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哲学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帮助我们看清楚时下当代英美法哲学的形而上学进路的哲学出发点。

从两个语言哲学教训看法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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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combe, G.E.M. 1958, “On Brute Facts”, Analysis, 18, 3, 69-72.

追随休谟，我会对我的杂货商说：“真理要么包含于与观念联系的协议(agreement)中，这样二十先令构成一磅，要么包含于关于事实问题(matter of fact)的协议中，这样你已经给我送了四分之一磅的土豆；从这你可以看到，真理这个词项并不适用于这样一个主张：我欠你如此多的土豆的帐。你真地不能从一个“是”(is)——情况确实是，我想要土豆，你已全部发货并给我发了账单——跳到一个“欠账”(owe)。

我欠杂货商的账，这个事例(case)包含了任何超出上面提到的事实吗？没有。有人可能想要说：这个事例包含了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的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小心地——打个比方说——将这个分析加上括号。就是说，我们必须**不要**说，这个事例包含了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成立的那些事实(It consist in these-facts-holding-in-the-context-of-our-institutions)，而**要**说，这个事例包含了那些事实——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It consist in these facts——in the context of our institutions)，或者说，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这个事例包含了那些事实(In the context of our institutions it consist in these facts)。因为，“我欠杂货商的账”这个陈述不包含对我们的制度的一种描述，它顶多相当于，“我给了某人一先令”这个陈述包含了金钱和这个国家的货币制度的一种描述。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成为如此这般的陈述，要求这些或非常相似的制度，作为背景。

给定这个背景，这些事实不必然等同于我欠杂货商如此这般的金额。因为这个交易可能是作为一场业余电影制作的一部分而安排的。当时我或许对杂货商说“送给我那样多的土豆”并且他确实送来了，还发了账单——但这整个程序不是真正的交易而只是一个表演片断；即使它如此发生以至于我当时还吃了土豆（不是作为电影的一部分）：因为也许杂货商说我可以留下它们；或者虽没这么说但不在乎且这个问题从未提起。这样，这个事实——某事在一个社会中被依照特定的制度做了，在其语境中它通常等同于如此这般的一个交易——并非此这般的一个交易已经发生的绝对证明。

是否**意图**造成了不同？不是，如果我们不把意图视为纯粹内在的（interior）的话。以下是真的：通常等同于如此这般的一个交易的，**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交易，除非一种特殊的语境赋予了它不同特征。但我们不应当在特殊语境中包含这样的情况：我突然被剥夺我的商品且被关进大牢（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错，如果你喜欢的话）——以至于我不能支付杂货商了。通常也无需四处寻找一个特殊语境以确保没有什么造成了剧烈差别。通常不存在；或如果存在，通常很容易搞清楚（尽管不总是能够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说“欺骗总是可能的”是正确的。但对于极端事例的例外问题，在理论上提前做出这样一个规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上人们总是能够为每一个特殊语境假设一个进一步的特殊语境，而后者使**前者**变得不同。

让我们转回来说：“欠杂货商的账包含了这些事实，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我们应当注意到，随着我们描述这些事实，相同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本身是恰切地成立的。就**只是**在我们的制度的语境中，一组事件是下单和供应土豆，并且某物是账单。

现在如果在这个场合我欠杂货商的账不包含任何超出以上提到的事实，似乎我们必须时说两件事情中的一个。要么（a）说我欠杂货商的账，只是说**某些这样的**（**some such**）事实成立，要么（b）说我欠杂货商的账，要将某些非事实性的东西附加到“某些这样的事实成立”这个陈述上。

但是，当然，如果这是有效的要点，它与一组下面这样的事实的描述是同等成立的：杂货商供应我土豆。我们不要去想着说**有关**这个事实的任何其他东西。

杂货商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这就是说，他（1）将一定数量的土豆带到我家，并且（2）把它们留在那儿；而不是说，任何带那么多土豆到我家并留下它们的行动，就会是对我的**供应**。例如，如果，根据杂货商的安排，其他某个与我无关的人，之后过来很快把土豆都拿走了，就不能说杂货商已经供应给我了。——有人会说，他**何时**供应我了？很明显，他留下土豆时；补充说“并且也在他**没有**打发人将它们又拿走时”，会是荒谬的。

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穷尽性描述，它可以穷尽在理论上可能阻碍将在我家留下四分之一磅土豆的行动描述为“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的**所有**情况。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穷尽性描述，人们就可以说，“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意指**(**mean**)把土豆留在我家，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上述情况。照这样，我们能够说“它意指留下它们……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会阻碍将一个行动描述为供应我土豆的任何情况”；但这几乎不是一个说明了。我是能够很完美地知道，杂货商已经供应我了土豆的；问这包含了什么，我会说没什么，就是我订购了土豆并且杂货商把它们送到我家。

每一个描述都预设了一个通常程序(normal procedure)的语境，但这个语境甚至不是这个描述所暗中描述的。例外情况总是能够制造点不同，但除非有理由，它们不会被考虑到。

就与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对照而言，我们可以把运输四分之一磅土豆到我家并把它们留下称作“天然事实”(brute fact)。但就与我欠杂货商如此这般金额的钱的事实的对照而言，他供应我四分之一磅土豆这件事实本身是一个天然事实。在与许多有关事件、状态或事态的相关联的描述中，哪一个被断言是成立的，我们能够问什么是“天然事实”；并且这将意味着，哪些事实成立，据此在恰当的语境，如此这般的一个描述会是真的或假的，以及，哪些是比据称是解答那一描述的事实更“天然”的事实。我在这里不会问，是否有任何事实，与在我家留下四分之一磅土豆相比，姑且说，是“天然的”。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够在想到一些事实，与我欠杂货商如此这般金额的钱的事实相比，它们是“天然的”，比如，我是有偿付能力的，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陈述一些关系，这些关系至少在某些时候，在一个描述-A 和一些关于如下事实的描述-xyz 之间成立，这些描述-xyz 是与被 A 所描述的事实相关联的“天然”事实。

(1)有**一组**(range)这样的描述-xyz 的集合(set)，使得这一组描述必须为真，如果描述-A 要为真。但这一组描述只能够曾被粗略地表明，并且表明方法是给出一些多样的例子。

(2)描述-A 存在于其中的语言预设了一个语境，我们可以称之为“A 背后的制度”；这一语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预设一些在描述-xyz 中的元素。例如，买和卖的制度是“发送账单”这个描述的所预设的，比如“已收到商品因而欠账”是这样，但对于“供应土豆”这个描述却不是这样。

(3)A 不是对在 A 背后的制度的描述。

(4)如果某一集合(set)出于那组(the range of sets )描述集合而成立，其中一些必须成立，如果 A 要成立的话，并且如果在 A 背后的制度存在，那么“在通常情况下”A 成立。这里的“在通常情况下”的意思只能够通过给出一些 A 在其中不会成立的例外情况的方式来粗略表明。

(5)断言 A 为真，不是断言这些情境是“通常的”；但如果人们被要求证成 A，那么，描述-xyz 在通常情况下为真，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成：A 不由任何进一步的事实来裁定。

(6)如果 A 蕴涵某种其别的描述-B，那么 xyz 一般不能被说是蕴涵 B，但 xyz**与**相对于像 A 这样的陈述而言的情况的通常性(normality)**一起**，却能够被说是蕴涵 B。比如，“他供应了我土豆”，蕴涵了，“土豆成为我的财产”。进一步地，“他已经把土豆带到我家且留下它们”，对于说“他供应我土豆”，在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充分的证成；问这个供应我土豆的行动中包含什么，人们通常不会提到进一步的事实。(人们**不能**提到所有**不是**这种事例(case)的事情，这些事例如果存在的话，会造成差别。)但“他已经把土豆运送到我家且留下它们”**不**蕴涵“那些土豆成为我的财产”。另一方面，“他已经把土豆运送到我家且留下它们，并且，就供应商品的通常情况而言，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确实蕴涵，“那些土豆成为我的财产”。

**牛津大学**。


一个制度事实的陈述并不提供对其背后的制度事实的描述。

安斯康姆：论天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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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R. Searle, Constitutive Rules, _Argumenta_ 4,1 (2018): 51-54

我不知道哪个哲学家最先作出这一区分，但我相信它的第一个版本是由约翰·罗尔斯 1955 年在《哲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两种规则概念》中所做出的在规则的两种概念(concept)而非两种类型(type)之间的区分。我认为把罗尔斯当作如下想法的先驱是很自然的：调整性和构成性不只是有关规则的不同概念，而且事实上标明了规则的不同类型。不难发现这一区分的例子。比如，所谓的“道路行使规则”，即在美国驾驶的司机要在道路右侧行使，就是一个调整性规则。为何？因为驾驶活动独立于这个规则存在：这个规则调整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活动。另一方面，国际象棋规则不只是调整，而且构成了它们调整的活动。所以，“王移动到任何相邻的方格，每次一个方格”，这个规则看起来像一个调整性规则，但事实上，将它作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它就是那些总体上构成国际象棋这种游戏的规则的一个。如果你不遵循这些规则，或者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它们，你就不是在玩国际象棋。

