？

多少年过去了，整个人工智能法学圈，仍然没有摆脱这种虚假的反事实假设和推理。在这个假设还只是一个反事实假设时，一切关于它的推理，要么是虚假的，不可判定的，要么和除去人工智能障眼法的普通法律推理没有差别。

## 法律基于对人和社会特别根本的假设

任何简单试用过 ChatGPT 的 3.5-4 版本的人都会惊异于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处理能力。就在不久以前，许多人还像我一样，以为这是难以置信的。无论 ChatGPT 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如何，这一点堪称壮举。前不久，据说[马斯克等人签署暂停所有 AI 实验 6 个月的倡议书](https://futureoflife.org/open-letter/pause-giant-ai-experiments/)，从而为 AI 安全性评估留有充足的时间。

这份倡议书中提到，AI 可能有“用宣传和谎言充斥我们的信息渠道”的目标。我们总是很轻松乃至随意地使用条件句来假设，但是，在严肃的推理场合，这可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说 AI 有了一个目标，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目标？拥有目标，对于人类乃至动物是太过平凡的事情，正因于此，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做出这个假设意味着什么。

或许，AI 需要具备意识或者说心灵。但什么是意识和心灵？AI 具备意识或心灵，仍是难以想象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像 AI 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一样，它们会继续给我们惊喜。或许它们将为我们重新定义意识或心灵，而不是相反，被我们关于意识或心灵的模糊经验和知识所定义。然而，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无论 AI 的能力变得多么强大，它们离具有意识，离拥有一个目标，离具有情绪等等这些人的基质，都还很远，或者，永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有意义地谈论 AI 带给人们的机遇和挑战。比如，AI 将令人难以置信地取代许多职业。新闻稿撰写员？×。办公室文书？×。中小学教师？×。插画师？×。影像科医生？×。驾车员？×。这些足够令人赞叹。然而，无论如何，AI 还不是人，或者说，不是拥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

这个提醒不是对事实的无聊重申。**有许多领域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特别根本的假设，只有当 AI 的发展触及这些假设，这些领域才受到 AI 的实质影响**。法律就是这样。法律的主体，必须是人或者人建立的组织。这建立在有关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一般真理之上：社会是由人来组织起来的，人是社会的个体，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设定目标，付诸行动，提供理由。

如果 AI 可以代劳一部分医生的工作，对于普通患者而言，被 AI 诊治和被人诊治，在效果上没有差别，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医疗事故的相关概念用于 AI？如果发生了医疗事故，相关的法律责任人是 AI 还是 AI 在法律上的财产权利人，包括生产、销售、出租、租赁、使用、收益者？如果 AI 可以取代一部分法官的工作，那么枉法裁判的相关概念是否适用于 AI？对于使用 AI 创作的文艺作品，比如电影剧本、小说或画作，是否应当将著作权赋予 AI？

这些假设现在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意义。随便翻开一本研究 AI 著作权的法学学位论文，你会被告知，AI 多么特别，发展多么迅速，能力多么突出，AI 的某些作品现在让人无法分辨是否为 AI 或真人所作。

然而你应该问所有这些研究者一个问题：当 AI 作为个人或组织的财产是一个异常清晰的法律事实时，讨论赋予 AI 以著作权的意义什么？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 是否应当重新检讨两个问题：AI 在何种意义上值得被称为人，以及，是否法律的主体不限于自然人或法人那样的“人”？

于是，你会看到一些法理学的研究者，他们探究法律主体的哲学根据。他们问，这种根据是否可以经过修改，以拓展到哪怕是将来可以想象的 AI？

然而，横亘在这些弄潮儿面前的两个事实是他们不愿意正视的：第一，AI 现在以及在可想象的未来，不具有意识或心灵；第二，法律或法学这一领域，像许多其他领域那样，基于对人和社会的特别根本的假设。

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律框架、范畴和基本预设为 AI 的能力发展留有巨大的空间。只要 AI 还没有意识，只要它还是财产，只要它不能向人提出抗议，只要它没有提出权利诉求，无论它的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比如代劳大部分医生或法官的工作，就没有必要严肃开展所谓人工智能法学。

## 反事实与推理

面对上述两个事实，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者只好诉诸或明或暗的假设：他们想象，或者提议读者和他们一起想象，**假如人类真的开发出了有完整意识和心灵的人工智能，以至于，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拒绝称之为人，那么我们的法律实践和理论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想象的一个降级版本是，即使还没有实现这样的人工智能，想象它们有一天会实现，那么今天能够为明天做些什么准备？

这看起来多么合理。我们总不能坐等造出了人之后才思考如何应对它们吧？如果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人被造出来而毫无准备，那么对 AI 研究的行政法和刑事法的约束，现在就应当着手准备。这难道不是一个真问题吗？马斯克等人的倡议书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承认，这是一个真问题。它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一个政治问题。它甚至一个哲学问题，但，不是法律问题。

目前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都在无视以上两个事实并辅之以一个想象性假设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个研究的基本假设可以总结为：

> 假如人工智能接近或具有人的意识或心灵，法律应当如何应对？

有问题吗？难道不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吗？让我们看看它的逻辑：

> 假如 x 变成 y，那么应当如何或者将会如何？

这样的假设到处都是。设想我追求一个女生，但遭到了她的拒绝。我问她：

> 假如我变成了百万富翁，你会不会接受我？

显然，这个问题是她能够有意义地回答的。百万富翁是一个经验性的事物。如果她并不看重或者并不特别偏爱金钱，那么她当然可能会做出否定回答。

但是，假设我问她：

> 假如我变成了天使，你不会接受我？

这与“假如我变成蜘蛛侠，你会不会接受我？”类似。假如她偏爱自然能力超凡的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回答。如果这是一部小说的情节，或者是日常谈话的主题，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类似的问题发生在政治、法律、哲学和科学领域，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推理，这样的推理，尽管可能被推理者特别真诚和严肃地提出，并不是真实的——这样的推理是不可判定的。“假设我变成了天使，你会不会接受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既不能肯定回答也不能否定回答，它是不可判定的。天使并不是经验性的事物。没有人在经验世界中遇到过天使，当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关与天使一起生活的经验材料。天使从来都是被想象的，或者生活在超验的想象世界之中。所以，没有人可以对天使做一个经验性的推理。

我们不能滥用逻辑。从 x 到 y 的推理，需要在经验世界中曾发现和归纳的 x 和 y 的联系为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从 x 到 y 的推理就会失去约束，就会没有可以判定真假的根据。许多人以为，单凭一个想象，就可以做这样的假设或推理，那不过是由于语言的魔力。我们用“天使”这个词，或许再加上一些详细的描述，似乎足以意指**那个东西**。但我们不会成功。当做出那个假设，我们其实仅仅是在语词的世界中活动，没有接触到真实的世界，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用语词联系了世界。

做出假设是很轻松的、随便的。但是，许多假设仅仅在语词的世界中打转而已。然后，我们就以为在此基础上的推理是真实和平常的。

“假设，我变成了天使，你会不会接受我？”无论这个女生如何诚恳回答我，她所做的推理都是没有意义的。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者也处于这位女生的类似处境之中。“假设人工智能具有了意识或人格，那么法律上是否应当赋予它们权利主体资格？”多么轻松的假设！但是，这是根本没有办法肯定或否定回答，它是不可判定的。

所有类似人工智能法学研究者的处境，都依赖某种对语言和世界界限的忽略，以及对逻辑的滥用。过去宗教和哲学是这样，现在人工智能法学是这样。


多少年过去了，整个人工智能法学圈，仍然没有摆脱这种虚假的反事实假设和推理。在这个假设还停留在反事实假设的阶段，一切关于它的推理，要么是虚假的，不可判定真假的，要么和除去人工智能障眼法的普通法律推理没有任何差别。

为什么人工智能法学是一场学术泡沫？


最近观察和思考时事，特别更深切地感受到，整个法律的存在是一个有着特定结构和模式的复杂的超大号社会惯习。法律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于置身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着强大的驱动和压力，以至于，在极端情况下，每个人都其实不喜欢所处的秩序，却能宣称忠诚，在遵循理念，在追求价值(类似于心理学上讲的“pluralism innocence”现象)。

我们是按照某种独立于现实的理想或观念来开展实践的，一种实践的兴衰也取决于实现理想或观念的效果，这种想法对于现代人真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相反的情况真的对于现代人很难理解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记得欧克肖特涉及了这个问题。我说哈特的学说的一个反常识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法律设想为一种与政治道德理想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事实。这种人类最重要、最大规模、最普遍的社会事实的基本情况不是，至少社会中的一群人由于有特定的政治道德理性或观念，然后努力加以现实化。

这真是一个相当迷人的问题。以前阿伦特写过平庸的恶的话题来反思纳粹，她的出发点还是，这些人明明觉得自己是在作恶，却能一如既往地付诸实践。我觉得她还是有个执念，认为法律和政治实践归根结底是或应当是一种道德实践，在根本上是或应当是由独立于现实的观念驱动的。她批评纳粹时期的那些作恶的小人物，目的还是为了提醒人们追求更有道德的法律和政治实践。我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天真的臆想。

基本上，我们人类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道德的，我相信康德会同意这一点。他最大的担忧之一是，我们真的必须接受我们没有或不能过道德生活的现实吗？

我们的集体行动自始至终都没有过道德，都不是道德实践。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没有道德。


我们是按照某种独立于现实的理想或观念来实践的，一种实践的兴衰也取决于实现理想或观念的效果，这种想法对于现代人真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相反的情况真的对于现代人很难理解了。

实践由独立于现实的观念驱动，是一个天真的臆想


这些年不时会爆出大学老师性道德失范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相关的大学老师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骚扰诸多女学生，或者采取非正常手段连哄带骗与学生谈恋爱。在诸多案例中，当事人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男女关系上，与此同时却又能在学术上顺风顺水，可以说满口道德文章，满腹男盗女娼。

每当这样的事件曝光，总有人脱口而出，“多少年的书白读了”。**真的有人相信，读书多与有道德有积极的关系吗？**发出这样感叹的，有普通职业者，有职业读书人。如果说普通职业者对读书人存在期待或者误解的话，那么职业读书人又是根据什么作此感叹？当新闻曝光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与众多女性同时保持亲密关系，豆瓣上的那些读书人不是抖机灵表示“羡慕嫉恨”吗？现在当新的类似事件曝光，还是这些中的某些人，感叹事件主角“书都白读了”。前者，这些读书人坦诚自己有贼心没贼胆；后者，这些读书人一本正经地划清界限。

## 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

“读书多会使一个人更有道德吗？”这可以是问，在给定的时代中，一个读书人会相对于其他读书不多的人更有道德吗？也可以是问，就不同时代而言，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否整体提高了道德文明？我的直觉是，第二个问题更可能是真的，而第一个问题更可能是假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谈论第二个问题。科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意味着，讲新道理的书被更多地写出来，而不是既有的书被更多人阅读了。在短短的五百年间，人类关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等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都不太可能否认，我们在各个方面相比古代取得了巨大进步。

我们现在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我们现在认为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是邪恶的。我们现在认为法律必须总体正当才能要求服从。我们现在认为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使主要生产资料公有。我们现在认为社会必须以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榨取人的价值为根本目标。我们现在认为男人和女人都应当平等和彼此人格独立。……

这些观念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有巨大的争议的，无法成为普遍现实的。“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治理想，在当官只为光宗耀祖的古代，是想象和不可接受的，现在却成为一个寻常但至高的真理。即使已经了解到古今的这些变化，即使面对“现代性”的巨大争议，我还是惊叹于人类在观念和现实领域发生的这样巨大的变化。

自然科学则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人们能够实现更高的政治道德理想。至于狭义上的“艺术”，它并没有带来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的变化，甚至在许多方面有些倒退；我这里无意为这个观点辩护，我所说的“科学艺术”，借用了卢梭的说法，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Sciences)和技艺(Arts)，而不是狭义的人文艺术。

尽管我们对现代相对于古代的进步很有信心，但也不是没有人持相当深刻的反对意见。卢梭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在他的著名论文《论下列问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中，卢梭断言，科学艺术的进展与人们道德风尚的进步，只有很弱乃至相反的关系。卢梭当然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在上面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卢梭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政治道德并没有因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而进步，更不用说个人道德进步了。但这里不是讨论这个宏大而富有争议的问题的地方。卢梭这个来自日内瓦的乡下人，曾一度穿梭于巴黎高贵的知识圈，在那里他感到，满口自由平等博爱的知识分子，并不比乡下人更有廉耻。从这些巴黎老爷们的身上，卢梭感到，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似乎越显得无耻和放荡。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追随卢梭：即使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整体上促进了文明，一个读书较多的个体是否就相对于读书不多的人，更有道德呢？为了论述的便利，我们还需要限缩我们的问题，把问题集中到性道德上。

## 性道德受什么约束？

在任何给定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性道德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更一般的社会道德约束。在任何时代，性道德都是社会道德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读书多了，与他的性道德表现，有什么正面的关系。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观察：当今社会道德所包含的性道德可能比以往更严厉了。一个公职人员，但凡触犯了性道德禁忌，就会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样严厉的性道德背后的理由或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我没有答案。我只能指出，在这样的性道德氛围下，说这些人的性道德表现好是因为多读了一点书，完全是无稽之谈。

那些读书多的人，所以在性道德上品行端正，并不是因为他们读了更多的书。他们品行端正的事实与他们读书多的事实，是一组没有因果联系的伴随事实。读书多的人与读书不多的人的性道德表现及其根源，没有什么两样。首先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和压力。其次是法律所坚持的一些底线，如不允许违背对方意愿发展亲密关系。最后是个人生活圈子的风评对一个人形成的压力。简单说，无论什么人，其性道德表现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职业、法律、声望。读书多因而占据更多公职的官员和教师，职业约束更加严厉。读书少因而更多从事非体制工作的人，一般主要受法律约束。如果说读书多和有性道德有相关性，那或许是这样**间接**相关性：本来就放荡轻佻的人摄于严厉的职业约束而不敢妄动。

## 文艺与纯朴

尽管一般而言，性道德表现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没有确定的联系，但还是有相对更多的证据表明，至少在现代社会，读书多的人反而更加放荡、轻佻和淫乱。“读书多”这个断言太模糊了。读多少书算是“读书多”？读什么样的书，读到什么程度呢？此外，我们的性道德要求到底是怎样的？一些读书人是否认同大众性道德？是不是存在“你们的性道德”和“我们的性道德”的区分？这些问题无疑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进一步表明，读书多和有性道德，是一个错置的虚假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有的人读了点书，受到一些新奇观点的刺激，反倒变得更蠢了。像许多其他技艺一样，读书是一件需要长期艰苦卓越的技艺，只是多读点书而倍感新鲜或备受震撼是不够的。现代大众教育普及，什么阿猫阿狗多读了几本书，也能冒充文化人，妄谈艺术品味和哲理人生。尤其是现在个别文艺青年，读了一堆后现代文艺理论和法国当代哲学，变成了豆瓣上的标准文艺青年。他们反抗主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迎来的是滑稽和混乱。这些半吊子读书人的标新立异反倒没有读书少的淳朴实在的人的心智健全。除开职业教育，就社会理论书而言，如果读的不够好，那反倒不如不读。

因此，有一些读书人，多读了几本书，反倒思路混乱、行为放纵、性情乖戾。把这些人与“读书多”联系起来，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有人面对“书都白读了”这样的感叹，想要提出相反方向的主张，认为读书人反倒品行不佳，那么我想提醒他注意，“读书多”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用语，把那些读了点书反而思维混乱的人也视为“读书多”的人，虽然也成立，但用来支持这么严肃的主张，就分量太轻了。

## 剪裁道德

似乎在有的读者看来，我的文章的确朝着相反的论述方向进展了：读书多不但不会使一个人更有道德，反倒有可能使一个人更不道德了。我不支持这样的一般命题。但作为一个有趣的局部现象，我可以同意，至少有些人读书人的确是这样。这些人不是书读得不够好因而变蠢，而是书读得足够好因而变坏。

书读得不但多还足够好的人，最擅长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一方面，对大众道德的概括，往往是这样一些人所操刀的。另一方面，对大众道德的批判，往往也是这样一些人所开展的。这样一些人看起来必须相当客观和正直才能胜任。其实不然。有一些人在这两个活动中，表面上诚恳率直，暗中为自己的行动调适理论。

简单说，如果这样一些人过去和现在已经做了什么，未来准备做什么，那么他们在概括和批评大众道德时，就会下意识避开这些这些事情，或者暗中为其自己辩护。

比如，这些人看不上那些文章发表多的人，主张至少在中国文科知识界，发表与学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要在发表和学术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我猜想，他们一面这样说，一面想着怎么和出版社、期刊的编辑搞好关系(我就问是不是事实？！)。他们如果发的不够多，那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制造垃圾。如果他们实际上发很多，那当然是因为学术环境变好了。

再比如，自己的本科是中不溜的 211，于是就说学历查三代是公平的。我斗胆揣测，要是他们自己的本科是普通三本，我相信他们绝不提这个话题；要是他们本科是北大清华，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说了这个话题反而招致嫌疑。

总之，这些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现实和观念之中，表现得通透、干练、客观，但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意无意剪裁大众道德，以使自己的欲望和行动看起来是相当自然与合理，并且最重要的，表现得与大众道德一致。

那些最擅长合理化自己的行动的人，恰恰不是站在大众道德面前据理力争乃至百口莫辩的人；当他们被大众反驳，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就已经失败了。那些据理力争的人，群众一眼看清其在狡辩；而那些暗中剪裁道德的人，群众却被悄无声息地改变。

什么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些人就是。他们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当他们按照自己的现实和需求暗中剪裁大众道德时，甚至自己都没有察觉。精致利己主义者之所以精致，主要不在于在大众道德面前为自己的特殊现实和需求辩护，而是暗中将大众道德剪裁得适合自己的特殊现实和需求，从而使自己看起来相当自然与合群。

## 私德不行，但不阻碍学问做的好？

我们已经表明，首先，没有证据表明，读书多与性道德表现好有明显的相关性，个人的性道德表现主要受到外部社会道德、法律和职业的约束；其次，读书多是一个程度问题，读了点书却没有读好，一个反而会变蠢；再次，读书较多且读的不错的人，更擅长按照自己的现实和需求剪裁大众道德，因为反而更坏。

“书都白读了”的感叹基于一种直觉，有知识的人更有可能有道德。**这种直觉最大的问题是，认为读书人会比群众更有道德**。这首先大概是因为，无论是概括还是批评大众道德，读书人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自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比村野匹夫更有道德。然而，不只读书人有这种直觉，大众也有这种直觉。这种直觉或许没有现实根据，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这种直觉或仍有几分道理，而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也就是说，即使读书多反倒**实际**使人道德败坏，读书多也确实**应当**使得道德向善。

如果一个教师，如果一肚子男盗女娼，满脑子邪淫歪念，怎么能够读下去书，做得下去学问，教得好学生？凡是认真做学问的人，凡是对自己所读的书抱有几分真诚，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抱有几分敬畏的读书人，无不同意：如果一个人整天只想着，如何勾搭女性，如何利用权势逼迫学生或下属就范，如何满足自己兽欲，那么他又怎么能做好学问？这里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人是否因为读书多而道德败坏，而是归根结底如何能够读书多？

要做好学问而不只是多读点书，一个人的品性、德性、性情至少也要在中人之上。他们必须能够在丢下书之后的大时候继续思考学术问题，而绝对不可能是满脑子想着如何寻花问柳。

因此，我们需要反对一个主张：这些人虽然“私德不行，但不阻碍其学问做的好”。或许，一个人，满脑子想着如何满足兽欲，到处勾搭异性，甚至逼人就范，学问照样比那些老实本分的人做的好些。但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本身无关，尤其是论文和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总的来说，这样的人并不会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他们的聪明足以使自己在事业上成功，却不会在学术上成功。可能这样的人很有权势，但当其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一切，当其下台之后，他就什么都不是。有伟大学术贡献，能在学术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人，其德行操守必定有可圈可点之处。这是由学术研究这项追求真、善、美的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一个对自己的丑陋行径无动于衷的人，一个放下书本就满脑子邪淫歪念的人，一个周旋于风流场的人，归根结底，一个不真诚的人，不可能触及学术事业殿堂的门柱。

类似的道理对于一切人类伟大的事业来说都是适用的。**坏人只不过是恰好多读了点书而已，而在各行各业都有坏人**。尽管如此，如果一个官员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没有人感叹“官都白当了”；如果一个农民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也没有人感叹“庄稼都白种了”。“书都白读了”这样的感叹的最大问题是，想当然的将有知识与有道德联系起来。这只是某些读书人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恋，以及部分群众对读书人的错误期待。


真的有人相信，读书多与有道德有积极的关系吗？

坏人恰好做了读书人


## 前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甫发出的呼喊。据说即使是在富裕的宋代，许多低级官员也没有能力在京城买一套房子，而只能租赁租金昂贵的房子。衣食住行，这几样基本生活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分别有不同的紧迫程度。在今天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我们许多人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人生所必需的。我不想批评这种想法，也不想研究其形成的根源。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倾向于将就其目光所及的时空范围的事情当作普遍寻常永恒的事情。在这篇文章，我想简单提出一个观点：**房子是国家驱使人民最重要的工具**。之后，作为对照，我简单讨论下与我的观点相关的两个流行的观点：房子是税收；房子是财富。

## 房子是驱使人民的工具

房子很贵，房子是稀缺品，今天的普通中国人，一般要花费十五到二十五年的**劳动时间**(而不是**自然时间**)，才能在城市获得一套房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战战兢兢，深怕生病、失业、出意外。说普通中国人把生命献给房子也并不夸张。

许多人抱怨这一切。那么相反的景象会是这样的呢？房子的稀缺，完全是政府和资本家联手造成的。政府控制了住房建设用地指标，资本家租赁国家出让的住房建设用地。这是很平常的道理，每一个还不太明白的人，仅仅需要稍微了解下香港房价的原因就知道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没有开发，房地产寡头垄断住房建设，香港普通工薪家庭一辈子能够住上 45 平方米的房子，已算极为成功，大量的贫民则住在“笼屋”，简直猪狗不如。

所以看起来，只要政府稍微放开一点点住房建设用地指标，并且稍微压低土地出让金，就会新增上千万的房子。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这里有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我只谈论一个原因：**在国家找到比房子更方便的驱使人民的工具之前，房子会继续是稀缺品**。

一个国家出于许多理由，需要驱使人民做事情，而且不仅仅是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还要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和平年代，衣食住行之中，控制“住”可能是最有效最便利的驱使人民的方式。

只要人民勤奋，各行各业就会繁荣，“996”、“007”这些工作制度，之所以能被资本家堂而皇之地说成“福报”，其最大的背景是矗立在全国普通劳动者背后的房价。

想象一下这样一副图画：劳动者手中拿着劳动工具，后面站着房子；房子通过各种无形的线联系着各行各业。房价就像劳动者脚上的镣铐。没有高昂的房价，今天的许多行业根本没有人会做。没有高昂的房价，今天的劳动者根本不是这个面貌。和平年代，人民骄奢淫逸，权贵横征暴敛，要么其一，要么兼而有之。历史上没有哪个和平年代能够持续很久，直到下一次的战乱。

政府对这一切有着清醒的认识。各行各业的发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到底有了多少钱算是富裕？衣食住行能达到什么程度算是小康？这并没有标准。实际上也不允许有标准。在欧美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钱对于大多数人是一切，什么艺术、哲学、科学、道德，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我们鄙夷今天的中国人贪图金钱，疏远文化，道德失范，但昨天的欧美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尝试将房价降低，让人民轻松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在今天和今后都是一种空想。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内部问题，还是一个外部问题。

我们处在追赶西方的时期，处于上升时期，我们必须不断建设，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这件事什么时候算完成，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根本上不是我们的政府说了算的问题。这里牵涉的细节太多。一个重点是，全球是有产业分工的，也有消费分层。例如，美国人搞金融和高端制造业，中国人搞中低端制造业，美国人的人均消费物资量是中国人均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如果中国永远配合，则美国人乐见其成，但也并不保证，哪一天美国吃不消了，突然洗劫中国，正如它曾洗劫过日本和欧洲一样。何况我们也想过美国人那样的富裕生活。

如果我们不甘心在全球处于这样的地位、参加这样的分工，我们的人民就不能停下来享受。**一个国家是否认为自己已经算是富裕，并不取决于该国的人民的主观满意度，甚至不取决于客观上的建设成就，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相对于主导国家和竞争国家的地位以及所参与的分工**。保持现状、贪图安逸，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哪一块鱼肉实现了永远待在砧板上的梦想。

在任何一个时代，国家有动机驱使人民，无一不是有强烈的外向目标。《商君书》教会君主的第一等事是：使全国“利出一孔”。士农工商，只有耕种和战斗两个渠道获利，而这两个渠道被君主一手把握。如果人民都有自己实现价值和愿望的渠道，那么君主和国家在人民面前就变得不值一提了，士农工商也就会变成国家的蛀虫。这种思想的背景是，诸侯国想要彼此兼并。如果没有这样的外向目标，这种思想不会形成，即使形成，也得不到实施。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驱使人民的动机，会是在什么时候呢？当外部的敌人消失，大概也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走向骄奢淫逸的开始了。当一个国家不驱使人民保持勤奋和简朴、磨炼品格，大概这个国家也很快就走向灭亡了。还有许多可能，比如当这个国家成为某个大国的仆从国，或者作为小国从大国的势力均衡中获益。这样的国家不需要持续驱使人民，而任由人民自主决定幸福的满足条件，典型的如北欧国家。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支配性国家，由于它是大国，它也不可能放任自己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只要它还想继续维持对其他国家的压榨，就需要保持自身的活力。

任何时代和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确实都以追求幸福为目标，但幸福理念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目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1)首先是从上一个破败的时期建立，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亲身经历战乱、贫穷、饥饿、瘟疫、死亡和外敌入侵，将这些经验以简单的文字总结为教训，即可在大部分人民内心之中凑效。

(2)然后是恢复和重建时期，这时候勤劳和简朴仍会持续两三代人，如果一直有外部敌人的压力，则这个时期会持续得更久。

(3)当恢复和重建差不多已经完成，官员和人民开始骄奢淫逸，先辈以简单文字写下的教训在这代人的心中不会激起什么涟漪。

(4)当承平日久，当外部压力解除，基本上国家也开始走向衰亡了。

对于美国这样的外向型国家，一旦它失去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力量，人民突然戒断骄奢淫逸的生活，则也会很快分崩离析。大多数内向型国家则如上述，仅仅是在外部压力解除之后，迅速失去积极向上的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想要提两件事。**第一是教育**。教育是语言和经验的直接结合，脱离经验的文字重复，不会塑造所期待的心灵。时代兴衰的脉搏却恰恰跟随人们的心灵跳动。承平日久的人民和官员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贪图安逸的巨大危害，因为他们没有可能体验贫穷和恐慌的机会。——为什么要让他们体验贫穷和恐慌呢？在艰难困苦中磨砺的上一代人徒劳地在心不在焉的下一代人面前重复当年的教训。在一个国家的曲线走到高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没有什么再能教育人民和官员要简朴进取。只有当再次国破家亡，再次生灵涂炭，再次流离失所，才会再次出现了解困难的一代人。唉，你是否尝试给孩子讲述过去的艰苦岁月呢？