进一步地，我们很自然会想，这些规则有不同的典型句法形式。调整性规则通常采用祈使句，比如，“靠右驾驶！”；至于构成性规则，虽不是众所周知，但我自己显然认为，它们采取“x 构成 y”(x counts as y)或者“x 在语境 c 中构成 y”的形式。所以，例如，往前移动一个方格，就**构成**了对于国际象棋的王(King)的一步合法移动，但不会构成马(Knight)的合法移动。

在任何的构成性规则体系内部，某些规则通常会发挥纯粹的或几乎纯粹的调整性规则作用。美国宪法是一个构成性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一起构成了美国政府的结构，但在这个构成规则体系内部有一些调整性规则，例如第一修正案调整着美国政府有关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方面的权力：“国会不得制定有关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或者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者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为冤屈申诉的权利。”

构成规则的逻辑结构赋予了它们无限的权力。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构成性规则的这一结构容许它以如下方式递归迭代：或多或少是无限制地在一个规则之上建立另一个规则。例如，发出特定英语句子构成做出许诺，但做出特定类型的许诺构成承担一种法律义务，但是承担特定类型的义务构成结为夫妻。注意前面那些结构里发生了什么：在最底层，x1 构成 y1，但 y1 等于 x2 且构成 y2，y2 又等于 x3 且构成 y3，以此不断往上。这赋予了构成规则体系无限的权力。

为了理解构成性规则的这一行为，我不得不介绍另一种我在 1964 年首次引入的区分，**天然事实**和**制度性事实**。一些事实能够独立于任何制度存在。地球距离太阳有 9 千 3 百万英里，就是一个天然事实——它是真的，我们需要测量制度来陈述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需要与对这个事实的陈述区分开来。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哲学教授，却是制度性事实。这个事实要求相当精致的大学制度、教职制度以及关于这些制度性结构的构成性规则，方能存在。制度性事实总是构成性规则的形式的应用，并且诸如金钱、财富和政府这样的制度也是这样的规则的体系。有时候一个制度事实也能在没有预先的构成性规则存在的情况下被非正式地创造出来。例如，一个群体将某人视为领导，而这使她无需预先存在的领导选举规则就成为领导。这大概是制度演化的一种方式。

构成性规则有一些进一步的显著属性，为了简要起见，我将简单列举如下。

1. 通过创造一类制度性事实，构成性规则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reality)。这一现实某种程度上在存在论上是主观的，因为它借助人类的接受或同意才存在(Searle 1995：69)，但与此同时，关于这样的事实的陈述，是或可能是在认识论上客观的。所以，我手中的一张纸是一张 20 美元钞票，是一个制度性事实，但它在认识论上是客观事实，不只是按照我的观点来说它是一张 20 美元钞票，而是实际上客观的制度性事实。这一事实的存在在存在论上的主观性，不妨碍关于它的陈述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Searle 1995：9-1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诸如经济学这样的在存在论上主观的客观科学领域的原因。
2. 这些新的存在论领域创造了新的权力。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总统，并且我是卷入这一权力体系的美国公民。这些权力我称之为道义(deontic)权力，即是说，它们是权利、责任、义务、授权和许可等等。这些权力对于人类文明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赋予了我们**独立于欲望的行动理由**(desire-independent reasons for acting)。做出写这篇文章的许诺之后我就创造了一个写文章的义务，这义务给予了我写文章的理由，而这个理由独立于我的其他倾向。没有这，我们就没有人类文明。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能力创造这些道义权力。就我所知，动物没这能力。
3. 构成性规则要求语言。我的狗塔斯基非常聪明，我能训练它遵循许多调整性规则，诸如当我喊它时它会过来，并且服从许多其它简单命令，但我不能教它下国际象棋或者在选举中投票。为什么不能呢？只有当这些现象能够被表现(represented)，它们才能存在，表现关系要求某种比狗能够简单应付的更精致的符号。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论点，在此我不会争辩，但我想要推进的一般论题是，**只有当构成性规则能够在语言上被表现，它们才能发挥作用**。一种生物若没有某种接近人类的或类人类的(humanlike)语言，是不可能有构成性规则体系的。
4. 构成性规则在制度性事实中的应用形成了人类文明。这是我们与其他社会动物的主要不同。我们很习惯和正确地将人类视为与其他物种是一致的，并且所有类型的人类行为形式都是相当常见的——许多其他物种也有配偶结合和其他类似的家庭行为形式。但其他物种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义务、权利、职责或责任。其他动物没有政府、财产权，婚姻或大学。我前面说到我的狗，它很聪明，和其他的狗一样是群居动物，能够很容易作为狗群中的一员合作和移动，但狗的群居不会形成政府、大学甚至小学。为什么不会？为了形成它们，狗必须得能够以与构成性规则共通的“x 构成 y”的形式来表现事物，但为了做到这一点，狗必须得有一种表现体系，而这一表现体系与犬吠相当不同。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狗必须得有构成性规则。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如金钱、财产、政府等都需要语言，但语言却不需要它们。「我做出“雪是白色的”的陈述」是一个制度性事实，为了创造它，我只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汉语使用者。「这个陈述被做出」是一个制度性事实，对于这个制度性事实的创造，语义学是足够的。但要创造「你是总统」或「宣战」的制度性事实，我需要比语义学更多的东西。我们使用语义学来创造超越语义学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具有构成性规则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Anscombe, G.E.M. 1958, “[On Brute Facts](/anscombe-on-brute-facts/)”, Analysis, 18, 3, 69-72.
2. Rawls, J. 1955, “Two Concepts of Rul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4, 3-32.
3. Searle, J.R. 1964, “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3, 43-58.
4.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Searle, J.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London: Allen Lane.
6. Searle, J.R. 1998,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7. Searle, J.R. 2010, Mak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调整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调整既存的行为形式，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使新的行为形式成为可能。它们构成了它们所调整的现象。天然事实(brute facts)能够独立于任何制度存在。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需要预先存在的制度，其中包含了构成性规则的体系。构成性规则通过新的权力创造了新的现实形式(forms of reality)，它们通常需要语言，并且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塞尔：构成性规则

这篇文章可能暗示（也是我在思考和写作时一直暗中在想的），分类谓词和投射谓词分别是如何在哈特式的描述法理学和德沃金式的解释法理学中找到自己的解释性力量的。

内涵与规则

现在我提议跟随塞拉斯，看看他是怎么展示一个实践的世界故事——一个在世界中游历的矩阵——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个世界故事既是认识的，也是实践的，而且提供了对真的新说明。之后，我们会简单评论这个世界故事。

世界故事

对于这个n元表达式配置，是什么使得它言说被指称项以那个具体的n元方式相关系呢？

规则和对象

我们曾讨论过语言之“前”的问题，也就是外显言语行为的原因或来源的问题。这里是当代哲学家们分歧最深的地方之一。指出内在片断（inner episode）或内在言说（inner speech）是外显言语行为（overt verbal behavior）的原因或来源的人必须要说明，拿掉外显言语行为之后，内在片断或内在言说到底“说”了什么。在日常中，就坦诚的陈述情形而言[[1\]](#\_ftnref1) ，一个人如果声称自己的外显言语行为并没有准确表达自己的内在思想，但当我们问他，“准确地说，你的内在思想到底是什么”，他又回答不上来时，有必要对此做详细的分析，因为这至少涉及两个问题：（1）未必，一个人真的有比坦诚的外显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思想更清晰的思想；（2）肯定，一个人不能真的拥有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私人片断；言语行为，包括其用以指称的概念是主体间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都不能详细讨论，可参见塞拉斯《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我们试图在某种自然主义立场上获得某些实质性观点。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需要强调的重要侧面是，将语言置于自然秩序中，承认语言也是有经验特性的自然对象（可以用一个稍微有所区别的术语，自然-语言对象）。怎么处理语言存在论身份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因为，承认语言的对语言外的表示也不过是两方面的自然对象之间相联系的事情，那么我们得抵制流俗的见解的诱惑，它不假思索地相信，在