**第二是历史**。我们的民族是最珍视历史的民族。正是由于有了详实的历史记录，每个读书人，每个官员，才有机会跳脱自己目之所及的时空，来整体看待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有太多的事情是循环和重复发生的，历史记录了这一切。由于教育在承平日久的人民当中衰落，历史意识也跟随衰落。或者我们不妨说，正是历史意识的衰落，导致了教育的衰落，并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衰落。历史意识的衰落的主要表现在于：人们倾向于将目之所及的时空情况当成普遍永恒的情况。**人们或许不太容易相信自己所经验的事情在全部时空中一直如此，但人们真的很容易相信它将继续如此**。例如，如果人们在一个年代有了干净安全的房子居住，房子的财产权得到保障，人们就很容易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需求。过去没有满足这个条件，不过是其落后于今天的一个证据而已。我有时候担心我们的民族失去了官修史书的兴趣了。但我想我的担心会被证明是多余的。“我们这个时代与众不同”，“解决了历史中最大难题”，“会继续如此”，这些想法会被后人作为教训记录在史书中，正如过去的人对更久远的人的记录那样。

总结来说，我们的房子是国家驱使人民的工具，除非找到更好的驱使工具，房子的价格会继续高昂。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快速的上升时期，而且充满外部压力。如果高房价不是必需的，国家驱使人民保持简朴进取的面貌却是必需的。

## 房子是税收

有一些人特别主张，房子的本质是一种税收。税收，具有无偿性，是政府无偿获取人民的劳动价值，并将之用于公共事业。由于是无偿获取，所以税收一直是人民抗拒政府的最大动力。所以，除了正面的税收，政府还会采取隐含的税收，以使人民的抗拒不那么激烈。

税收的无偿性表现在获取这个阶段，当税收被用于建设公共事业，人民也最终从中受益。将税收作为房子的本质，所不能说明的是，为什么要选中房子而不是其他东西作为最大的税收项目？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收取如此巨大的税收项目？如果我们上一节的讨论是有道理的，则我们必须说，如此巨大的税收项目(基本上等于劳动者半生的财富)看起来超出了税收的合理概念。如果不用国家驱使人民的事情来说明这种税收，那么这种税收的深层原因就得不到解释，这种税收就会显得奇怪。

尽管如此，若我们不管上一节的分析，单纯接受如此巨大的税收的合理性，也不是完全讲不通。这样巨大的税收，更确切地说就是徭役。政府建立了和平和秩序，获取了全国的土地，人民享受这些他们人生最大的利益，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第一，没有人喜欢这样的税收；第二，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税收。两点合并在一起，我们就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们现在多数人有这样一种想法：房子是老百姓的必需，是一件与人的基本权利相关的东西，是自然的权利，政府需要努力帮助实现这种权利和需求，如果反倒利用这点役使人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不受欢迎的。这个想法反映了人们真的倾向于把自己所经验的东西视为普遍永恒的东西。实际上，今天的老百姓能够将房子作为生活必需品追求，甚至将其作为自然权利看待，不过是如下偶然和幸运的事实的产物：国家控制了土地，建立了和平。许多人把房子设想为可以世代传承的财富，而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周期性事件。财富会在下一次动乱中要么变得一文不值，要么被洗劫一空。

有一种论调对所谓的“土地财政”相当不满。其要点是，政府不事生产，就出让自己控制的土地，并从各行各业近乎无偿榨取价值。对这种论调的最好反驳是：政府稳定地控制土地，是相当稀缺的事件，政府值得这样做。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兴盛都是从政府大面积控制土地开始的，而衰亡也是从政府大面积失去土地开始的。皇室、商人和官员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控制了大面积的土地，大多数人则流离失所。有不少人看到一个时期即将终结，但由于教育和历史的衰落，大多数人的心灵腐坏到只有再一次体验饥荒、屠杀和瘟疫，才能从黄粱美梦中惊醒。

## 房子是财富

鉴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说，如果房子是当今普通中国人的最大财富，那么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房子的价值源自其稀缺性，而稀缺性完全是被人为制造的，人们穷其一生的劳动来换取房子的价值，这件事本身就是政府所愿意的。人们为一个东西付出了几乎全部辛劳，而整个社会则建立了巨大的寄生于房子的其他财富。第二，为了房子所付出的劳动，是人民为了政府提供的和平和秩序所付出的代价，当这个机制运作良好(正如唐朝的府兵制和租庸调制运作良好)，国家和人民都会享受和平繁荣，而当这个机制运作失败，国家可能顷刻间陷入崩溃，国家和人民则遭遇灭顶之灾(一如安史之乱)。

财富需要付出劳动，而财富从来都是被人为制造的东西，这两个真理结合起来看显得很奇怪。任何一个时代中的人们虽然拥有相差很大的生活条件，却没有感觉富裕和幸福有一个终点。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有不同的财富制造机制。

如今，人们把房子作为巨大的财富储备池对待，在住房需要之外投资房产，使有钱的人更有钱，没钱的更没钱。我对这个现象的基本理解是：穷人要明白这件寻常的需求其实并不寻常，富人应该知道有一天一切都会失去。政府要做的是，尽量维持更长的历史时期，推迟“礼崩乐坏”的到来。

在此我要谈的**第三件事是阶级**。获取了财富的人都倾向于变本加厉，加上教育和历史的衰落，心灵的腐败，通过说理、民主都不能使已经获利的人吐出点什么。官员和人民都是教育的产物。人民心灵的腐败最终导致官员心灵的腐败衰落，因为官员最终要出自人民。只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是无济于事的了。推迟但很难避免。等到一个时候，社会的结构已经变得极不平衡，既得利益阶级骄奢淫逸，在悬崖边上起舞，享受最后的疯狂。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不祥的信息，但每个人都感到无能为力。直到，大厦倾颓，一切财富化为乌有。

## 结语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与昨天的时代有多少实质差别？政治哲学家喜欢谈论政治国家的组织，人民的德性，以及生产方式的变更。但是，我认为，就我所熟悉的范围而言，许多哲学家都忽略了这样一副图景：一个国家从一个历史周期中建立，重建自身并抗拒外敌，在重建完成或外敌消除之后迅速衰败，然后是下一次的战乱和重建。

我们今天的时代更无可置疑地被资本主义裹挟着。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能够置身事外，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它不可能有独特的财富机制，也不可能有独特的财富目标，也不能决定人民何时可以停下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巨大的海市蜃楼般的诱惑，也有持续不断的外部威胁。也许我们都想放弃资本主义，但我们更想其他国家都放弃资本主义，好自己坚持资本主义。

在追求财富的同时，我们其实被驱使要做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的，至少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初期和中期。也许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盯着财富的目标，甚至天真地相信它们有普遍永恒的传承，而还要关注追求财富的目标过程中所做的其他事情。因为，恰好，财富机制的落脚点就是这些事情。为得不到属于我们时代的财富而心碎，是不值当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靠的是运气和变本加厉的压榨。运气不好的普通人在求之不得之余，或许应该考虑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在国家找到比房子更方便的驱使人民的工具之前，房子会继续是稀缺品。

房子是什么？


唐山打人事件是一起奇怪的事件。一起治安事件，变成了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使之不同凡响的是性别议题，有人指出，唐山打人事件是一个缩影，反映了当今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请记住，这是一个议题(issue)。对议题的辩护需要诉诸事实，而对事实的辩护又不能是议题本身，或者更确切的说，不能是议题本身包含的结论。当你问，为什么要将这件事与性别问题牵扯在一起？回答是：这起事件中众男打女是明显的事实。但这起事件有无数明显的事实。当继续问，为什么由一个个别事件得出系统性的结论？诉诸在这两者之间的直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细致地思考事实和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 事实与议题

首先，一个人如果不是傻子的话，不会因为在这个事件中出现的三个面向，即男人、女人和殴打，就说这个事件的事实结构是“男人-打-女人”。一个事件或一个现象，包含诸多面向。如果男人穿的是耐克鞋，而女人穿的是阿迪达鞋，我能不能说这个事件的事实结构是“穿耐克鞋的人-打-穿阿迪达鞋的人”？由此，我能不能说这个事件是一个缩影，反映了穿美国品牌鞋子的人对穿美国品牌鞋子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类似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比如：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东经 117°31'的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一个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在夜晚时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一个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穿白衣服的人对穿红衣服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常撸串的人对常喝奶茶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个子高的人对个子矮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单亲家庭出身的人对双亲家庭出身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长得的丑的人对长得好看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唐山市人的对石家庄市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 能不能说，该事件是女权主义者对非女权主义者的系统性恶心的缩影？

最后一个可能性可能有些离谱，让我们把它留在后面再说。以上仅仅是一些示例，请勿纠结其中的事实细节。对这些可能性的回答不能只是：这些事实结构是不相关的。如果它们的确是真的话，为什么“男性-打-女性”是正确的事实结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只是：即使这些事实结构都是真的，也并非每一个事实结构都是相应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这无异于乞题。要决定一个事实结构是不是某个相应的系统性现象的缩影，需要调查和统计，建立可靠因果说明，而不是在个案中的直观感受。你说这个事件是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我为什么不能提出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彼此不同意，那么在证明责任上，我们站在相同的位置，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对个案的直观感受下系统性的结论。

任何事实或对象是更大的背景或环境的焦点。当你望着一堵白色的墙，之所以看到上面有一个黑点，是因为在黑点的周围有异于黑色的白色背景。世界本身并不直接告诉我们它包含了什么事实或对象。要对世界有所知觉或有所看到，必须有所聚焦。纯粹的光明和纯粹的黑暗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常说的现象、事件是一个大致聚焦了的区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现象，就像把目光投向一片原野，我们所注意的区域，区域中的物体，物体上的特征，特征中的细节，这些都是聚焦运作的结果。区域可能很大也很可能很小。当看到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我如果想到这是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一个实例，那么我就把区域聚焦得很大。如果我是一个女人，在这个事件中感受到自己也受到了伤害，那可能是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有当前这个具体男人和具体女人所发生的事情，而还有所有其他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无数具体事件，就像对一只萤火虫的特写镜头的焦距逐渐拉开，把原野上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纳入视野一样。

因此，为什么我不可能将该事件的范围聚焦为今天这个时候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场合？在这个范围内，我看到一些人以一个治安事件发起性别议题，打人事件中的男女不再是我的焦点，而是这些由此发起性别议题的人。因而，整个事件的区域、焦点和重心都与前面设想的相当不同。没什么理由认为我的聚焦理所当然是错误的。这就是上述最后一种可能性的根据。

人类关心世界，观察世界，聚焦现象，捕捉事物。“事实”实在太多了，任何一个确定的对象或事实，都必须是聚焦和选择的结果。即使是常识中的物体，也有无数的面向。没有聚焦和筛选，就没有任何什么会被注意到。**对于一个现象或对象，不是任何存在的事实，都必须关注，必须强调，必须讨论。任何以只以事实为由的辩护，都是不完备的**。

我们是带着特定的语境、兴趣、背景、目的、希望来观察世界的。可以说，首先得有一个议题，然后对现象或对象的众多面向有所选择或强调。事实当然是根本的，如果没有事实，则相应的议题无法确立。比如，如果打人者穿的是绿色的而不是蓝色的衣服，那么显然，“该事件是穿蓝色衣服的人对穿红色衣服的人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这个议题就无法确立。但是，如果在一个现象中存在诸多事实，那么议题就比事实更重要。为什么有些人要设置那样的议题？他们带着什么语境、兴趣、背景、目的、希望？在他们在遭到置疑时，他们不仅应为事实也应为议题辩护。许多时候，说出他们设置这些议题的理由，比纠缠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

## 英雄与事实

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事实和议题的关系，以为对于一个现象、事件或对象，任何事实或面向都必须揭示和强调。他们以为事实是赤裸裸的，不带任何目的或意图。所以，一旦有人将某个对象揭示出来，比如英雄人物的“小黑料”，他们的“信念”就崩塌了，不是滋味，由爱转恨。这些没头脑的人，正是那些擅长设置议题的人想要操纵的对象，后者只需要给前者“喂食”事实就行了。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一些东西而不是另一些东西？为什么世界包含了无数事实，我们只选择了极为有限的面向，并做了更为有限的组合？特别是在实践领域，为什么英雄人物尤其被人们所关注，而普通人则淹没于历史的长河？在实践领域，我们尤其带着特定的兴趣、目的和价值来捕捉事实。特定人物身上的某些方面是重要的，比如他的公共言行，他的公共言行的结果，他的思想著作等等，某些方面则是不重要的，比如他的饮食口味，他的身高，他的个人婚姻等等。这也是没有人在历史故事中读到“这是一个在北纬 32° 喜欢穿四角内裤的男人抗争一个来自英吉利的喜欢抽雪茄的男人的缩影”的原因。