（语言的）a 表示（非语言的） b

的事情之中，有什么**非对象的意义**（在语言和对象之外的那种东西）[[2\]](#\_ftnref2) 来保证，它们之间归根结底相关系。承认语言也是自然对象的第一个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抑制这一诱惑，打破从前未经审查的错觉。那些坚持在这个事情之中有别的什么保证它们的联系的哲学家至少都努力证明为什么他们会提议各自那些东西。早期的贝克莱、洛克、休谟更多地是继承中世纪经验哲学的主题，困惑于殊相是如何确定的，一旦确定，问题在于，在它们之外的共相是如何建立的。罗素在数理逻辑的研究中（以及后来人的数理逻辑、数论、集合论）一再讨论的元素和集合的存在论问题，是殊相和共相问题的的现代形式。罗素悖论的发现立刻使弗雷格发现他的那些数学努力归根结底失败了，但却尝试将这些成果应用到一般的哲学和逻辑学上，他创立的意指理论主张，概念（或原子命题）的谓词字母指称非对象。维特根斯坦则提出，正是语言对象的事实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才使得它们相关系，但是实存的只有这些事实，至于这两个事实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关系，那是约定的。我理解，这等于是说，当把两块石头放在一起，说一块石头出现的方式表示另一块石头出现的方式，这完全是个约定。

塞拉斯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总结说：

> 维特根斯坦一直将描画（picturing）刻画为在**被考虑为事实**的陈述与另一个他称为世界事实之间的关系。大致地讲，他一直将描画设想为在（一方面）关于语言表达式的**事实**和（另一方面）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和存在论》第五章第 82 段）

紧接着评论：

> 如果我们把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称作非语言事实，那么我们由此忍不住认为，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是奇特种类的非语言实体：非语言的伪实体。我们看到，在关于非语言实体的事实意义上的“非语言事实”在**另一意义上**本身是**语言**实体。它们和非语言秩序的接触是做了什么或要做什么，而非关系。即从“that- _p_ is true”推论出“ _p_ ”。而且，只要描画被理解为在关于语言对象的**事实**和关于非语言对象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 83 段）

是否准确理解这两段总结和评论，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准确把握维特根斯坦洞见和塞拉斯批评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动机。维特根斯坦有这样一幅图式

![img](/images/2020-03-15/22680447518678923.jpg)

他这样做就把“意指”（meaning 或“意义”）那种语言和非语言之外的东西甩开了，但依据塞拉斯，他又遭到一些困难。关键的困难在于，“描画”的存在论身份是什么？不能只是说，当陈述事实与世界事实以约定的方式出现，前者就描画了后者。83 段划线部分的评论尤为重要。为了弄清楚塞拉斯的评论，需要把维特根斯坦的图式的细节更丰富一些。

![img](/images/2020-03-15/22680453706783591.jpg)

这里，陈述事实内部的语言对象（实体）是 △ 和 ○，世界事实内部的自然对象（实体）是 □ 和 ◇。维特根斯坦想整体地处理这两组对象，并且认为，如果两方面不是分别以某一事实存在，就不能相关系。塞拉斯的诘难是，世界-事实（以实框表示）要是实存的，那它是不是被语言对象描画？鉴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它是非语言事实，它不可被语言对象所直接描画；但如果世界事实不被语言对象所直接描画，它是怎么存在的？只要在一个陈述中提到它，就立刻将它个体化，变成语言对象所直接描画的。无论是塞拉斯还是维特根斯坦，都难以认可不被语言对象所描画的对象会有一个**名称**这样的事情。

在后面，塞拉斯进一步评论说：

> 如果复杂对象（complex objects）是事实（facts），那么只有简单非语言对象可以被描画，这会导致常见的（必定有且语言要描画世界就得考虑到的）关于**绝对简单**的二律背反，但是当追问语言的使用者举出一个例子时，没有一个例子会被举出来。……（87 段）
> ……就算有复杂自然-语言对象进行描画，它们描画什么，它们怎么描画？（88 段）

这就是说，只有 □ 或 ◇ 这些简单非语言对象可以被描画，这样暂且将它们被描画的事情搁置一旁，来讨论被掏空的实框被什么描画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它”要么退回一个简单非语言对象，要么就干脆对下面的问题不置可否：“就算有复杂自然语言对象进行描画，它们描画什么，它们怎么描画？”因为，既然不允许自然-语言对象直接描画“它”而只能描画“它”“内部的”简单非语言对象，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了。这种情况会在如下图式中得到展示：

![img](/images/2020-03-15/22680453590933911.jpg)

问题就是，陈述-事实（虚框表示）怎么描画世界事实（实框表示）？在此，有人会说，正如虚框被考虑为事实，实框也被考虑为事实，而正是由于有实框被考虑到了，所以才有了非语言对象被挑选出来。这一说法会误导人,因为：（1）维特根斯坦不会诉诸这个图式之外的实存来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情，具体来说，维特根斯坦不欢迎作为语言对象的原因或来源的意向性，相反，他正是想通过给事实以存在论地位来避免诉诸非对象的意向性。（2）根据对维特根斯坦众所周知的自然主义解读，这里所谓的陈述-事实和世界-事实的区分不是形而上学的的区别，而是方法论的区别，记住，无论是语言对象还是非语言对象，都是对象。在最简单的情形中，例如在

△
○

图式中，问题会是，△ 和 ○ 这两个对象怎么就表示和被表示了，根本上说，它们怎么就相关系？这是维特根斯坦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最简单的情形中，让我们假定 △ 是语言对象“a”，○ 是非语言对象 b（未避免混淆，您此时得在脑袋中想象例如一块石头的画面，因为这里出现的全都是语言对象），那么当说

_a_ is true of _b_

时，我们就是说，语言对象“a”接触（connect）了非语言对象 b。若 b 是一块石头，怎么保证这个陈述是足够清晰的呢？采用实指的方式，比如拿起石头告诉我，b 就是石头，“a”是“石头”？没有发现已经同时暗自**言说**了许多其他语言对象才能完成这个实指动作吗？比如，“我手里握着石头的样子不是我的手的样子；通过区分颜色的边界来区分物体的广延的界限；现在此刻的手里的石头与刚才在地上的石头是同一的；我们刚才谈到了石头那个对象；……”实指定义是必须在一个背景中得到完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在这里多费口舌，因为陈述“ _a_ is true of _b_ ”所做的事情最多是说

a=b

所有的问题都会聚焦在这里，但除了证明

a=a

还算可以想象，对“a=b”的证明可以说难于上青天。这个难题，如果要领略下，不妨来到数学中对

1+1=2

的证明，这一定会让人大开眼界[[3\]](#\_ftn3)。

这段插曲表明，只有真正解决了原子对象或原子事实的同一性或伴随性关系问题，才能谈论实指定义，然后才会进入到对世界的复杂陈述当中。我希望我们一开始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那就是把“（语言的）表示（非语言的）”事情放在自然秩序当中，并看作是“（自然-语言对象）表示（自然对象）”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我们正遭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形而上学界限的难题，意识到这是个困难就好，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困难，而是把语言对象视为非对象的“意指”（meaning）的载体，那就远离了我们的哲学事业（当然，自然主义的哲学事业），关于这一点，本文一开始和《语言之“前”》都说的很清楚了。

回到塞拉斯的处理，他说：

> 要是我们将“描画”理解为在语言与非语言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在**事实**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个表述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物或人的图画，而非事实的图画。大致地讲，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是另一对象或另一组对象的图画。但因为对象只能靠关于它们之间的事实（即只能靠具有性质和处于关系中）来描画对象，所以这样坚持似乎是吹毛求疵：处于中描画关系的是对象，不是事实。不过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问题的核心。（第 84 段）

塞拉斯想拿掉事实的存在论资格，而把所有的资格只留给对象。不过，这样一来，塞拉斯自己得解释事实的存在论身份，他说：

> 在复杂对象与事实之间显然有某个联系。比如，如果 C 由 O1和 O2处于某一关系组成，那么，若 O1和 O2不这样相关系，“C”就不会指称什么。不过，即使我们通过指定事实 O1RO2涉及指称表达式的真正意义，来尽量紧密地理解“C”与 O1和 O2以某个方式相关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说复杂（complex）C 是事实 O1RO2仍旧没有逻辑意义。我们至多有资格说，含有指称表达式“C”的陈述原则上可以分析为关于 O1和 O2的陈述，其中就有陈述“O1RO2”。不过，在这展开中出现的是陈述“O1RO2”，不是事实表达式“that O1RO2”。因为，有两个意义可以说一个陈述“关于一个事实”（about a fact），一定不能混淆：（a）这个陈述含有一个表达真命题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陈述的任何真值函项都“关于一个事实”。（b）它含有一个事实表达式，即一个事实的名称，而非一个陈述。比如，“That Chicago is large is the case”含有事实表达式“that Chicago is large”，而且在给其一个元语言特征的全新意义上“关于一个事实”。（85 段）

为什么塞拉斯只承认陈述-事实而不承认自然事实（如果可以这么说）呢？读者大概可以再次回到“a is true of b”的问题上去，这个谈论“a=b”的问题，正如上面提到的实指定义的困难所表明的，这里根本就没有真正有过语词和对象 connect 的事情。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由于“a”和“b”都是自然对象，只不过“a”被约定为语言对象，而“b”被约定为非语言的对象。在图式

△
○

中，△ 和 ○ 在存在论地位上是平等的。我们可能会期待，如果真有**殊相**，并且现在有**殊型**与之接触了，并且假定 ○ 就是殊相，△ 就是殊型。但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不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殊型网络内的殊型所接触的殊相吗？如果 △ 没有那个网络，那么怎么会**如其所是地**接触了殊相 ○？我们正站在问题的刀尖上，我们发现在这里，所出现的实际只是殊型，殊相仅仅是无限逃遁的背影。对于

_a_ is true of _b_

我们了解 b 作为**假定的**殊相并非真正的殊相，是由置身于语言殊型网络的 a 捕捉的殊型（参见[《是与应当是》](/blog/bes-and-ought-to-bes)）；于是我们自然会想，在逻辑上，在殊型“a”和“b”之间有个它们共同表示的殊型 C，使得“a is true of b”有意义。但是 C 呢？谁来接触它？塞拉斯说，在逻辑上，必须有一个在**首要（primary）意义上**使用的“is true of”，以制止这一无限后退（这对实践绝对必要），并且承认在任何暂停之处，说“a is true of b”都绝对是在**日常意义上**说对于 b 是真的；但同时在**科学和哲学意义上**，都绝对并没有那样的真。

**真**就是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当置身于殊型网络之中的 △**实际**与假定的对象 ○ 接触，○ 就**是**真的，但 ○ 之真由 △ 背后的殊型网络内部的实事关系来保证。真发生在把两个对象摆在一起时，或者说在一个殊型和假定的殊相之间，但是它并不实存；但是，任何有关殊型和假定的殊相的陈述，都可以说关于真。一个真陈述的典型形式是 T 语句：

“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真在哪里呢？在殊型“雪是白的”（△）和假定的殊相雪是白的（○）之间。其中“雪是白的”（△）是**元语言**，给当前的**对象**分配一个语言对象的角色，雪是白的（○）是**对象语言**，给当前的**对象**分配一个非语言对象的角色。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层面上的诸对象区别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谓述的（或者说方法论的）。

我们现在直面所谓语言“后”的问题核心了：世界和语言不是显然可以区分的吗？世界是那样，比如我的手是这样，而“手”是那样；我走的路是这样，“路”是那样，对不对？

对！我说过，在日常意义上绝对如此，但在哲学和科学上不是如此。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问题聚焦在语言之“中”。△ 之所以捕捉到如其所是的 ○，乃是由于它置身于其中的那张网（这张网是不是单纯的书写文字？绝对不是，它包括进入语言转场、语言内转场和离开语言转场的言语行为——根本上，自然的行为，其中有物也有词），在这个意义上，○ 之被捕捉是规范的事情，所以它根本上“**应当是**”而一旦它被实际捕捉，○ 就如其所是，因而“**是**”。

我们当前看到的世界是被整理的，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和地点，所有的世界层面的东西都如其所是，就像在日常意义上，它是真的；但就它**如何**如其所是这一点，不是说它不是真的，而是没有真。

维特根斯坦的根本洞见是，一个陈述的出现要被理解为被指称的对象的名称以某一方式出现。这里，一项重大的成就是表明，n 元指称表达式配置表示 n 元事态。但是，这个论点却无助于说明这个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个具体的 n 元表达式配置，有什么使这个配置言说“被指称项以那个具体的 n 元方式相关系呢”？

这个问题原原本本地回到对如下图式的哲学处理当中：

△ □
○ ◇

在这里，二元表达式配置（△ □）表示二元事态（○ ◇）。塞拉斯想说，这里没有事实，尽管有关于事实的陈述，因为当说（△ □）描画（○ ◇）时，它必然是由于（△ □）所在的网络，凭借这个网络，（△ □）跳跃到了（○ ◇），而且一旦实际完成，（○ ◇）被会被捕捉到，当然，（△ □）本身也经过这样的捕捉。真就在这个捕捉动作中，具体说它是个言语行为，换言之，它是个陈述。

不是，真正的对象或事实如其所是的放置于宇宙之中，等待被描画或捕捉；而是，一个巨大的、逐渐展开的的矩阵在宇宙中游荡，内部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其边缘不断吸收和抛弃材料。**对象**是沙滩上的孩子，**真**在由整个海洋推动浪打到他身上的动作之中。

塞拉斯比维特根斯坦有更强的整体论确信，但是不要过分夸大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个游荡的矩阵同样在维特特根斯坦的世界图画中，与塞拉斯唯一不同的是，原子节点是事实而不是对象。

2020/3/15
南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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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ftnref1) 要知道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都是坦诚的外显言语行为——它是分析一切言语行为的基础——不直接涉及文学或欺诈等情形，而更多直接涉及科学家或普通人在报告自己的思想时的情形。

[[2\]](#\_ftnref2) 这所谓在语言和对象之外的东西，一旦拿掉对这种东西的幻想，还有什么科学或者哲学上的确定性可言？！我们一贯假设这种东西，用来作为语言表示活动的准确性的保证，讽刺的是，从未准确地说明过它。

[[3\]](#\_ftnref3) 非形式主义者的数学家需要寻找“1+1”和“2”之外的共同意指（至少有这个方向），而这当然会关联到整个数学语言的网络，涉及各种数学实体的意义问题，而且对于“＝”在数学语言中的逻辑性质会提出非常麻烦的问题；形式主义者的数学家除了要对付非形式主义者的责难，还要证明，在一个形式化的构成系统内，为什么要“1+1=2”？

将语言置于自然秩序中，承认语言也是有经验特性的自然对象。怎么处理语言存在论身份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

语言之“中”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来到哪儿了。我们其实一直在处理语言。首要的是，将语言放在自然秩序之中，认识到它同样是有经验特征的自然对象。如此，就不能期待语言与其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单纯是语词与世界、非实在与实在那样的关系了。进一步的是认识到，语言被创生并一直在变化，内部发展成为有规则支配的复杂样貌，就像一个微型世界，有其特有的地形、纹理、对象和运动。

到目前为止，语言本身“前后方”的问题都还没有触及。所谓“前方”的问题，就是说，这样复杂的微型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语言是不是心灵实体或过程的意向动作（intending）或相信动作（believing）用以传达（communicate）对世界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或信念（belief）的工具（其复杂性、内部的规则和运动寄生于外部世界的实事）？还是说，语言内部的地形、纹理、对象和运动本身就有意向动作和意向性？

如果认为语言只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表现外部世界的工具，那么在

（语言的）表示（非语言的）

的关系之间，我们就想知道，既然我们承认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是自然对象，那么它们之间是怎么发生联系的？在语言项和非语言项之外还有什么保证了它们发生接触、对应的关系吗？

再者，这里所说的“关系”的存在论地位如何？难道是说，心灵的实体或过程在它们之外放置了什么额外的东西，后者保证了前二者根本上是有联系？这些东西会是什么呢？不能只是说，这里只有意向动作直接把握了世界，然后以语言来传达世界的实事。意向动作直接对象显然不是世界，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属性、事实、对象直接被作为意向内容由意向动作捕捉到呢？我们以后会看到在这点上维特根斯坦有深刻的洞见。

在这里，哲学家们有根本分歧。笛卡尔主义者坚持心灵的实体是语言传达的原因。新笛卡尔主义者坚持心灵虽然不是实体，但是**独一的非物理过程**（不可被还原），这一过程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语言传达，但不能被反向解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则可能主张心灵的过程是语言传达的原因。自然主义者则先满足于语言是自然独享的复杂构成和运动的事实的发现，并且期待心灵的实体或过程的那部分在目前作为前者的模型的占位（place holder），在后来对作为已经得到解释的神经物理过程。

看起来，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和同一论相兼容。不过自然主义与后者的一个关键差别在于否认语言传达可以还原为心灵占位或过程。不但如此，自然主义还主张，语言本身并非单纯的传达动作而是有固有的意向性，语言动作或者说语言行为本身也是意向动作或者说意向行为。或者说，语言动作本身就是“在思想”（表现为有经验特性的自然-语言对象有规则地生成、运动和组合）。这样的“在思想”与无论是二元论者主张的心灵实体或过程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关乎这样的思想的概念构成关乎概念活动的概念的基本阶层（stratum），就像关乎感知环境的中等尺度的概念构成关乎物理的概念的基本阶层一样。

看到上面的描述，我想读者应该和我在想象，语言和心灵的关系就像不同的地质层次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精细与粗糙的关系，但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特定的场合，山川的起伏是实在的；而在另一特定场合，山川的地质构造也是实在的。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查阅电子地图时的感觉，双击一个城市的符号，我们进入到该城市的细节画面，这个细节画面不是该城市符号所表示的对象的原因，后者在另一个阶层与其他相应的对应发生关系时有不依赖于前者的身份。