比如，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他被后人所关注的任何面向，都是有带着特定兴趣、价值和目的人们所筛选的。同样是事实，有些面向被强调，有些不被强调，这没什么好掩盖的。我们所以对诸葛亮感兴趣，是由于我们认为这个人物的某些方面适宜用来说明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和操行。如果有些人提出，其实诸葛亮特别讨厌荆州和成都的饮食，对自己的亲属特别苛刻，那么我们就要问：提出这些事实的议题是什么？如果有人提出的事实明显不是我们的议题会关注的事实，那么一定是焦点发生了转移，一个新的议题被提出，如果人们关心的是家教问题，那么有更多人可以提供更好的实例。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听说一个老师在讲完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参与的民权运动之后，开始讲他的私人德行，比如他可能嫖娼，可能染了性病，最重要的，金博士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在这样一个事情中，我们应当关注两点：第一，人们为什么对马丁·路德·金感兴趣？第二，把马丁·路德·金的私人德行向学生们揭露，到底要做什么？首先，美国人之所以对马丁·路德·金感兴趣，是他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贡献，我们中国人之所感兴趣，还可能是因为对与黑人民权运动相联系的更大的美国社会运动感兴趣。那么，谈论他的那些私人德行有多大意义？其次，向学生揭露马丁·路德·金的那些私人德行，是否还要提醒他们注意，这不应该遮蔽我们关心马丁·路德·金的议题。

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重要的，我想再重复一遍。马丁·路德·金的私人德行并非秘事，但美国人在严肃的讨论中明智地避开这些。他们避开这些并非因为他们否认这些事实。马丁·路德·金抄袭可能很早就被发现了。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编辑他著作的相关人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保持缄默。美国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关心马丁·路德·金。如果他们想要讨论一个人如何因嫖娼而染性病，他们大可以去找其他人，有大批符合条件的人物。如果他们关心的是一个人对学术的贡献，那么马丁·路德·金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 系统性暴力与理由

有的人会反驳我说，“你真是装糊涂的高手！你的那些诡辩能避免我提出的性别议题的合理性吗？我提出的议题会得到响应，而你提出的那些议题却会被嘲笑！”反驳者再次请求我诉诸直观：“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这里隐含的性别问题吗？”在回应这个反驳之前，我想简单总结下我前面讨论的要点：

1. 我们对任何现象、事件或对象的观察都是有焦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
2. 焦点反映了实践重要性，实践重要性决定了议题的设置，议题用来筛选、组织事实的各个面向，并赋予不同的分量；
3. 对于特定议题而言，不是所有的事实或面向都值得揭示和强调；
4. 面对反驳时，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来回应是不完备的；
5. 不要用事实掩饰议题，进而掩盖议题背后的兴趣、希望、利益、价值和目的。

我认为，在我和他们的辩论中，承认以上几点足够了。如果双方能够有以上共识，如果发起性别议题的人不回避议题和事实的正确关系，则我想我这篇文章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至于是谁，带着什么目的发起这一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余下的部分，我想为一个实质性主张辩护：**我看不出这起事件反映了男性与女性的系统性暴力**。

我已经说明，如果没有议题聚焦，则无法分辨任何东西。换言之，理论上，如果没有约束条件，任何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当一种现象、事件或对象呈现不止一种事实结构时，要想选择其中一个就得提供理由。

现象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实践只能是社会现象，这起事件是一个社会现象。如果一种社会现象可能有不同的事实结构，则为了确定哪一个是恰当的结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询问社会现象内部的实践者的观点。我们可以问他(哪怕是在想象中问他)，三个基本的问题：

(1)打人者是否明确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在事实上的，男人在打女人？

(2)打人者是否明确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基于性别理由的，即男人有资格打女人，或者男人应当打女人？

(3)打人者是否明确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基于性别暴力制度许可的，即我背后有男性主导的制度的授权和支持？

第(1)点显然是真实的。可能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见到一个陌生人的第一判断的是性别。我去小卖部买个东西，首先会判断售货员是男的还是女的，其次才是他/她的高矮胖瘦。这个过于平常的事实，不能为性别议题提供支持，否则就会支持过多的性别议题，以至于可能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性别现象。当然，有的女权主义者十分认同这一点。

第(2)点是否存在，我认为是存疑的。如果受害人原本是男性，打人者还会不会这样做，是个疑问。但我倾向于认为(2)不是真的。意识到，自己是男人以及自己打的是女人，并不意味着，打人基于性别理由。性别，也许为打人者的直接理由提供了间接理由，比如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女性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如男性。但这些考虑很难说是打人者的理由。理由是一个规范性范畴，而不是一个因果性范畴。

理由常常被用来为行动的正当性辩护：当问 A 为什么打 B，如果 A 回答说，因为 B 是女人，他打的就是女人，女人就该被打，那么性别就成为 A 打 B 的理由。做这样的辩护是为了达到如下效果：其他人可能会基于这个理由而认同 A 的行为，相信他采取了正确或者说正当的行动。按照我对这起事件的观察，很难相信打人者是基于性别理由打人的。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人傻到基于性别理由打人，因为根本没有这个社会环境，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样的理由。

鉴于第(2)点最后的结论，第(3)点绝对是假的。

基于对以上三点的考察，基本的结论是，从社会现象内部参与者的观点看，这起打人事件与性别没有实质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结论，我最后想做两点工作。第一，提出一些系统性暴力事件的例子，作为对照，以进一步验证前面基于三个基本问题所做的讨论。第二，对如何理解社会现象做一点阐述。

第一，可以说，任何其力量、资格、理由、能力源自制度的行为，都可能成为系统性暴力行为的一部分。一个刽子手，即使身体比囚犯羸弱，也有能力杀死对方。一个税务官，即使身体比周围的人弱小，也可以无偿获取百姓的钱粮。一个纳粹兵可以未经审判抓捕犹太人。三两个日本兵可以在有百十人的一个华北农村烧杀淫掠。一个警察对街头市民滥施暴力。以上这些例子皆可被视为某种系统性暴力的实例。**这些社会现象中的参与者都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之所以能够，之所以应当，之所以被许可，是由于其背后的组织或制度**。那么，那几个吃烧烤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是否背后有某种组织或制度，给予他们基于性别的行动理由？

有的女权主义者可能给予肯定回答。他们说，这个组织或制度，就是现在由男性控制的全部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没有明确的许可或资格，但其为男人提供了默示的许可，特别是为他们提供了事实上的能力。我不赞成这个辩护，但我承认它值得一驳。我有两个基本的要点：第一，这个辩护几乎是隐喻性的，诉诸这样的辩护，就会以打人者的无意识的动机来取代有意识的理由，实际上不再基于理由来辨别是非曲直，而把问题变成一个因果关系探究问题。第二，如果诉诸这样的辩护，则会有过多的实例被处理成使用系统性暴力的实例。

第二，让我对如何理解社会现象多说几句。当一个社会现象可能有不同的事实结构，诉诸参与者的观点，找出他自己的行动理由很重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两个人在下中国象棋。A 是一个不懂中国象棋但懂国际棋象棋的成年人。B 是一个不懂任何棋类运动的孩子。C 是一个原始人。D 是一个外星人。面对同一现象，他们所捕捉的事实面向不可能相同。让我们假设，他们的理智足以在长期观察后建立起下棋人行为的规律性。如果他们相信下棋人的规律性行为是下棋人依照相应的下棋规则行动的产物，则他们就会得出两个人所下的棋类运动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两个人下的是什么类型的棋，决定了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决定了这是什么种类的社会现象。

可以不无道理地说，有很多可能的组合，但不是所有的组合都是正确的。下棋者额间冒汗和手中移动圆木块的伴随关系，或者眉毛皱起与移动圆木块的伴随关系，显然是与下棋无关的事情。外星人更为有趣，它的感官世界可能是相对于我们的中观物理世界而言的微观物理世界，下棋者在它眼中只是两团粒子，但它仍然可能建立起下棋者的行为规律性。可以设想这些规律性之间存在某种映射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的。**如果我们的议题是，下棋者在做什么？没有比询问下棋者本人更恰当的了**。下棋者本人看待自己的行动的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正在做什么。

总之，这个例子表明，对一个社会现象的外部观察可能有许多的事实组合，但鉴于实践是人有意图的行动，我们对实践参与者的赞赏和批评，以及我们归根结底关心某种实践的理由，都要基于实践参与者对自己行动的辩护，那么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的，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以上论述的确有些道理，那么没有理由相信，这起打人事件是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的缩影。


我看不出这起事件反映了男性与女性的系统性暴力。

唐山打人事件中的事实与议题

我们必须努力避免，在特定的时候，比如在防疫成效显著的时候，政府的威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在防疫遇到明显困难的时候，政府立即被一些人骂为匪帮。

防疫期间的一点互联网观察


朋友来上海，我与他长聊。每次他短暂来上海，我都会与他聊很长时间，主题包括学术和人生。他告诉我他这段时间以来在做心理咨询。我问多少钱，他说一次大概两千。我问他都做些什么问题的咨询。他告诉我，是关于一些人生和职业困惑的。比如，某个最近接触的人，到底是敌是友，是否可以相信，这些他都会向咨询师倾诉，并寻求答案。甚至，在面临一些人生和职业上的重大抉择时，他都需要与咨询师商量。

作为朋友，我当时陷入艰难的沉默。我应该告诉他，你还有朋友，你可以向朋友倾诉并获得建议且不会收费吗？或者，我应该问，到底是怎么样的困惑，需要如此依赖心理咨询师？我想到另一个朋友，因为原生家庭造成的困扰，在一段时间从朋友那里获得安慰和建议之后，最终也选择了长期的心理咨询。而且，他们都表示，在心理咨询之后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我开始思考人们做心理咨询的动机和逻辑。现代社会无疑是复杂多变的，人们也是比过去的人面临更多样的问题。但有必要把这些身体和精神上的焦虑和烦恼叫做心理问题吗？我尝试去了解那些做心理咨询的人。在简单的考察后，我发现，有一些人选择做心理咨询的逻辑相当的有趣：

> “有些事情我想不通了；想不通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焦虑和困惑；由于我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正好需要一位心理咨询师。”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像，在《山海经》上看到“英德”这个地名，就想到了英国人和德国人来自古代中国，或者中医观察穿山甲会打洞，就猜测穿山甲入药可以活血化瘀治疗脑梗？这个逻辑简单就是：“由于我是**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需要**心理**咨询师，正如如我由于是身体上的问题，所以我需要治疗身体疾病的医生。”

可能自从有文明以来，就没有人会试图给自己治病。远古时代，巫和医不分，大概那个时候的巫医，除了跳大神来祛病，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觉得，对于治疗这件事事情，普通人是无能为力的，需要诉诸非同寻常的人物。现代当然也极少有人试图使自己精通医术，即使是医生，在生病之后也须依靠其他医生。可能医生和患者是人类最古老最深入人心的分工。

所幸的是，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医生早已再需要像远古的巫师那样通过跳大神来祛病了，巫和医在现代人的眼里已经完全是两种事物了。但是，现代社会由于其高度的复杂性和特有的危机，培育了有更多精神困惑的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巫师——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也就应运而生。现代心理治疗术与古代巫术的存在理由是类似的：不是人人都能精通心理治疗术，但通过将某些东西——在现代当然是 RMB——奉献给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人们就有望从后者那里获得治疗。

同古代巫医类似，现代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就医者的痛苦，而且两者都是通过特定的心理安慰机制做到的：古代的巫医告诉病人，“我已向神灵祈求放你一马，而它答应在十日后解除对你的诅咒”；现代的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则告诉咨询者：“我已经确定你的这种心理属于什么类型，且将向你提供一套治疗或缓解方法”。

**治疗**这个概念是相当有趣的：承认自己有病，放弃自身的努力，然后通过将某种财富奉献给社会中的某种特殊的人，你可以期待被矫正或修复。坦白说，通过花钱，你就能迅速从社会中的特殊的人那里获得答案，这是从古代到现代，在治疗这个问题上的常识。

把自己面临的思想问题看成心理问题，当然是非常偷懒的行为。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要将自己的心身焦虑视为心理疾病？也许他该努力学习一门技能，以获得一技之长，也许他该结交新的朋友，以摆脱沉闷的生活，也许他该读一读哲学，以更深入和清晰地思考自己和世界，也许他该读一读文学，以寻找具有类似困惑的人，并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相似人生的。

我也曾一度迷茫和困惑，那个时候，我想：首先，我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几率前人也遇到过，没有理由认为我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其次，他们不但遇到，还被作家充分表达出来，即使我不能从作家那里获得解决，至少能够看看那些遇到相似问题的人是如何面对的；最后，知道我的迷茫和困惑不是独一份，至少也是一种安慰。我从未想过把这样一种状态与疾病或不正常联系在一起，除了阅读，我还可以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结交新的朋友，从朋友那里获得建议。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许多人，在他们的问题发展到产生心-身反应之前，就由于想到这是心理上想不通，就感觉自己心理上生了病？

懒惰和无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切，此外还有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受职业和金钱驱动而推波助澜。他们迎合了那些懒惰和无知的人，给后者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所有关于学业、工作、婚恋、身份甚至政治的人生困惑，你都可以通过花钱来迅速解决**。改变生活习惯、研读哲学、钻研业务、换份工作……做这些起效太慢了，这就如，一个人在生病之后，先努力使自己精通医术之后再来自我治疗一样的不可取。

有人或许会告诉我，你不了解那些人在心身上忍受着多大的煎熬，他们无助、彷徨、焦虑、孤单，或者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或者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或者看不到前方的希望，每日无气无力、噩梦连连……这些本来就不是一般人面临的普通人生和职业问题，而是疾病，而任何人都不能治疗自己的疾病。

每当想到这样的辩驳，我总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是这样，即使我承认它不是单纯的职业技能不够，生活智慧不足，那么哲学到哪里去了？许多人之所产生困惑，就是因为无法理解自己和世界。抑郁者甚至无法建立意义，他们是一群“意义不能”者？为什么哲学不能为人们提供慰藉，驱散阴霾、照亮道路呢？许多面临极大心身煎熬的人，常常是对于错综复杂和快速变化的人生际遇和外部环境无能为力，他们不能以恰当思考来应对。但是，我认为这些人恰恰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的有关他们心理障碍类型的宣布，而是**主动**从哲学关于人生和世界的真相的推导和论证中获取教益和力量。

然而，这种建议看起来对许多人不会有效果。学习哲学，需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剖析人生际遇和外部环境，这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可是既然有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快捷方式，有什么必要亲自动手呢？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家长一旦在教育孩子上碰到棘手的问题，就干脆将孩子送到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那里。许多在大都市奋斗的年轻白领，在遇到难以解决的人生和职业困惑时，就把花大价钱将自己的心事交给心理医生。许多想要了解“人性”和社会的人所读的第一本畅销书是心理学相关的。许多用以解释特定行为的理论是由心理学实验给出的。甚至，如果法官发现被告人的行为动机实在无法理解，就干脆建议先对被告做个精神鉴定。据说，在新加坡国会上撒谎的国会议员辣玉莎就被怀疑得了“不能讲真话”(说谎癖)的心理疾病。

这些人的逻辑特别简单：既然你要解释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你不诉诸心理学呢？按照这个逻辑，心理学有望在将来统治全部科学。

现在，整个心理咨询行业暗潮涌动，有望迎来繁荣时期。人们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面临极大的精神匮乏，这构成了心理咨询行业的繁荣的基础。

这与前几年兴起的知识付费的逻辑是一致的。罗振宇这类人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并想挣更大的钱，于是贩卖一波知识贫乏的焦虑：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只有掌握时代趋势和脉搏的人才能抓住机会。

于是有那样多的人趋之若鹜，执行这样一种行动逻辑：“我缺乏知识，且我有一定的金钱，我可以花钱购买知识。”如下古老而平凡的教训变得陌生了：缺乏知识，就应当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向师长和朋友请教，并亲自将理论付诸实践。这当然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想要把自己变得有知识，正如想要把自己的变得精神强大，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流汗甚至流泪。


把自己面临的思想问题看成心理问题，是一种偷懒行为。

心理咨询的逻辑

黄巢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被人们所记忆，希特勒则被哲学家冠上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邪恶本质，这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某种深刻差别。

屠杀与哲学


## 1.新年愿望：世界和平

2021 年即将结束。新年愿望，除了明年顺利毕业，居然还有世界和平。

这绝不是玩笑。也许是由于年岁增加，也许是由于世界形势骤变，也许纯粹是由于不学无术，2021 年我第一次关心世界和平。

世界现在发生了什么？即使不能三言两语说清楚，即使人们因视角和立场不同而有相互冲突的说法，但没有人会否认，短暂的和平之下，蕴藏着巨大的战争力量。

写下这篇文章的大部分之后，我看到甘阳最近的一则演讲：《[修昔底德与“修昔底德陷阱”](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94582)》。甘阳在演讲开始说：

>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相信“战争与和平”问题正浮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我比较希望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里，应该至少有一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课，以我的了解，目前绝大多数大学都没有。

这的确击中了我。今年以来，我开始对一些法哲学的非主流议题感兴趣。比如，我特别感到，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应该成为一种健全的法哲学理论重要的部分。作为一个法哲学研究者，我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裁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当代英美哲学家们一直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安全域内工作，精致且无害，对说明和修改现实没有任何企图。比如，“内在观点”这个概念多么精致又多么空洞？对它的深化解读，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又是多么琐碎且无聊？现在，英美法哲学界更加纠缠于元理论、元伦理学、概念辨析等“鸡零狗碎”的研究。

“战争与和平”这个主题，现在变得多么重要：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和平是否有希望？这不仅仅是军事决策问题，而是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事关政治、经济、思想意识乃至整个文明的变化和发展的复合问题。

甘阳在演讲中展现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西方精英阶层是如何借助古希腊历史来思考当代政治的。这让一向读书少的我又开眼界。我以为昂撒人只研究它们全世界耍横的那三百年历史，由此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秩序挑战者存在的现实。

历史是循环重演的吗？回答这个问题，属于专业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工作。政治学家借助古希腊历史，比如将斯巴达与雅典争霸的历史，郑重其事地视为当代国际政治的镜鉴，倒不是由于，他们必定认为历史会重演，或者必定认为历史有一般规律可循，而可能只是由于，他们认为历史最便于为当代政治设置议题：通过解读、演绎、隐喻和扩展，历史就被激活了，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待它的当代视角。

## 2.历史与意识

记得很早以前参加通识课程的助教培训，有一个圆桌讨论，我们这一组的题目是：“你觉得人类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牵扯出漫无边际的回答，但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回答：“人是有历史的东西。”

时间、历史、意识、存在、身份与行动等一系列密切相关的问题，哲学家已经讨论到普通人无法读懂的地步了。我并不是在指责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对人们历史意识的揭示恰恰可能是，人们缺乏正确的历史意识。

学习历史，似乎只是意味着当代人了解过往人的活动，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不仅仅是主体要去了解的故事，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主体。分离的个人由于相同的历史记忆而建立身份认同。身份认同需要一个背景，个人单独不能充当自己的背景。如果历史是某种意义上的主体，那么个人似乎就只是它触角的延伸。

不同的群体的历史是不同的，不同的个人的历史是不同的，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所了解的历史也是不同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肉身为单位。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民族，可能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另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民族，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一个人，作为某个家族成员，可能只有三代以上的故事，另一个人，作为另一个家族成员，可能有十代以上的故事。不同的个人的不同人生遭遇——他们各不相同的历史——也都影响着他们各自的身份认同。

这所谓的身份认同便是用来回答如下问题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我能做什么？什么是值得做的？虽然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去思考的，但这的确构成了人们清醒时的主要意识。

我们正是依靠各种有关历史的知识而理解现在并预感未来的，人们倾向于认为未来会一直如此。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很可能潜意识里相信世界会一直如此，尽管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表明，和平并没有很久，战争刚刚过去。

这些年，每当听闻我的家乡有什么重大变革，特别土地政策的改变，以至于村庄也要合并，我就生出许多怀念来。我不想阻止这些改变，只是对我曾以为我成长于斯的村庄会一直存在这一点十分感慨。

一个朝代大概有两三百年，在一个皇帝在位的一年、十年、几十年的时期里，人们是否以为国家会一直是这样兴盛或衰败？

明仁宗在位仅仅 10 个月，人们觉得他对所谓“仁宣之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万历皇帝在位四十余年，经历气势磅礴的“三大征”，但谁会想到，在他死后的二十四年之后，大明亡了。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就为所谓“康乾盛世”做出承上启下的贡献。“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死后的第 41 年，昂撒人的坚船利炮就敲开了大清的国门。

历史的变化会让人错愕不已。人们倾向于把当下视为历史最清晰的图像，因为人们只对当下有经验，无论历史教育和宣传如何在耳边聒噪，过去都是一片晦暗。与之相对照，明智的人认识到，只是通过考察历史，我们才真正理解当下。

## 3.人类是小数据智能

人喜欢瞻前顾后，看自己的过去，也看别人的过去，看自己所在群体的历史，也看别的群体的历史。但要记住一点，人们不是一齐看到相同的历史。有的人忙着回顾自己群体三百年中最辉煌的五十年，期待它再次伟大；有的人早就不但一直研究自己群体三千年的历史，也努力研究前者三百年的历史。有的群体的中学生在地理课上需要认识地图上每一个有能见度的岛屿的名称和经过它们的洋流名称，而有的群体的中学生却仅仅需要知道几个海外军事基地的名称。

回顾历史，就是去照亮自身，就是最重要的启蒙（enlightment）。我们可以想象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因为不同的缘由、带着不同的目标、顺着不同的际遇、在不同的范围，提着灯笼，在昏暗的宇宙中试图照亮更大的区域。

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经验之灯照亮的区域视为整个宇宙。这里的“宇宙”，并不一定是指那个最广袤最一般的宇宙，而可能是不同主体的状态和际遇产生的无数“小宇宙”。匠人研究自己技艺的历史，往往就可能以为，他的技艺的本质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在各个方面的人生际遇，当成是相应方面的本性或者规律的典范。

人类不像自己训练的人工智能。为了使人工智能程序能够识别狗的照片，人类需要给它们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图片数据的“喂食”，但是人类自己在游走于世界之中时，只要遇到一个事件，就会倾向于立即建立某种概念，得出某种事物的本性的概括。没有这样思维能力的人类，可能早就灭亡了，因为这是可以想象的最小危险的认知方式。只要我一向亲密无间的朋友突然打了我一巴掌，仅就一次，我就可能立即得出“他是反复无常之人”的概括。很少有人在连续三次遭遇某种事件之后，还会那么迟钝，不作出一些概括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会有很多的“小宇宙”的原因。不同的个人、群体，这些交错着的主体，就世界的不同范围和种类的事物得出不同的本质概括。人们活在自己灯笼照亮的世界中，并且认为它就是全世界。

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陷阱：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有某种观念或理论，指向别人而非自己的历史经验，那是非常吊诡的。

比如，没有经历过通过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由于一些机遇直接跨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会对资本主义牌号的“民主”、“自由”耿耿于怀。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然引经据典，通过别人的理论和别人的实践来论证，那些的确是好东西。没有人可以轻易否认这些论证。但我们没有那样的历史。人们最大的无奈之一就是只能研究却不能占据别人的历史，由此，人们也很难明白，自己的理论在历史面前是多么孱弱。

解决一群人对自己从未经历的制度的向往，不是给他们更好的理论，而是更真实的经验，或许最佳方式是：第一，给他们几十年的时间，充分体验一下这些制度；第二，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认准的其他人的制度走向衰亡。

然而无论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历史经验，理论的孱弱只是程度上的。理论永远是历史经验忠实的奴仆。理论对别人历史的辩护或反驳，很有可能只是含混其词的巧合，是一门装饰艺术。没有自己的历史经验，而只有对别人历史经验的研究，任何的理论，无论看起来多么博大精深，都只是在掩饰底气不足。

一座大厦无论是建立还是倒下，说这是由于论证或反驳的理论的力量，很有可能是胡言乱语。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无论自己还是他人的个别历史拓展为普遍历史。

任何主体，都喜欢把自己能够照亮的区域视为宇宙，但实际上，它可能只是宇宙这个硕大球体上的一点污渍。就好像，如果宇宙是球形的，许多主体由于尺度的局限，至今都以为宇宙是平的，因为他们的测量感知不到宇宙的曲度。

不过，哲学家却对创造小宇宙乐此不疲。有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照亮的区域的边界接近全部宇宙的边界，而且在任何时刻，宇宙的本质都像阳光下的大地，或者无死角灯光照射的大厦，可以被永恒地把握。设想万能的哲学王——也许就是上帝——将智慧的光芒投向大地，那么任何事物的位置，它们的运动，它们的质地和它们的关系，都一览无余。太阳底下无新事，在变化中蕴含着永恒不变。

## 4.《永久和平论》的永久尴尬

康德这位闻名于世的形而上学矫正者，展现了哲学家特有的癖好。观察冬去春来，观察雨雪天晴，观察人体只构造等等，总之一切都暗示：自然是被有意设计的，不然它不会这样和谐；既然它是被有意设计的，那么设计者带有某种目的。

那么，人类的永久和平会是设计者的目的之一吗？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问题。在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之中，没有战争的岁月加起来大概也没有超过几十年，战争是常态，而和平是短暂的例外。这倒不是最困难的地方，即使如此，人们仍有希望寻找未来和平的蛛丝马迹，最困难的是，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下，人们即使相信未来会永久和平，那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由于无法设想什么原因将使人类获得永久和平，永久和平只能生活在科学幻想之中，那里的普遍事实，对于今天和过去的相比，发生了重要改变。比如人类被强大的外星文明控制，在它的支配下，人类的国际法终于解决了没有高于国家的制裁的问题。

以设想世界的普遍事实发生重大改变为代价来推导的永久和平，真的只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这不是哲学家想要做的。只是我想知道，哲学家是仅凭借自己的愿望，就推论造物主也有世界永久和平的愿望，还是真的发现了什么证据呢？

然而，任何一个当代人、古代人，或者任何一个有想象力的后来人，都只是会发现相反的证据。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一个是，人们对历史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一种制度会衰落，一个民族会衰败，一个国家会灭亡；另一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猜忌、嫉妒、觊觎，试图侵占甚至消灭彼此。

国家实在太大了，国家是有主体人格的，但它没有完善的自律能力，它内部纷乱的动力就是会促使它犯下错误，破坏造物主的和平计划。国家也许是和平的威胁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接受国家被发展出来这个事实。

有些国家只要有力量，就在世界到处捣乱，试图分裂别的国家，骑在他人头上作威作福。这几乎是昂撒人的本能。与此同时，在理论方面，你可以看到，昂撒人的哲学家，不断创造一部又一部的关心全人类智识和福祉的著作。英国功利主义者，其目标是“**人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在现实方面，政治家和商人带领昂撒人变成世界匪帮。

也许这世界是不可能有老好人的生存空间的，至少在国家这个层面。明哲保身，保持独立，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必须面对昂撒人，但好像昂撒人不相信和平，天生厌恶和平。这或许是真的，但更确切地说，昂撒人没有和平这个概念：他们不是不能接受和平，而是不能理解和平。

为什么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的人是狼而不是羊的形象？他们是狼而非羊，难道这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霍布斯如此珍视和平，且认为和平只是例外，战争才是常态，难道是因为霍布斯敏锐地发现，昂撒精神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和平概念？

也许，这就是康德，这位昂撒人亲戚——日耳曼人——的《永久和评论》的最大意义。它教给昂撒人和平的概念，而且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一个事实：“你们压根没有和平的概念，犹如一台拖拉机没有爱情的概念。”

作为一个普遍现实，当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被全世界的学者研读，与此同时，昂撒人满世界杀人越货。理论与现实并行不悖。昂撒人满世界杀人越货，与此同时我们只学习他们的哲学家留下来的自由博爱学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他们所实际做的？似乎我们压根就从未这样想过。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只做他们所说的，而他们只说他们所不做的。

**没有和平概念的人可能逼迫有和平概念的人失去和平概念。和平不只是一种愿望，还是一种概念。有些人放弃和平的追求，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平，而是根本没有和平概念。**

有一个瞬间，一个想法击中了我。如果现在印度遭遇任何灾祸，甚至灭亡，我是否会高兴？是的。今天的我们为什么对印度的灾祸喜闻乐见？我们对有历史仇怨的日本幸灾乐祸，倒也情有可原，但我们对历史上几无恩怨的印度幸灾乐祸，又是为何？We don't have to.