如同塞拉斯说的，我们一直在描绘的语言动作这一阶层定义了思想2的概念，它不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定义的思想1的概念，正如理论物理学定义的一个物理的概念，它不是常识的概念。

塞拉斯进一步解释它们的关系：

> 精致的物理理论引入的微观物理过程被理解为用前理论语言概念化的物理过程的因果前件。不过，依照理论，当盐溶解于水时发生的微观物理过程之于溶解不是原因之于效果。它们是更充分设想的溶解。当云飘过天空时，发生的微观粒子的运动不致使（cause）云移动；依照精细的理解方式，它们就是云的运动。
> 同样，提出作为“内在片断”的思想2概念不是为了给出声地想（thinking-out-loud，即我们一直在说的语言动作）的原因，而是为了能够精细地描述出声地想是什么。没能领会这点就是混淆完全充盈意义上的（full-blooded sense）言语行为的概念和作为样式（pattern）发生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就像我们可能会混淆微笑的概念和嘴角上扬的概念，或者混淆举手的概念和其向上运动的概念。（《自然主义和存在论》，第五章，第 17~18 段）

塞拉斯一直在区分充盈意义上的言语行为和稀薄意义上的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正如上面所说的微笑的概念和嘴角上扬的概念，举手的概念和手向上运动的概念之间的差别。一段声音，一片书写，就算是没有人或上帝，在纯粹设想的死物质组成的唯物论世界中也有类律特性展现出来——展现给什么呢？一旦被设想（瞧，不已经被设想了吗？），答案自然很明显。也可以设想，距此 200 百亿光年的某颗星体上的两个特征的相似，即使没有被意向到，不妨碍那个事实的事实的存在。

如果这些设想不完全是荒谬的，那么所谓稀薄意义上的语言动作无异于这些单纯的自然事件。我想，即使当我们认识到语言的经验本性，我们还是期待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的神秘的意向性充盈了语言的纤维。这里正是困难之处，我们需要在心灵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寻找可靠的感觉。

现在，当这些自然-语言对象被纳入到一个复杂的、规则支配的系统之中，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实在性了——这里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塞拉斯会说这里就有了意向性。但是这个系统不是单纯的语言内的事情，而是不断经历进入语言转场、语言内转场和离开语言转场的内部运动，与这个世界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

回到二元论的主张。如果认为充盈意义上的语言动作只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的意向动作的传达对世界的意向性的工具，并否认语言动作本身有意向动作和意向性，那么该对这种二元论说点什么呢？塞拉斯说：

> 如果我们现在去除关乎其功能的和规则支配的特征的方面来掏空出声地想这一原初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恰当认为思想2是言语“行为”的因果前件。不过，这样做就是自此以后看不见原初被解释的，并且放开了心灵迷宫中的阿里阿德涅的线。
> 认为思想2是出声地想的原因（而且这点这样表述就变成分析的），就是暗中消除其关乎像意指、指称、意义、真和衍推这样的语义特性的归属的特征来掏空出声地想这一概念。（第 21-22 段）

我来解释下这两段评论。在《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中，塞拉斯向我们展示了：诸外显言语行为是如何作为笛卡尔主义者所谓的内在片断的模型的；并且当这一切确立之后，心灵可以将这个模型的占位（一个缩略表达）视为一个实体，从“我有如此这般的‘内在言说’，即 b1、b2、…bn 等外显言语行为”转变成好像这些外显言语行为是那个原先只作为它们构成的模型的占位现在作为实体而成为它们的原因“我的‘内在言说’致使我作出 b1、b2、…bn 等外显言语行为”。

诸外显言语行为 b1、b2、…bn，它们内部的殊型及其关系都是清晰的，它们与所假定的殊相或者说对象的关系也是清晰的，这时怎么理解所谓的这些外显言语行为的原因的“内在言说”（或者说“内部片断”）NP 呢？当然是将它理解为诸外显言语行为构成的模型的占位，因此：

NP=df（b1, b2, …bn）

如果有人坚持说，“拿掉（b1, b2, …bn）部分，我也可以有思想”，那么我们就要问他，“那你的思想究竟是怎么样的？”这里内在片断主张所遭遇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动作是否固有意向性问题上，二元论所遭遇的诘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每当我读到这一节的讨论时，我总努力获得一种感觉，一种或许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感觉。语言内部实际充满规则支配的（rule-governed）对象和动作，是一个彼此融贯协调的微型世界。如果有上帝，当祂把这个网络置于祂的显微镜下观察，犹如观察一粒细胞，稍微熟悉生理学的人都知道，它仿佛规则/规律支配的工厂。

我不忙着去想，这不是心灵的实体或过程所致使的呢？而是满足于这一事实，并仔细去感受，努力把这个复杂的微型世界视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它是怎么生成的，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单纯的语言殊型以及它们与假定的殊相的联结就蕴含了意向性这一理解意识或思想的核心，我们都很好奇。任何自然主义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对内部神经-物理过程的精细描述，然后像塞拉斯对待理论物理实体和常识对象的关系那样对待神经物理-过程和语言动作的关系，这是穿过不同的世界地质层次发现不同面貌的事情，而不是发现了语言动作或常识世界的原因的事情，正如普特南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的是，对微观粒子的说明无法解释为什么圆的凿不能插入方枘之中（原因不能说明理由，事物不能说明概念，除非前者也获得后者的身份）。

在这篇文章，我主要讨论了语言之“前”的疑问——语言是不是所谓心灵实体或过程的产物，在下一篇文章，我希望讨论语言之“后”的疑问——抛开它的意向性来源的问题，思考语言与其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这个疑问将把我们引向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当中，比如一个表示系统与地图的关系、是与应当的关系、真和是的逻辑结构问题，以及塞拉斯所说的“世界故事”。

一点题外话。心灵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最前沿领域之一，学习它特别需要保持心智的诚实，不得有明知的含糊。正因为它是前沿，不同的深刻的哲学家的解答差别很大，但不要轻易幻想自己可以将它们综合起来，要是可以，他们早就做了，满足于一两位立场相近的深刻哲学家的解决，尽最大努力弄清晰其中的细节，消除任何明知的含糊，这可能是在这个领域内做到心智诚实最关键表现。此外，单纯依靠思辨的、逻辑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虽然它们极端重要）；如果有机会，应该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理论物理学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如果看看丘奇兰德（他是塞拉斯的门下）《科学实在论和心灵的可塑性》就可能感到，这本书因其作者比一般作者表露出的更高的科学素养而大放光彩。不过这本书在思辨上的粗略和肤浅的另一个事实使我们看到，思辨能力仍然是哲学家的看家本领。

2020/3/11
南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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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自然主义和存在论》第五章第 24~25 段）

24.我在本节一开始提出从传达手段来理解语言有“本末倒置”的危险。下述思路说明了这个危险：

> 语言片断是关乎传达框架的行动。尽管个体语言行动没有传达抑或甚至没有意向传达也可以执行，但是这个事实，即充分说明关乎语言片断的语义概念要求提到传达实践，表明它们依靠这个框架。比如，要是说 that-p 就是在可定义的环境中会传达讯息 that-p 的发声种类（to be a saying-that-p is to be the kind of utterance which would, in definable circumstances, communicate the message that-p）。因此，说 that-p 的概念涉及意向传达 that-p 和相信 that-p 的概念。
> 一些思想片断（例如觉察 that-p）本质上是非行动。如果其直接靠意向它发生来实现，那么并不存在觉察（noticing）that-p 这个片断。当下相信、推论和意向也是如此。因为这些是思想框架的核心，所以不存在本身可以是思想的语言片断，尽管它们肯定可以表达思想。因此，你据以建构你的心灵哲学的出声地想概念是不融贯的。
> 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式，就是将其理解为能用来传递某些信息的东西。因此，需要有意向和理解的概念。因此，比相信和意向的非语言片断的阶层更基本的关乎思想的概念阶层，是不存在的。
> 关乎思想与事物之间联系的语义概念无法被正确地理解为更基本的关乎语言的语义概念阶层的精致阐述（sophistications）。它们要么构成一个天赋概念框架，要么构成一个从关于心灵活动的内省经验抽象而来的框架。
> 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你的形而上学观点尽管比传统唯名论和自然主义更确切说明了——至少就意向性而言——事情的复杂，却本末倒置了。

25.我让读者来评判谁本末倒置了。

语言被创生并一直在变化，内部发展成为有规则支配的复杂样貌，就像一个微型世界，有其特有的地形、纹理、对象和运动.

语言之“前”

如何向一个还不知道怎么使用“triangle”一词的孩子解释其意指（meaning）

对象和语境


如果最近这些文字有读者的话，那他可能对闪电-雷声极不耐烦了。无论人们怎么想，和休谟一样，我把对印象的讨论看作是对殊相和共相（以及与此相关的具体与抽象、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的讨论，涉及确定的重复项、确定的可重复项和可确定的可重复项问题。在前两篇文章，我一直期待印象充当接触对象的殊型的角色。从印象向前跨一步就是殊相（把它理解为真正的对象，或者说对象本身）；但遗憾的是，每次捕捉到的殊相都其实是其殊型（token）。其实，说一个对象被捕捉、觉知、确定、观察，总是与此同时出现其殊型。每当出现一个 △，总会出现一个 ○（无论它是什么），单纯只有 △ 的对象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一个不与其他什么发生关系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被设想。古希腊人相信，任何人都有其精灵守护者，我们则认为，任何对象都拖着一个殊型。在这里，就已经显示了规范。

如果 △ 代表闪电，而 ○ 代表闪电印象，那么怎么理解 △ 和 ○ 的出现呢？我在前一篇文章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真正实际出现的只是 ○，△ 是由 ○ 推出的，但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很难再准确区分 △ 和 ○ 了。依据上面的描述，一开始，△ 属于应当是，○ 属于是；但当这个推论完成之后，△ 必须属于是，而不属于应当是。

为什么？关键是 ○ 的身份——如何重构“是”（be）的逻辑，由此理解是（be）和应当是（ought-to-be）的关系呢？我在上文多少有所暗示，○ 是规范性的，它例示在一个网络中发挥特定功能的节点。△ 是被这个网络投射的结果。起初 △ 是个占位（place holder），当这个网络将 ○ 投射到这个占位上，就确定或者说捕获了一个对象，没有那个网络的投射，它就只是个占位，根本不会被设想，一旦它被捕获，就发挥“黏贴”在它上面的那个 token 所例示的 type 的功能。

这里的网络是什么呢？在特定的情形，它就是一个语境、环境乃至一个函数或程序。就这里所关心的哲学问题来说，这张网络就是经验知识。按照一种哲学处理，知识、概念、逻辑和理由的空间都是由语言的网络编织的，都是规范的事情。现在可以说，捕捉一个对象，就是给它一个特殊的名称，从而将其抓去执行该名称所属的谓词或概念在这张网络内的某些功能。人们花了好长时间，大概是在 16、17 世纪之后，才逐渐认识到知识具有规范的身份。

现在，让我们整理下殊相、殊型、普型、谓词和网络的关系。首先

（1）a is t

说的是殊相（对象）a 是殊型 t，这里的“是“和其中的 is 作等号理解。现实中，t 其实是书写（inspection）或发声（utterance）。然后

（2）t is a T

说的是，殊型 t 属于普型 T。其中的 is a 一起理解为属于。T 发挥分类谓词（sortal predicate）的功能。现实中，T 其实是字符。然后

（3）T is a PC

说的是，字符属于一个谓词。其中的 is a 一起理解为属于。PC 发挥分类谓词的功能。现实中，PC 其实是形容词。

（4）PC is a CP

说的是，谓词 PC 属于一个概念。其中的 is a 一起理解为属于。PC 发挥分类谓词的功能。其中的 is a 一起理解为属于。PC 发挥分类谓词的功能。现实中，占据 CP 位置的还可能是属性。

可以看到，（1）中各项的身份都很独特。is 执行等号的功能，而 a 被作为对象；由于 a=t，所以 t 就是 a，a 就是 t。我想，许多人在讨论到“是”与“应当”二分的时候把“是”作等号理解（要是也能做谓述理解，或许就少了许多愚蠢肤浅的讨论了）。“应当”作何理解比较麻烦，没有一些背景说明，这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有时人们说的是，当已经确定 a 是 t，则对它投射新的谓词，以修改它的属性或状态。可是这里的麻烦在于对 t 的描述要限定在多大范围内，否则我们怎么能清楚在什么基础上修改它的属性或状态。这里的麻烦正在于对“是”本身逻辑的处理。我会努力说明，但凡“是”，就不能不蕴涵“应当”，没有“应当”的约束，就什么也不是，或者什么都是。

除了（1），可以看到其他的陈述的右边都发挥分类谓词的功能，is a 联合起来理解，做属于理解。这意味着除了殊型与对象接触的那一环节或部分（不妨想象一张网络的边缘），其他环节或部分在做的事情都是确定什么发挥什么功能，并一步步引入到网络内部，与其它节点交互。

现在有几点评论。

第一，（1）-（4）可以发生在任何语境或实践当中，其中必有什么充当对象的角色，而在其充当对象时（即“是”的确立），就与此同时确立了它在一个语境中的功能。对象之所是在于其所应当是。语境是规范的，其中的各节点都发挥着特定的功能，整个语境会作为一个节点被纳入到更大的语境中发挥功能。脱离语境的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但在一个清晰的语境中得到描述的对象确实是，而不应当是。脱离清晰的语境来谈论一个对象，只能把思想弄的一团糟。稍有不慎，语境就在变化，其中某一节点的改变会改变被殊型命名的对象的功能，使这对象昔之所是已非今之所是也。

第二，就哲学上的旨趣而言，a 是哲学家关心的真正对象或物自体，是整个理智活动的真正对象，是经验知识的真正内容。在这里，不同的哲学家们说什么的都有。我的观点是，经验知识处于一个由同样是经验的语言网络编织的理由的逻辑空间内，一切认识都是规范的事情，但就任何既定的认识状态而言，事物或对象当然如其所是。

第三，在绝大多实际的语境中，所谓真就在谓述当中。当说任何事实或对象是真的，它不过是说相对于什么其他事实或对象是真的。当我说“这是 △”，△ 不能孤立地出现（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心灵中），一个 △ 被设想，至少会同时有像某些哲学家所说的意向的存在。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一个 △ 的出现常常伴随一个 ○，两者都是对象，不过当把 ○ 用作指示、指称、谓述或描画东西时，对象本身是 △ 而不是 ○，“△ 是真的”，这是说有另一侧的什么对象比如 ○ 对之执行某种工作或功能。在这里，陈述 △ 的语言是对象语言，而陈述 ○ 的对象是元语言；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在一个谓述实践中发挥相对的功能。

有人可能会说：

> 你说对象兼具是与应当，并且对象的存在相对于其他对象而言，而且对象的真存在于谓述当中。那好吧，现在我发出“电脑”的声音，这声音与电脑真的没有区别吗？不发出“电脑”的声音也可以发“computer”的声音，或者干脆别的任何声音。就算不发任何声音我也可以写出某些标示来。或者我干脆抱起它向你展示。好吧，你或许会告诉我，当以“电脑”或“computer”指称它时，这些语言对象所在的我们各自的网络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所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这能改变任何电脑本身的事实吗？这难道不是不改其同一性的电脑在各自的网络内与其他对象发生或许不尽相同的关系的事情吗？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是什么会让你如此费力区分“电脑”和电脑的吗？就算二者都是对象，都有经验形式，你告诉我，你真的没有感觉到二者的差别吗？

那么请他继续告诉我们，他究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他能否不用任何语言对象来描述它？实指定义是有问题的，把亚里士多德拉到我们身边给他展示这台电脑他可很可能一片茫然。把一个狼孩置于同岁的正常孩子的环境中，他感知和思想（如果有思想的话）的与其受教育的人类同胞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他缺乏受教育的人类同胞的那个巨大的、繁复的网络。

的确，感知不会欺骗我们，即使我们是钵中之脑，我们的感觉或经验还是如其所是的真实，而且与我们所说的什么谓述或语言对象迥然有别。很好，的确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在真的事物和假的事物之间，以及各种真的事物之间，我们对它们的差别的感知都是那么的清晰，那么**不可更改**。恰恰是不可更改的感觉误导了我们。但过去对我们来说不可更改的感知的确一再更改。但他也许会说，它们不过是被分析为其他要素了，他不会使自己的立场混淆于心理主义的立场。

确实，任何人都认为眼前的电脑真的存在，是真实的，这种感觉不可更改，即使头一次看到它的亚里士多德，也只是有待将其正确地放置于规范网络内。说到规范网络，我们的承认，一定有一种整体的世界图景使得我们如其所是地感知到电脑或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想象在超验的领域或在神的视野里，一切又是另一番情景。就科学实在论而言，科学是常识路线的精致化，科学处理事物和认识的方式本质上与常识的没有差别，在科学内部在寻求解决当前困境的钥匙很难，因为科学只是存在常识大陆的中间地带。只是在从这个大陆延伸出的哲学半岛，我们才发现以不同旨趣处理这一切的人。哲学不是常识或科学路线的直接延伸，虽然哲学半岛是由常识大陆延伸而来。（我想读者不妨读读《科学实在论和心灵的可塑性》或《科学革命的结构》。当然，要是他对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有所熟悉的话，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对他来说，在这点上到底是什么情况非常明显。）