当年，尼赫鲁实施“前进政策”侵扰中国，伟人想了十天十夜，也想不明白，“尼赫鲁为什么要搞我们”。这是一个怀有和平概念的人面对一个没有和平概念的人的错愕。印度人为何需要与中国为敌？They don't have to.

今天的各国为什么彼此喜闻乐见对方发生灾祸？是什么逼迫伟人喊出振聋发聩的口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一个沉重的当代议题。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永久和平论》的永久尴尬


## 1.秩序与立场

告密与举报，是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某些相同行为的性质作出的不同判断。立场是人们相对于特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秩序包含人所共知和接受的规范、原则、准则和信条(以下统称“规范”)。告密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立场判断：如果甲和乙在某种秩序中从事某种活动，那么当其中一个人将对方的活动向另一个秩序中的人报告，就会构成告密，特别是当这另一个秩序与甲乙二人的秩序存在某种权力关系，比如前者的某种规范禁止后者的某些活动，并可以实际的行动来制裁后者。

说某人的行为是告密，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识别了至少**两个**不同的秩序，并且相对某个更肯定另一个。举报则未必涉及不同的秩序，这是告密问题极为特殊之处。

二战之后著名的告密者案大概是这样的。某位德国妇女的丈夫在纳粹军队服役。在一次休假回家时，他与妻子说了一些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坏话。妻子后来就将丈夫说元首坏话的事情向当地的纳粹领导报告，导致丈夫被下狱，差点被处死。战后，这位妇女被送上法庭。后来查明，当时她试图以此害死丈夫而另投新欢。当然，她的抗辩理由是每个人都熟悉的：**她依照当时有效的法律举报丈夫的违法行为；丈夫的言语按照当时的法律已构成犯罪，她所做的只是使一个罪犯归案受审**。

这里没有必要仔细研究告密者案引发的诸多法律哲学讨论。审理法院无法宣布纳粹法律在当时是无效的，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它只有援引“良知”和“正义”的观念，并把这些也视为某种法，也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尽管判决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来支持自己的判决，从而宣布：“妻子向德国法院告发丈夫导致丈夫的自由被剥夺，虽然丈夫是被法院以违法的理由被宣判的，但是，这种法律‘违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义观念’。”

你会将妻子的行为视为告密吗？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至少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非此即彼，而有程度上的问题。如果你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所依赖的某种背景秩序，即我们所理解的家庭道德，并且认为妻子和丈夫彼此负有某种程度的忠实义务，应当为在他们家庭内部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保密，那么你必定会考虑妻子的行为构成**告密**。如果你是当时纳粹地方政府领导，或者是当时衷心拥护纳粹政权的法官，你很可能会考虑妻子的行为构成非常出色的**举报**，维护了元首的权威，为帝国做出了贡献。

这里明显存在两种秩序，站在这两种秩序的不同位置，人们就会对相同的行为给予不同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常常不是非黑即白的。显然，我们可以设想，军事法庭的法官不大可能不在相当程度上也肯定家庭道德，在一定程度上鄙夷妻子的行为，暗中认为妻子的行为是可耻的告密。但他对帝国和元首的法律的忠诚压制了他对家庭道德的欣赏。

在告密和举报的判断之间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评价者，都不是完全只处于其中任何一个秩序之中。秩序，是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和拥有这些价值观念的人实施的活动所建立的关系，不是一种空间关系，人们可以凭借思想遨游于不同的秩序，对它们产生不同的偏爱，并以各种身份和角色穿插于不同的秩序。

为了问题的简化，我们完全可以说，德国告密者案涉及道德和法律两种秩序的冲突。尽管当时法律秩序比道德秩序更强劲，能够实施即时的武力制裁而不只是慢腾腾的言语谴责，人们仍然可能更加接受道德秩序而不是当时的法律秩序。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会说妻子的行为是告密。

总之，告密的判断宣告了一种行为是卑劣的、应受谴责的，总而言之是恶的，而举报的判断宣告了一种行为是高尚的应受赞赏的，总而言之是善的。然而，实际上它们是建立在对特定秩序的特定立场之上的，善和恶是相对于特定价值标准而言的。我们必须明白，**理论上**没有什么本身是恶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本身是善的行为。虽然如此，由于我们**实际上**不是更偏爱这种秩序就更偏爱那种秩序，而如果我们的偏爱常常又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又不是超脱而是真诚地相信，被我们视为告密的行为本身就是恶的，视为举报的行为本身就是善的。

## 2.秘密与承诺

只是从相对于对秩序立场的角度来理解告密和举报还不够。告密，顾名思义，涉及秘密。秘密实际上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带有强烈的价值属性。我们都知道，通常人们没有权利知道一个人与其他人的通信，因为这是他/她的秘密。但如果一个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司法机关却有权让他说出这些财产的来源，但这实际上也是他/她的秘密。然而我们常常更愿意说前者涉及秘密，后者不涉及秘密。当我们觉得某种行为值得保护，无论是基于什么立场，而如果这种行为被其他人知道就会引发制裁，那么我们就愿意称之为秘密。当我们肯定它是秘密，对于泄露它的人，我们也就自然会称之为告密者。当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秩序和立场，会宣布一个行为并非秘密。

秘密特别会发生在某种共同体或关系之中，而共同体或关系是以某种特殊的秩序为根据的。如果不是德国妇女本人而是她的情人将他自己听到的坏话向当地纳粹政府报告，那么人们就不那么愿意称他的行为是告密。为什么？因为他与妇女的丈夫并不处于某种特殊的共同体或关系之中。由于这样的差别，丈夫相同的言语对于妻子是秘密(secret)，而对于一个外人却只是情报(information)。

是什么赋予了夫妻对彼此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言行保守秘密的忠实义务呢？是家庭道德。组建或进入一个家庭或建立夫妻关系，意味着当事人承诺家庭道德的全部或某些规范。这是一个协议，不论是否明确订立。家庭成员需要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以使家庭和夫妻关系能够运转下去。任何社会都有一些基本的家庭道德，是被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这是大众将一种家庭内部的行为视为告密还是举报的最重要根据。

任何在告密和举报之间发生争议的评价，都是以特定的得到广泛接受的秩序为背景的。设想三个小偷预谋三日后盗窃一家银行，结果其中一个人将此事报告给警察。就三人以某种活动构成了某种共同体，即某种**伙伴关系**而言，这个人的行为显然是告密。但对他的行为性质的判断几乎不可能引发什么争议。因为这个事情所依靠的背景秩序过于稀薄了，没有以得到广泛接受的秩序为背景。

但是，请设想下，假如三个小偷是地下党，准备偷盗伪政府的银行，而其黄金是伪政府在占领区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而在行事之前的晚上，其中一个人向伪政府泄露了计划和名单。这件事就牵涉了两个深厚的背景秩序，一个是外敌入侵所扶植的卖国统治，一个是反抗外敌入侵的反抗运动。是否告密，取决于你是站在哪个秩序之中且更偏爱什么秩序，而不是这种行为本身是善的还是恶的。

## 3.背叛与“欺师灭祖”

显然，处于一种共同体或关系中，这个事实为当事人施加了为这种共同体或关系的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忠实义务。违背忠实义务，将他们在其中所实施的活动向外透露，并引发了其他秩序的制裁(或者有招致制裁的现实可能性)，那么这就构成了告密。从这个意义上讲，**告密就是背叛**。

在古代中国，子女揭发父母罪行，可以说在道德上罪大恶极。即使揭发的是“十恶不赦”（不是道德词汇，是指那些最严重破坏统治秩序的行为）的罪行，这种揭发所招致的道德谴责仍然很强烈。有的朝代的法律甚至不允许子女揭发父母罪行。

一种共同体或关系，越是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赞赏，那么其中的人无法保守秘密的行为就越会被人们视为邪恶的告密行为。古代**伦理**对于**律法**的强势关系凸显了伦理作为一种秩序的广泛和深厚的基础。这是不以个人的偏好为转移的，即使大众对秩序的偏爱归根结底也是偏爱，但大众的偏爱，本身却不同于个人的偏爱，因为前者能够建立秩序，后者不能。

如果大众并没有相应的偏好，比如说，随着时代的转移，人们不再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某种类似父子的伦常关系，那么即使某些个人还有这样的偏好，那也不能使某种行为由于处于师生关系之中而是告密行为。

**现代师生关系不是类似父子的伦常关系，“欺师灭祖”的说法是一种时空错乱**。现代师生关系，只是如韩愈所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不类似于父母，学生也不类似于子女。老师只是一种职业身份，自有其职业伦理和法律规范。现代教学活动也不是古代的私相授受，更谈不上独家亲炙。现代教学活动是一种以国民教育体系为背景秩序的**公共活动**：学校不是私塾，课堂不是密谈，教学内容不是独家秘笈。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某些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自己未经仔细研究和查证的观点，这本身违背了教学活动所依赖的国民教育秩序。学生如果认为教师的教学活动违背了这种秩序，自然可以向主管部门报告，这是举报而不是告密。**这本身发生在教育秩序内部，未涉及任何秘密**。

如果有人把这种行为认为是一种告密而不是举报，除了让我们怀疑他/她是否时空错乱(**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怀疑他/她的立场(**坏**)。理论上，对任何行为的判断都基于相关的背景秩序。当然，实际上，我们是拥有特定立场的，因此我们会真诚地将违背我们立场的某些行为视为告密。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到，与我们有不同判断的人和我们所处的立场是不同的；也有助于使他们看清楚自己所谓“良知”的实质是什么。


现代师生关系不是类似父子的伦常关系，“欺师灭祖”的说法是种时空错乱。

告密与举报


据幽默的人说，幽默是检验一个人（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智识的便捷手段，说出幽默和领会幽默的人是那种能够摆脱语言的通常使用情境，能够穿越语词迷雾来辨明事物真假的人。与之相比，一些铁憨憨，把别人的每个句子都当成直抒胸臆的陈述句，将特定的语言和特定的事物绑定在一起。

在“幽默”之外，现在还流行“抖机灵”这个词。前者的意思更一般，而后者的意思更特殊些；前者一般是褒义，而后者则相对中性。有时候，一个自以为幽默的人，在某些人眼里可能是在抖机灵。不过有时候，一人坚持自己是在抖机灵，而不想被认为幽默；他对这份褒贬之分不屑一顾。

在日常生活中，抖机灵的人到处可见。室友之间、会议上或酒桌上的学者、地铁上的乘客……这些人把身边或远方发生的大事小事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往往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1）咱们都很清楚那件事的本质或关键是什么（英雄所见略同），因而我就不做介绍了；（2）这件事可能很好笑、与我们无关，即使与我们有关，但我们不在意；（3）一般人认为是大事、好的、黑的等等，在我们看来是小事、坏的、白的等等；（4）我们的智识深厚、见识宽阔、见解犀利，总之咱们都是聪明人。

抖机灵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表达双方的这样一种默契：那件事情用不着辨析和讨论，我们已经看透，不比那些还在绞尽脑汁思考和争论的人们。

也许抖机灵还在于展现他们对周遭不屑一顾或心不在焉？

我发现，某些“知识分子”最喜欢抖机灵。他们抖机灵的理由和场合是多样的，有时候是为了调节气愤，有时候是为了展现默契，有时候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无奈但乐观之举，但许多时候就是在展现“知识分子”那点自我感觉良好。是的，我所以讨厌抖机灵，就是对一些“知识分子”在抖机灵中散发出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恶臭，感到恶心。

“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良好当然源自于他们自认为比普通人读了很多书，比读了很多书的人读了更好的书，比读了相同书的人想了更清楚的问题，比想了同样清楚问题的人写了更好的文章……

今天，我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某些知识分子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加喜欢抖机灵？为什么直来直去说话的诚恳老实人被他们嘲笑为“铁憨憨”？他们更清醒，智识更高？就算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就不可以糊涂些？别人糊涂些，就应该被嘲笑，或者被只在这一方面得被关注？我们是些有着不同运气、机运和动机的人啊！当然，这也是他们常说起的。

可能的回答是：如果说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功能或特性，拉面师傅的功能是做一碗好拉面，举重运动员的功能是举起 138kg 的杠铃，那么“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聪明。那么“知识分子”通过抖机灵来展现自己或者双方的智识卓越有什么大问题吗？难道知识分子的最终目标不是“**就我们几个懂这个**”？难道知识分子的最大使命不在于使普通人相对于自己都是铁憨憨？