绝不否认，经验知识中的对象如其所是，但也绝不忘记，经验知识实际处于理由空间之内。是否因果空间的一个 △ 对理由空间的撞击产生一个 ○ 的感知，这是不可认识的；是否我眼前的电脑是因果空间的一只熊，这也是不可认识的；是否真如古希腊人所说的每个人头顶都飞着看不见的精灵，这也是不可认识的。哲学半岛上的居民只能大致做些猜测，设想我们的经验世界不过是另一个超验世界的投影。而且，用不着这样想我们的世界，因为那个超验的世界和我们的经验世界不共同在一个真正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世界当中吗？我们就在经验世界中想问题就好了，即使在这个世界中，一定有被塞拉斯所谓的世界故事呈现于其中，像一个不断改变形状或位置的矩阵，在真正的世界中漫步，投射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及其关系。

哲学家不能放弃对这样的问题的思考，这是他的工作。哲学家的首要工作不是为日常辩护，而是努力超出日常，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回顾日常。蒯因在一篇题为《哲学已经远离了它的人民》的文章中说当代哲学确实已经变得与人民没有关系，但何止是当代哲学呢？

到这里，再想想休谟关于是与应当的困惑。休谟认为是比应当是更容易把握、更为确定吗？在一般的讨论中的确如此。但对休谟自然主义版本的解读里，情况恰恰相反，应当是而非是，或者说规范而非事实，更容易把握、更为真实。只有在一个规范的语境或网络里，在某个对象与其他对象乃至背景或环境的关系中，它才能如其所是，然而它之如其所是，正在于那个背景或环境使然，因而在本性上应当如是。

我没有讨论休谟印象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启示。这个启示涉及到（L’）和（T’）对（L’）和（T’）的投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理解规范和规则的本性，这是我一直想要接近的目标，上篇文章末尾的承诺不得不要在下一篇文章中得到部分兑现了。

2020/3/7
南坪


如何重构“是”（be）的逻辑，由此理解是（be）和应当是（ought-to-be）的关系呢？

是与应当是

这一篇和《不要问意义，而要看使用》，都涉及一个问题：语言项和非语言项是如何接触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思考了塞拉斯最核心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入门。总而言之，必须在头脑中抹除“意义”这种非物和非心的中介物的魔障。

休谟与自然主义

这篇文章会是我进入有关自然主义视野的开端，它使我越来越充分思考“使用一个概念只是使用一个语词”的论题。我预料就自己而言，思想上的另一突破就要到来，我不能懈怠，更不能怡然自得，思考尽管艰苦，但并不乏味。

不要问意义，而要看使用

有些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可能会有人对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语词而感到奇怪。我的确是在谈论理解，理解是关于观念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准备澄清自己的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清楚明白的表达出来。所以，探究我们的观念的最恰当的途径是语言。

理解与理论

先看以下语句：

（1）嬴政是统一六国的人。
（2）嬴政=赵政。

那我们由此能到：

（3）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

但在命题态度语句中，或者一些所谓的信念语句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由如下语句所引起的：

（4）小明相信“嬴政是统一六国的人”。

可是当我们根据（2）而将“赵政”替换（4）中的“嬴政”而得到如下如下语句时，对于小明来说却是假的：

（5）小明相信“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

一开始我们觉得，一旦我们告诉小明，嬴政这个人还有一个名字即“赵政”，问题就解决了：小明会对“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表示赞同。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当小明承认“嬴政=赵政”，并因而相信“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我们也许并未因而感到完全放心，这是因为，也许小明只是将他所谓的“嬴政”所指的**那个人**增加“赵政”这个名字，对于小明来说，无论是对于“赵政”还是对于“嬴政”，现在都指称那同一个人，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未必指称我们原先用“赵政”所指称的那个人：我们的困惑就在于不敢肯定，小明那里的“赵政”是不是与我们这里的“赵政”的所指是同一人。说实在的，我们在命题态度语句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将看到，丢开与之伴随的谓词来谈论一个对象，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的这篇文章想努力表明的一点是，纠结于“哪个人”不是好的同一性问题。

罗素很早就注意到命题态度语句的指称问题，我们对于一个像（4）那样的命题态度语句，实际上可能有两种理解：

（5）小明相信“有这么一个人，他是统一六国的人”。
（6）有这么一个人，小明相信“他是统一六国的人”。

这两种理解被罗素看成是对象“一个人”对于谓词“相信”不同范围（scope）的“出现”。仔细想来这两种理解的确有微妙的差别。对于（5）来说，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的存在与否并不为我们这些对小明的信念进行解释的人所肯定，而对于（6）来说，情况正相反，这样一个对象是我们所承认的，然后我们报告说小明相信这个人拥有“统一六国”这个属性。蒯因在 1956 年的一篇论文（Quantifier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中指出，命题态度语句是内涵表达式，在对象的量化上有一个“暗昧”（opacity）结构。不像（1）那样的语句，命题态度这样的语句内的单称词在指称上是不透明的，因为它不满足指称的可替换标准。指称的可替换标准说的是，对于一个单称词来说，如果它在语句中占据指称位置，那么用任何有相同指称的词项对它们进行替换都不会改变它所在的语句的真值。一个词项能够占据指称位置，是我们对其所在语句及进行有效量化的前提。所谓量化，就是从中分离出变项，该变项为某个或某些谓词所述谓，量化后的语句能够清楚地表明它是在说什么对象，该对象是怎样的。（5）、（6）可以被量化如下：

（7）小明相信“(∃x)(x 是统一六国的人)”。
（8）(∃x)(小明相信“x 是统一六国的人”)。

这两个表达式的用意都是对（4）进行存在概括：既然“嬴政”已经被提出作为一个例证是如此这般的，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说有“这么一个人”（即(∃x)），他是如此这般的。我们的问题在于，（8）的存在概括是不是可靠的？如果不是，那是为什么呢？鉴于命题态度语句存在暗昧结构，蒯因在几十年后的另一篇文章《再论内涵》中提议引入一个信念语句算子 B，Bm表示将某个信念语句归于小明（Ming）。这个算子的作用是，将小明的信念内容重构为对象和谓词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去掉引号，而直接谈论小明的信念内容，从而把内涵语句变成外延语句，因而能够在外延逻辑中处理它了。它对信念语句的翻译图式如下：

BmFx1x2x3…xn≡ Ming believes “F” of x1x2x3…xn。

这个图式右边公式是把小明（Ming）信念内容看成是，他相信对象 x1、x2、x3等等（也可能只有一个对象）对于某个谓词“F”的关系，即相信某些个对象及其述谓。左边的公式是用 Bm语句算子将右边的公式改写后的结果，“≡”是个双条件句符号，表示“当且仅当”，当然这也表明左右两边的公式是互相定义的。这样我们就能够把（7）和（8）翻译如下：

（9）Bm((∃x)(x 是统一六国的人))
（10）(∃x)(Bm(x 是统一六国的人))

我们把“统一六国的人”看成一个像“狮子”或“首都”那样的指称若干（也许是一个）对象的普遍词项，将它缩写成“L”，就会得到更符合上面那个翻译图式的语句：

（11）BmLx
（12）(∃x)(BmLx)

从（11）和（12）我们很容易理解信念语句算子的作用：它将一个人信念处理成谓词与对象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制来探讨我们最初的困惑，小明相信嬴政是统一六国的人，但不相信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改写，我们是能同意，小明是相信，有某个对象，它是如此这般的。“如此这般”在这里正表示那样一个谓词“L”，即“统一六国的人”。到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把小明的信念翻译成对象和谓词的关系，我们的用意是，对于小明信念，对他来说，他只是相信谓词与某个些对象有关系，在具体说明这些对象是什么之前，我们可以放心地让他这样说。这同时在暗示，不能把小明的信念里的“嬴政”（对象）和“统一六国的人”（谓词）分离开来，我们必须记取**不是对象决定了谓词，而是谓词决定了对象**，像“Fx”这样形式的表达式，“x”对“F”的关系犹如枝叶对其所嫁接的植株的关系，将它们分离开来是没有意义的。

小明否认“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他可能是说，“不对，统一六国的人就是嬴政”。我们如果问他一个对他来说的反事实条件句“如果嬴政没有统一六国，他还是不是嬴政？”他可能会首先反问我们，“你说的代词‘他’是谁？”确实，代词“他”成了一个疑问，因为它的作用正相当于量化中的那个“x”，我们正是在这里与小明的信念发生冲突的。小明可能紧接着对我们说，“‘他’如果是统一六国的人，我就叫‘他’嬴政，如果不是统一六国的人，我就不叫‘他’嬴政，因为，**统一六国的人就是嬴政**（请注意这个主谓词顺序）！”我们接着问他，“如果‘他’是统一六国的人，但不叫嬴政，而叫赵政呢？”小明可能有两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说，“如果是这样，我将收回我的断言，而相信‘赵政是统一六国的人’；但我仍坚持的是，统一六国的人是不变的，无论他叫嬴政还是叫赵政。”第二种是说，“如果统一六国的人不是嬴政，而是赵政，那我可以理解，是另外一个人统一了六国。我们可能在谈论两个人乃至两种历史可能。”

我们与小明的这番对话说明，我们所以不能对小明的信念提出像（10）或（12）那样的量化，正因为对于小明来说，“嬴政”这个对象是由小明对“统一六国的人”这个谓词决定的。在我们试图量化他的信念语句时，我们对谓词比较放心，我们认为，提出任何像 BmLx 那样的信念，无非是说，某人相信有某个对象与谓词 L 有关系中，只要他不进而指出这个对象来。小明的回答让我们明白，与其说他相信可以把某个对象归入谓词 L 下，不如说，谓词 L 就**是**那个对象。所以，量化图式“x 是 L”中的“是”是一个系词，而不是“=”，后者表示的是同一性。但对于小明来说，他实际的信念可能是“**统一六国的人**是**嬴政**”，这样的“是”不是系词，而是“=”了。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可认为他是把“统一六国的人”与“嬴政”都同样看成是一个谓词，也就是说，“嬴政”并不占据一个指示词的位置，而其实是罗素所说的摹状词。“嬴政”不是为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所拥有的名字，就像在量化逻辑中能够替换变项 x 的用于为实体或对象命名的 a1、a2、a3 等常项那样。实际上，我们中一些人的确对“嬴政”这个词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可能说，“假如统一六国的人不是‘嬴政’，那也可能会有‘赵政’、‘陈政’、‘魏政’等等”；但我们也可能说，“统一六国的人的就是嬴政”，这就是我们对于“统一六国的人”这个问题上的两种微妙的理解。

如果单称词项实际上是一个摹状词，我们是可以用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把它改写成带有一个变项的表达式。例如，我们可以把“嬴政”这个摹状词改写成(∃z)(x)((x=z)≡…x…)的形式，这个表达式可以读作“有一个 z，对于所有的 x 来说，x 都是 z，当且仅当…x…”。“…x…”是一个含有 x 作为变项的开语句，也就是我们省略的对“嬴政”（即公式里的 z）的描述。这个摹状词表达式是说，只要有某个对象 x，它满足“…x…”这个描述，那我们就说所有这样的 x 都是 z。我们最终想说明的是 z，但因为 z 本来是一个单称词，通过这样的改写，我们为它找了一个附加的变项 x。说所有的 x 都是 z，在我们当前的问题里，这无异于是说，所有的满足“…x…”的 x，其实都是“嬴政”（它占据“z”这个词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名为“张三”的人做了我们实际历史中的“嬴政”所做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张三”就是“嬴政”，如果是“李四”，情况也是如此，以此类推。在这个时候，“嬴政”的确失去了指示词的地位，而变成一个摹状词。

一旦我们从单称词中分离出变项来，根据量化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带有变项的限定摹状词带入量化之中了。然而一旦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小明的信念里，“嬴政”一词的作用和地位无异于“统一六国的人”，它们之间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了，谈论“嬴政”就是谈论“统一六国的人”，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劝他以摹状词对待“嬴政”呢？当然可以，特别是当我们将上述分析向他说明后，我们预料他会对此表示同意，以至于他宣称这样的分析使得他比之前更理解自己的信念了（的确，分析就有这样一种作用）。但他仍然可以在不否认上述分析的前提下继续把“嬴政”作为一个指示词看待。按照卡普南的说法，当“嬴政”在小明那里是一个**生动的**（vivid）指示词时，他就可以继续使用“嬴政”而不与我们上面的分析冲突。这意味着一个相应的条件必须加入到关于他的信念的逻辑中，即(∃x)Bm(x=a)。在小明这个例子中，就是说(∃x)Bm(x=嬴政)。对于他的那个信念来说，本来我们只同意“BmL 嬴政”，而不同意对它的量化“(∃x)(BmLx)”，但既然对于小明来说，任何在对他的信念进行量化的变项“x”都是“嬴政”，那我们直接将“BmL 嬴政”的“嬴政”替换成“x”而变成“BmLx”，从而当然可以得到“(∃x)(BmLx)”这个量化。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由此我们能得到什么安慰呢？生动指示词正如克里普克所说的**固定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或者如有的哲学家所说的**真名**（proper name））。生动指示词这个说法就是个隐喻，它提示我们：小明就像亲自看见过“嬴政”这个人，并亲眼目睹了他所做的统一六国的事，他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嬴政”，因此任何做了统一六国的事情的人，他都知道“他”（x）肯定就是嬴政（a）。在更一般的情形中，某个人把任何一个名为“a”的对象看作是具有某个属性“F”的东西，无论以后他再什么碰到任何“是 F”但又不叫做“a”的对象，他都坚持认为，这些对象其实**都是**“a”（即 x=a）。我们必须说，生动指示词“a”必须是一个本质概念，它不过就是一个伪装了的谓词。对此，蒯因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 知道或者相信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时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这样一个概念，完全以语境为转移。有时，当我询问某个人是谁时，我们看见那张脸而需要知道他的名字；有时，情况与此相反。有时，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社区里担任什么职务。（生动指示词）这个概念就自身而言是空洞的。（《再论内涵》，112-113）

只是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很明白这其中的问题所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弄清楚，例如，什么是谓词，以及谓词于对象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提出一个表示变项与谓词的关系如“Fx”这样形式的语句，但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只有单称词的内涵语句量化。对于“Fx”这样的语句，即使被放在一个人信念中，形成了一个内涵结构，它也是无害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将任何确定的对象与谓词“F”绑定，“x”所指称的对象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但因为它是由“F”所述谓的，仍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一个语句可以是无指称的，但仍然是有意义的。“F”被叫逻辑学家做谓词字母，它只是用来表示一个带有某个或某些变项的开语句（open sentence）。在形成任何的开语句上我们是自由的。对于一元开语句，我们可以有“**是杀死关羽的人”、“我们想要打的猎物是**”；对于二元开语句，我们可以有“**比**大”、“**是统一**的人”。我们可以有 n 元开语句。开语句就是一个等待填入对象名称的有缺口的语句，而我们一般所说的谓词可以被看成是那个缺口位于末尾的开语句。如果我们可以把开语句看成是“**图式**”（schema），那更可以明白的是，就开语句或谓词的和对象的关系而言，**对象是因开语句或谓词而被决定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把一种对象选定出来，必然已经是因为有了某个谓词。谓词是对对象的谓述，正是在这种谓述里，我们的对象才产生出来，任何对象都是言说方式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总而言之，**变项是谓词的伴随物**。

在结束这个关于信念逻辑的讨论之前，我邀请读者一起思考下面几个语句：

（13）小明相信“美人鱼吻了杰克船长”。
（14）小明相信“飞马战胜了龙王”。
（15）俄狄浦斯相信“我杀死的是仇人”。
（16）俄狄浦斯相信“我娶的是皇后”。

顺便说一下，在我们看来，俄狄浦斯杀死的是其父亲，娶的是其母亲。在讨论到命题态度语句的“暗昧”结构时，许多哲学家就特别喜欢引用俄狄浦斯的例子。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也提到了这个例子。我们不妨将之与小明的例子一起最后做些思考。对于俄狄浦斯来说，那个他杀死的人当然是具有同一肉体、在时空中占据连续位置的物体，他是亲身指定这个人为“仇人”的；对于那个他所娶的人，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也是亲身指定这个人为“皇后”的人。但是，如果你一旦告诉他，他杀死的那个人其实是他父亲，而他迎娶的人其实是他母亲，他会如何反应呢？在此之前，俄狄浦斯曾相信，“我杀死的是仇人，迎娶的是皇后”，而现在他明白了“我杀死的是我的父亲，迎娶的是我的母亲”，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满意。可能不会有人会责怪俄狄浦斯，因为他杀死自己的父亲时、迎娶自己的母亲时并不**知道**那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在对信念逻辑的语句中不用“知道”这个谓词）。但俄狄浦斯知道这一切后会自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和俄狄浦斯的有各自的信念，而且，我们都是以同一的肉身作为识别一个人的身份的基础的，可我们恰恰就在这里遭受了折磨：依据同一的肉体所鉴别的身份因结合不同的语境（即我们所说的代表开语句的谓词 F）而变得迥然有异——它们实际上变成不同的对象，但我们顽强的肉身同一原则抵制了这一结果。我们的痛苦并不来源于对谓词所表达的属性误判本身，而是执着于以某个其实并不万能的同一性条件。真正应该背负罪责的是日常语言中的那些个体化原则。

2019/9/19
江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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