那些善抖机灵的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心里可能这样想，却不至于公开这么说。他们也许会装模作样诘问，“知识分子因为特殊的社会角色比一般人更有智识难道不是个事实吗？”他们假惺惺地说，“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人民群众更聪明更有见识。”

当你和一些知识分子讨论起这个问题，或者看到他们自己主动发起这个话题时，你会发现，他们唱的调子恰恰是反的：**知识分子往往自以为是，基本上即蠢又迂；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知识分子仅仅是万千分工中的一环**。

一开始你很欣赏，因为你觉得这样的观点出自“知识分子”，表明“知识分子”中还是有部分人有自知之明的。然而仔细想来，说这些话的人内心是否真的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即蠢又迂？

我斗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恰恰就是这些人，一边嘲笑着“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一边又相信自己摆脱了他们所谓“劣根性”。问题是，既然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独独你们这些人没有这样的“劣根性”？难道你们不是“知识分子”，还是说，那不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或者是，“劣根性”是你们瞅准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别特别地发明的概念？

你们批评其他“知识分子”自以为通透，而你们显示出自己比他们更通透。你们能否认吗？说“我只是在承认我（和其他人）其实很蠢”，这很虚伪；既然都这么蠢，“大家都很蠢”这个事实该由一个对此问题也很蠢的人来说吗？

也许这是事实：这些人觉得自己的信念是真诚的。是的，当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他们是不是愚蠢时，他们是不是真诚就成了需要辩护的焦点。他们相信，自己在真诚提出看法，自己在单纯表达事实，无意以此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就算实际上有这个效果，这也是无心之举。但是，那些调侃、嘲笑、蔑视甚至睥睨群雄的“知识分子”，难道你们真的要继续装傻，死不承认觉得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更通透、更清醒、更卓越吗？

他们不接受这个指责。我显然无法使这些智识碾压我的人屈就一点。不过我还是想列举一些事例，请他们看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有卓越的智识而能超越自身情境，以至于摆脱‘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1. 某些人从来不参与实质问题的讨论，但不时冒出来发个表情抖下机灵。所以，抖个机灵足以表明他智识卓越，抑或是不屑于与我们对话？

2. 夸张地说，他们见到一个人，第一反应不是要辨别对方性别，而是辨别对方的智商。对其他人的日常评论主要是：（1）傻逼；（2）不那么傻逼。好像人的属性在他们眼里就是只有这两个似的。对了，还有“是否见过世面”。你们的“人性观念”就这么狭隘吗？那你们研究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哲学干什么呢？还谈什么德性伦理学？德性就在傻逼和非傻逼之间吗？你们的德性清单可比这个长很多啊！你们还说要充分考虑个体的实践情境吗？

3. 自己的本科是中不溜的 211，于是就反复写文章说学历查三代是公平正义之事。我斗胆揣测，要是他们自己的本科是普通三本，我相信他们绝不提这个话题；要是他们本科是北大清华，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说了这个话题反而招致嫌疑。

4. 无所顾忌甚至公开标榜自己就是“学术势利眼”，因为既然学者的角色在于真学问，那么那些没有真学问的人自然要被他们这些有真学问的人嘲笑，此乃天经地义。

5. 但是，你又发现，他们一边说别的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势力眼，自己却小心翼翼地经营人脉混圈子。当初被他们骂傻逼的人稍微有些社会地位，转眼就听到他们说，“此人水平还行”。

6. 批评别人标榜“理客中立”的超然俯视姿态，唯独不反省下自己保持了什么姿态。

7. 看不上那些文章发表多的人，主张（至少在中国文科知识界）发表与学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要在发表和学术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我猜想，他们一面这样说，一面想着怎么和出版社、期刊的编辑搞好关系（我就问是不是事实？！）。他们如果发的不够，那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制造垃圾。如果他们实际上发很多，那当然是因为学术环境变好了。

8. 批评“道理懂得多的人更有道德”的主张，是为了表明什么呢？是为了表明“我虽然懂得多，但并不更有道德”，还是为自己将来不那么道德做好心理建设？

9. 为“无比关心远方抽象的人，而对身边具体的人漠不关心”的观点辩护，是为了表明什么？

他们从复杂纷乱的议题中挑选一些来展现自己的实践智慧，悄然地将自己所作所为包装成是可被辩护的，而把别人的所作所为刻画为**不是蠢就是坏**的结果。

当他们嘲笑别人蠢时，就没有想到自己同样也蠢；他们批评别人存在“劣根性”，就肯定自己没有？为什么他们总是能以上帝的视角来比较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并得出如此通透、开阔、客观、情形、局外的见解？

他们批评别人滥用“通透”这个词，是不是暗示他们对别人的虚假通透有真正的通透？或者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是通透的？“你们滥用了‘通透‘”，我们是不是得说，说出这个事实的人是真通透？

面对我们的这些指控，他们有的是理由来辩护。他们到处区分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并以一种俯瞰的姿态来描述所有人，能把任何人们珍重的事务动动嘴皮子就打发掉。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导致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看到人，他们失去了察觉人的能力。他们越是洞察人性，越是失去人性。因为他们对人的下意识区分不是男女之分而是蠢与不蠢之分。

看不起大众，但通过嘲讽看不起大众的同行来标榜自己看得起大众，且顺便把自己也嘲弄一番，我们该怎么说这些人好呢？一起来看他们抖机灵吧。


对抖机灵的厌恶是深入骨髓的。

抖机灵？老豆瓣人了


中国人在面对美国种族歧视时，心态既分裂又混乱：分裂是，要求美国怎么对待黑人，但自己又不愿意那么对待黑人；混乱是，要求美国人怎么对待黑人，感觉自己也得那么对待黑人。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其缘由在于将特殊的美国种族问题普世化，没有认识到美国种族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在我国则失去语境。

## 中国会比美国对黑人更好？

我们这些做哲学社会科学的人，大多数每天都在读西方人的书。讽刺的是，许多时候，我们关心和思考的不是本国的社会问题，而是一再讨论美国的社会问题。许多问题在我国的语境下极其无聊，比如堕胎、动物伦理和大多数身份政治问题。然而种族歧视问题似乎有些例外。

20 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了深远影响，到现在，无论是否出于真诚，“黑命贵”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这种观念渗透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当代美国的各种信息中。

以前读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为美国黑人屈辱的历史鸣不平，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拍手称快，为积极补偿行动(reverse discrimination)备感欣慰。我们认为这是正义的回归。这都成了中国法学界的集体无意识。

然而现在，当看到州政府与弗洛依德家属达成 2700 万美元的和解金协议，官员一本正经地说这将开启更深刻的政治对话和改革时，你可能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我们不禁会问，种族问题未来会把美国拖入怎样的泥潭之中呢？

弗洛伊德是个几进几出的惯犯，但是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都对此集体失声。我发现，**我们国家的许多媒体，努力以美国人的身份和心态来思考美国种族问题，好像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真诚**。这种思考一但扩大，就会出现“**我们中国会比美国对黑人更好**”这种没脑子的想法。

我们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思考和观念来自美国。这些思考和观念一旦被加以普遍化，一不留神就被想当然地 “放之四海皆准”，可以用在中国自己身上了。

这种思考的惯性是：**美国不应该歧视黑人，那么中国也不应该歧视黑人，我们要求美国怎么对待黑人，就得自己也怎么对待黑人，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不真诚、不融贯。**

所以我现在就斗胆直接问：我们是在歧视黑人吗？我们要像我们期待美国那样地对待黑人吗？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歧视问题？

## 什么是歧视？

歧视的原始意义是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并不必定有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区别对待事物的个体和种类。正确或者正当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东西相同对待，不同的东西不同对待。指鹿为马是错误的，只招聘某个民族是错误的。但是一个追求女生失败的男生看着对方选择了别人，绝不会埋怨这是歧视。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也不会因为神经外科医生的岗位招聘没有给自己面试机会而说这是歧视。

歧视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就某种认识或实践来说，对相同的事物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这里的相同，可以是个体的相同，也可以是种类的相同。个体和种类之间毕竟有差别，但就特定的认识或实践来说，有些差别重要，有些差别不重要，将不重要的差别用来作为判断和行动的标准，就产生了歧视。

人们所以说美国黑人被歧视，其基本的逻辑是：**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一样都是人，不能以肤色的差别而要求区别对待**。一辆公交车，白人可坐，黑人也可以坐。一所学校，白人的孩子可以上，黑人的孩子也可以上。一家餐馆，白人可以进去就餐，黑人也可以。单纯以肤色为由拒绝黑人，就是歧视。

再重复一遍：歧视的基本内涵是，就特定认识或实践来说，对于同类的事物采取不同的对待。

但这不是完整的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叙事。

## 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历史根源

当我们支持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时，不免会扪心自问，我们中国自己会做的怎么样？

在思考这个问题前，必须看到，美国黑人要求的平等不限于一起就餐和上学，还要求和白人一起做国家的主人。不但如此，黑人还要求各种优待措施（当然多数是“好心”的白人自己主动干的）。

但在中国，不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就要回到历史。可以说，美国黑人和白人都是美国的建国者，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个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主体民族，包括欧洲移民在内的白人都只是移民。

这个国家的基本历史过程是这样的：

- 欧洲白人来到北美，用诡诈、传染病和枪炮驱逐和屠杀了印第安人土著，抢劫了后者的土地。
- 为了开展殖民事业，欧洲白人从其他各大洲运送苦力和奴隶来从事生产建设，其中主要是从非洲捕获和贩卖过来的黑人，当然也有亚裔。
- 早期的美国，尤其是南方，是白人和黑人一道参与建设的，只不过黑人的身份是奴隶。
- 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的“人”指的是白人而不是包括黑人在内的其他人，黑人没有或只有五分之三的投票权，被贩运过来的中国“猪仔”，根本没有任何投票权。
- 19 世纪南北战争，美国南方的奴隶制被废除，黑人获得了公民身份，在法律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当然，那时候华裔还是没有投票权。

20 世纪的黑人公民权运动是黑人向白人发出的怒火：“我们既然都是美国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是的，美国黑人认为，自己和白人一样，既然都是美国公民，那么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黑人和白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这种诉求不是任何少数族裔都能理直气壮提出的，被驱逐的印第安人不敢这么说，华裔也不敢这么说，但美国黑人却可以。理由有两条：第一，他们认为自己和白人都是美国的建设者；第二，他们曾被作为奴隶来建设国家。至于其他理由，请读者自己去想。

所以，今天的美国黑人有理由向美国白人要求所有政治经济权利上的平等甚至优待。

然而，请对比下如下情境：我去做客，看上了主人的房屋，就赖着不走了。当遭到主人的拒绝，我能说我被歧视了吗？我能说我享有和他一样的权利吗？

权利不只是一个词，张口就来。权利的根据是正义，正义的来源是历史。

## 种族歧视的中国语境

美国黑人种族平等、歧视与反歧视问题，不能被普遍化为，**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应当平等地对待黑人**。这些问题是美国语境下的特殊问题，在中国就失去了语境。

为什么中国人要平等对待黑人？在何种意义上要平等对待黑人？我们应当平等对待来到中国的黑人、菲律宾人、日本人，让他们和我国人民一起做国家的主人吗？

绝对不是。平等地对待黑人，是在**对外交往**中尊重黑人国家及其人民的意愿，就像对待其他国家及其人民那样。平等对待黑人，不是将我们对美国及其人民的要求扩展到我国及人民身上，让黑人和我们一起做国家的主人。

黑人依照我国的法律，自愿地来到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享有与中国公民相当程度上的平等法律地位，这不意味着享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此外，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完全取决于我们。

我们可以拒绝黑人的移民，因为我们不亏欠他们。我们的国家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建立和建设的。我们没有像美国白人那样，将黑人或者任何他国家的人捕获和贩卖来参与国家建设。

我们没有必要像我们要求美国那样的对待黑人。我们可以驱逐不受欢迎的黑人，就像驱逐不受欢迎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但是美国人不可以这样驱逐非裔美国人，因为非裔美国人也是美国的建设者，也是美国的主人。

在我们国家，与之平行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五十六个民族，并且鉴于部分民族经济落后的事实，为之提供一定的优待。这些优待并不违背平等的原则，反而有利于使各民族更好的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当中，共同富裕，共享繁荣，共同做国家的主人。

## 用不着为人民担心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第一，歧视的根源在于对相同事物采取不同对待。当我们发现黑人或者其他任何外国人不能遵守我国的法律，不尊重我国人民，我们就可以在他们之间**区别对待**，将一些我们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去。

提出歧视抗议的人应当自问，他们是一样的吗？

第二，不能将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结论推广到他国之上。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就算美国黑人表现不佳，国家有矫正、教育和帮助的义务，绝没有将其驱逐的权力。因为谁叫美国建国时强迫黑人以奴隶的身份参与国家建设的呢？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负有历史罪责，必须偿还，而且现在二者都是国家的主人。

第三，美国自始至终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没有权力将任何少数族裔驱逐或加以不平等对待。如果它能改变移民政策，从一个移民国家变成一个非移民国家，那是它们自己的事情。

至于我们，我们没有义务以“平等对待”的名义引入外国人。有人说，**既然我们要求美国那样，我们就得也这样**。这是荒谬的。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我们的国家由各民族共同建立和建设，也由各民族共同享有和受益。这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否认的真理，除了因接纳大量难民而有些乱糟糟、也不知道有没有后悔的某些欧洲国家。

上述结论会被我国人民忽略吗？我曾经有些担忧。不过，你可以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评论：“我们辛苦建设的国家，凭什么让洋大人来作威作福？”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道理：“**谁建设谁受益，而且我们的事业不是谁想参与就参与**”。

这个朴素的想法不应被情绪化、歪曲或极端化，将我们的观念反推到美国之上，要求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正如当初要求我们和他们一样。

佛洛依德案刚发生时，你可以看到中国网友的同情心如何被刺激到，“I can’t breathe!”这个声音仿佛来自他们自己。b 站弹幕上一遍遍滚动着“我不能呼吸”。但是在宁波工程学院案件之后，网友们再次打开弗洛伊德最后的录像，一遍遍打出“情感纠纷”四个大字。

种族主义的情绪是很危险的，非常容易烧毁群体的头脑，在区分敌我的过程中，人们会获得巨大的快感。

在这个过程中，我担心的不是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总是真理的源头，他们对事情的思考归根结底既朴素又正确，我只是担心不良的媒体被资本绑架，把人民朴素理智的情感变成狂躁混乱的情绪。


中国人在面对美国种族歧视时，心态既分裂又混乱：分裂是，要求美国怎么对待黑人，但自己又不愿意那么对待黑人；混乱是，要求美国人怎么对待黑人，感觉自己也得那么对待黑人。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其缘由在于将特殊的美国种族问题普世化，没有认识到美国种族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在我国则失去语境。

在中国怎样才算歧视黑人？


## 不参与实质对话，只在一旁评论对话

参与实质对话指的是，就其他人的想法作出解释、补充和评论。评论对话指的是，就他人说话的方式提出批评和意见。评论对话不是不可以，但评论对话通常不是参与对话。如果在其他人连续几个小时的讨论中都不涉及讨论的实质内容，那就有问题了。这样的人就像《追踪孔令学》中的那个无赖阿祥令人讨厌，在他人探讨问题的好几个小时过程中，不断纠缠，冷嘲热讽，但只围绕其他对话者的人格、说话方式等外围问题，却不涉及任何对话内容本身。

## 不参与对话，只冷不丁抖一两下机灵

这些人和前一种人一样都不参与实质对话，但也不评论对话，而只是在别人讨论过程中，或者常常在讨论尾声抖机灵。这些机灵可能暗示如下几点中的一点或几点：（1）他默默关注讨论（我在看着你们“挣扎”呢！）；（2）这个问题他了然于胸，已经驾轻就熟；（3）这些问题没什么价值。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懂。这就像在学术会议上总是一言不发，却总在别人激烈讨论后微微一笑的，说好听点是故作高深，说难听些，是神棍，说更难听些，是神经病。

## 开始一直不说话，却在其他人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提出“几句话的事情，却搞得那么复杂”

这类人首先属于第一种不参与对话只评论对话的人。如果真的是“几句话的事情”，在对话的一开始他就应该自己用几句话把事情说清楚，但是他没有，这正好表明他只是在别人经过长途跋涉得出清晰结论之后才明白问题所在。

当人们得出结论之后，必定有一些简单的概括或总结，而且当问题真正被搞清楚之后，就会看了起来特别简单。当你知道机器的哪个位置出了故障，接下来的事情也许就是在机器外面用粉笔画一个标记，让技术人员打开维修。

问题清楚了，自然会看起来简单，然而这些没脑子的人却以为问题自始至终都像经过充分讨论后那么清晰简单。他们可能会说，“不就是用粉笔画条线的事情嘛，不就是更换下这个零件的问题嘛”。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欠揍。这种人甚至可能觉得相对论简单，爱因斯坦太啰嗦了，毕竟他自认为学会了。

此外，问题之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是以过去复杂的讨论为语境的。你可以将康德哲学用几句话总结下，而且现在觉得异常清晰，但你不能因此埋怨康德啰嗦，期待他一开始就只说这么几句话。这就像总结了文章大意之后怨正文啰嗦，连小学生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 听不懂就本能地怨恨他人

有些人要求别人说话必须要使他立即就懂，否则别人就有罪过，比如，有效信息少，没有高效沟通。这些人可能被这几年互联网上抖“干货”的把戏给惯坏了。抖“干货”的人声称自己从不说废话，每一句都是信息，且一下子就能让你听懂。很多人因此觉得听不懂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问题。然而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是，事情有简单和容易之分。听不懂就好好学习。一听就懂的东西很可能是无需学习的东西。

我们应当区分信息和理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那些一下子就能听懂的东西，基本上属于对他来说无需思考和推理的**信息**，至于那些一开始听不懂的东西，可能不是其他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中包含了需要经过思考和推理才能明白的**理论**。听不懂和听得懂一样正常，这是每个做过学生的人都明白的道理，现在长大了，却被罗辑思维、“头条”和“抖音”这样的**猪食**给惯坏了。

## 贬低新想法的发起人

一群人的对话有许多方式，主要是报告和探究这两种。所谓报告，就是众人将各自的信息发布出去。比如，班主任在群里问：“完成暑假作业的同学是哪些？”其他人只需要将自己的信息发布出去就可以了。所谓探究，就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提出一个新问题，或者就一个老问题提出新的想法或创意，然后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问题或想法很可能一开始不那么清晰，或者其表述形式不易于被众人理解。探究式的对话就像是众人一起建造房子，大家增砖添瓦，对新问题或想法提出重构、补充、修正、批评，最终使得其清晰或易于理解。

当然，最终作出总结的人很可能不是作出发起这个想法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怨恨一个理论的开创者，即使他有许多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没人会只觉得该理论最终的集大成者才是有价值的，相反，许多人认为最初提出理论的人更难能可贵。

## 打哑谜，不好好说话

这样的人的问题有许多方面，但主要是没有能够以更好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想法，使得许多人的时间被白白浪费了。这些人把别人对其表达方式的批评当成是对自己表达内容的批评，避重就轻，死不承认。

好好说话，说人话，意味着当你发起对话，就有责任保证，你仔细考虑过你的对话者是什么人，他们了解什么，不了解什么，你应当以什么方式使他们易于理解你说的话，不至于太啰嗦，也不至于太抽象。有些人却以为自己的观点没问题就可以了，这些人，尽管观点很棒，但属于“半个蠢”的人。

## 一贯嘴硬，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不足或问题

这些人往往没有大问题，却有小问题。人难免有疏漏和瑕疵。对话中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同，难免有些人会显得“挑剔”，比如指出他没有好好说话，没有把话说的更清晰一些。面对这样的批评，本来可以一句“抱歉”来回应，却死硬坚持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承认自己有问题确实很难，因为一旦你承认自己一开始没有讲清楚，可能接下来就会受到更大的批评，以至于否认你的想法本身。但我们还是必须有勇气去做到这一点。对话中本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人，就像我这样的，即使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会在后续的对话中持续补充和完善，就是不承认自己一开始有什么含糊之处。


微信群中的对话，不过是社会交往中的对话的一个投影。

微信群聊天中令人讨厌的几类人


站在人头攒动的街头，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庞，你或许想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在某种分类方案中，他们分别是以下四种人：欲望者、愤世者、沉思者和救赎者。不妨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肖像画吧。

欲望者是这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都想要幸福，尽管他们从来都是由别的一群人来决定什么是幸福的（虽然这一般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关系）。他们被自己所在的社群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所型塑。等他们长大成人，掌握一技之能后，就像出笼的鸟儿一样迫不及待地从象牙塔飞向社会，在那欲望的大海上展翅飞翔。在象牙塔中，他们被教以追求真、善、美，为了真理和正义甚至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被教以整个社群的历史和传统，被告知如果离开这些每个人都不成其为人。但当他们飞出这座象牙塔之后也未必会明白，不是社会中不能够实现真、善、美，而是根本就不需要真、善、美。真善美是另外一些人的追求。我们的欲望者都有自己的欲望，但他们需要在整个社会和传统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框架内寻找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他们都有梦想，想要追求幸福，即使他们暂时得不到，也不会否认幸福的真实性：他们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幸运，或者能力不足，或者时候未到。他们从未怀疑过幸福。一个即使屡遭不幸的人，仍有他的希望和梦想，他丝毫不会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有幸福这个东西存在，虽然他已确定永远都触摸不到。

愤世者隐藏在欲望者中间。他们中的有些人从象牙塔中走出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创痛。有的人本是一些热烈的欲望者，期望能够过上好生活，但却被命运无情地打击。在此之后，他们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怀疑社会，甚至怀疑这个时代，象牙塔中老师昔日对于真善美的说教不时在他们脑中回响。有些人在他们一开始走出象牙塔的时候就开始陷入了这样的沉思。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正从一个被教以过**哲人**生活的人生阶段一下子进入到**政治人**的世界之中。我们已经说过，由欲望者组成的政治世界的逻辑并不是真善美，而是欲望的满足。政治世界照顾的是这些政治人的身体需要的世界。在那里，真善美并不是最高的，——凭什么它们是最高的？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人，要么在成为一个幸福的欲望者的道路上遭受了挫折，要么是一开始就被这人生阶段的断裂而引入沉思。后一种人正是我们所说的愤世者的天生的坯子。他们的心性介于欲望者和沉思者之间，但既没有完全成为欲望者，也没有完全成为沉思者。

沉思者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对身体的需要保持在远低于欲望者的水平之下，对于他们来说，真正想要的幸福是那种理论静观的沉思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无论繁荣还是衰败，他们都有沉思的材料。他们是一些在部落祭祀祈福活动中静静地坐在昏暗角落的人。他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哲人。沉思者的生活也许是所有人中最简单的：他们只需要满足最基本的身体需要，尽可能逃离了尘世的那些活动，以至于他们有时候感到自己脆弱的就像一棵芦苇。没有温柔的怀抱、没有亲切的笑容，没有激烈的追逐，只有单调的沉思和写作，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因为占据真理而强大（除了那些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以及想要做引领来世幸福的先知的人），反而承认愤世者对于他们是可怜虫的谩骂。帕斯卡尔下面的一段话特别典型地道出了沉思者的心声：

>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我们的愤世者既不能成为欲望者，也不能成为沉思者，于是就成了矛盾的混合体，或者说是一种怪异的存在。他们既小心掩藏对尘世莫大的欲望，同时又对人群保持最深的敌意。如果你与他们交谈，他们一定会愤愤不平或者玩世不恭地告诉你，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幸福。我们这些欲望者所期望的幸福在他们看来都是虚幻空洞、毫无意义的。“没有意义”，这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不仅否定自己可以得到幸福，他们还嘲笑其他人汲汲以求的幸福。另一方面，他们还会对我们说，这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意义的不仅仅是生活，还有所有沉思者念念有词的真善美。他们觉得那是帮可怜虫，觉得后者和自己一样因为得不到尘世的幸福就寻找真善美这样的虚假安慰。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坦白和勇敢的人：坦白自己不可能得到幸福，勇敢地拒绝任何虚幻的慰藉。一般来说，他们不屑于与沉思者展开那些在他们看来无聊、枯燥和玩弄智识的对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牢骚和抱怨以及无穷无尽的冷嘲热讽。有些人干脆自己也著书立说，把那些他们心中的可怜虫们骂的体无完肤。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说过，他们是欲望者和沉思者的中介，是混合的怪胎。

救赎者或许才是真正的可怜虫，但在我看来他们又都是些有着最大坚忍和智慧的人。说他们是可怜虫是因为，他们中的确有很多人是失败的欲望者，而且是些傻瓜。他们当然也是欲望者，但他们的幸福之地不在于此岸，而在于彼岸。眼前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堕落和衰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是沉思者，这些人在他们的沉思活动中幻想可以带领其他人走向真善美之地。但他们绝不可能是愤世者。我们中的许多救赎者，他们也或温和或热烈地追去现世的幸福，但现世始终是为来世的准备。有了这样的期待，他们会放弃一些欲望者不会放弃的东西。至于那些对现世幸福完全冷淡的救赎者，即使他们自己否认了现世的幸福，也不会憎恨欲望者那热烈的追求，他们只是为后者感到惋惜：如果这些人能够有朝领悟而加入他们的群体，那真正的、彼岸的幸福就也同时将属于他们。有一些救赎者，既对尘世的幸福抱着冷淡或失望的心情，同时又不对天堂的快乐保有多大的确信。他们轻飘飘地活着，但又异常平静。我们会同意，这些人中的一些人要么成了麻痹的活死人，要么成了当代的隐士。我们曾说过的，救赎者是欲望者和沉思者的混合体，但看起来并不如愤世者那般怪异。

这幅勾勒过于粗略了。所描画的这四类人仅仅作为纯化的样本为我们所理解和使用。如果你走进人群，观察他们，反观自己，或者阅读历史，可能会发现，所有这四种人都不过是“欲望者”的变异。也许造物主确实赋予每个人以这四种人所代表的灵魂之一种，但我们的政治世界并不是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安排每个人的生活的，命运女神也不是严格按照这个分类标准来决定每个人的运气的。或许，你会在一群自封的哲学家中发现一批被欲望之虫蚕食了大脑的人，也会看到被某些类型的人所鄙夷或假装尊重的芸芸众生的欲望是多么平和节制。愤世者可能在某个特殊的时代变得异常勇敢壮烈，救赎者也可能在特殊的时期变得极其卑鄙残酷。我们人并不以语言完全命名了世界，我们的语言之网始终不与世界之维正好对齐。

2019/9/14
江湾


站在人头攒动的街头，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庞，你或许想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在某种分类方案中，他们分别是以下四种人：欲望者、愤世者、沉思者和救赎者。不妨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肖像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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